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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王仲闻是祖父王国维8 位子女中从事文史研究并有显著成就的唯一一人。不过在专业研究和古籍出版的小圈子外，因为个性和职业经历关系，他并未得大名于世。近年来，他曾任职多年的中华书局陆续发现他遗存的一些工作档案，重版了他的多种著作，渐次引起学界关注。
浙江大学的郭汾阳（散木）先生接连在《团结报》、《大公报》、《博览群书》、《书品》等海内外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关于父亲的文章（见《博览群书》2010 年第九期《由〈全宋词审稿笔记〉出版想到的》）。郭先生与我家并无过往，如此热心和执着地从事相关写作，令人钦佩。不过郭文引述父亲的生平多有错误，如说父亲“因为父亲死后家里贫困，中学未毕业即进了上海的邮局参加工作”，其实他退学是因为参加学潮，祖父1919 年末与罗雪堂先生的通信中曾述及；而入邮局参加工作早于祖父去世7 年，见于《王仲闻生平事迹简表》（《全宋词审稿笔记》书末附录）。郭文变换篇题，一再面世，许多亲朋友好来电质询或表示关切。作为父亲晚年与他共同生活时间较长的子女，我觉得有必要向世人多介绍一些父亲生平和治学的具体情况，以期告慰敬仰王氏“家学”的学界人士和各方友好，消弥若干流俗不实之词。
一
家父名高明，仲闻为表字，后来发表文章常用此名。他生于1902 年，为祖父静安先生次子，幼年曾随家人迁居日本，后来在海宁乡里读书，已表现出聪颖的秉赋。1916 年祖父定居上海后，他考入工部局育才中学，曾与若干同学组“嘤鸣社”，每一二周作诗一次，评定甲乙。又与长兄潜明合作自办一文学双月刊，载诗词、散文、小说，以蜡版油印，他本人这一时期的作品，有《明月梅花馆诗草》稿本存于世。前有长兄王潜明化名王伯山所作序，称“迩来天方荐瘥，邪说弘多，斯文委靡，大道衰微。学者或数典忘祖，见异思迁，而醉心西学，以我国文学为陈腐而不之习，或离经叛道，好标新奇。……我同人惄焉忧之，乃力谋复古，相倡为诗”。兄弟行中他与大伯年岁相近，最为交契，思想倾向也是十分接近的。1919 年，他担任了育才公学学生会副会长，崭露头角。每逢圣诞节，学校都要放假开会庆祝，他和二位爱好古文的同学要求学校在孔子生日也放假庆祝，校方不予理睬，他们三人这天就没有去上课，第二天学校张贴布告，把三人开除了。父亲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此后一度在离校学生会开办的免费学校中任髙级班国文教员。
祖父也认为他调皮，要他考邮政局（当时公认的铁饭碗）。我大伯、三叔、四叔都遵循祖父的意见先后考入海关（当时公认的金饭碗）。东明姑姑后来追述：“我们这一代中，二哥天赋最髙，也最爱古籍与诗词，如以他的资质与兴趣，能追随父亲继续钻研国学，日久必有成就。而父亲无视他的爱好与秉赋，竟让他进入邮局，以获得较佳的独立生活工作，当是以自己亲身经历到的宝贵经验为鉴。”祖父还很快安排了他的婚事，想用家庭拴住他。当时通知他婚前赶回盐官老家。结婚前夜，天黑了还不见他的踪迹，急得家人摇船去火车站接，沿途遇到来船都大呼其名，一直到车站码头也不见人。等半夜船回到老宅，他已回家多时，其实他是碰到了找他的船，故意不答应。后来他跟我谈起早年经历用了两个新名词：罢课、逃婚。
父亲进入邮局后，在基层工作了几年，由于表现出色，很快调入邮政总局，抗战胜利前已做业务处副处长。在同事中因为知识丰富，他被誉为“博士”，在总局是有名的笔杆子。祖父去世后，第二年家眷南归，父亲虽然很想继承祖父的藏书，但为了解决家人的生活资费，祖父手批手校的190 余种书，经清华国学院同事陈寅恪、吴宓、赵元任诸先生商议和斡旋，最终让售北平北海图书馆，馆方给价五千元。但父亲天性好读书，有余钱就去买书，自述业余爱好是“研究词章，浏览各种有关古书”。当时虽然没有写什么著作，30 年代唐圭璋先生的词学集子里已经屡次引用他的见解。
二
临近解放，邮政总局筹划迁往台湾，机关先撤到上海，局长谷春帆和父亲已拿到去台湾的飞机票。他们商议之后，认为国民党政权已无希望，选择了留在大陆。解放后新的邮政部在北京组建后，父亲任秘书处副处长。他对新中国满怀憧憬和希望，积极参加政治学习，买了整整一书架马列原著，并认真地通读过；他借助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收听俄文教学节目，半年多自学学通了俄语，可以自如地看原版马列著作。记得有一次我在背初中政治课上讲的“国家是阶级统冶的工具”，他立刻从书房搬出一本外文原著说“你读的文句，原文出在这里”，他的记忆力实在惊人。1950年在北京, 有一位张雄飞先生从广州调来，住在邮电部家属宿舍的四合院里。张先生当时是象棋界的名人，有多种专著行世，据说晚年担任过中国象棋协会的名誉主席，我们小孩子对他崇敬万分。夏天大家在院子里乘凉聊天，父亲和他摊开棋盘对弈起来。我先回屋睡觉去了，第二天早上问父亲胜负如何，他回答说第一盘输了，后两盘都和了，说着就从书柜中搬出一大摞棋谱说：“我就是凭着这些棋谱和他下的。”我十分诧异，平时从不见他下棋，居然有这样的不凡功力。
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开展，我们全家积极响应号召。大哥王庆新在上海交通大学参军；二哥王庆同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参军；姐姐王令三在北京协化女中参军；我在北京弘达中学也报名了，只是年龄偏小没有被批准。父亲对我们的行动都是支持的。
50 年代初，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先生（祖父在清华研究院时的助教，也是祖父的表外甥）找到父亲，希望能把祖父王国维的珍贵遗书、遗物赠给北京图书馆。父亲和在大陆的五叔、六叔商议后（在台湾的继母、弟妹通讯已断绝），将家中的祖父手稿（包括著名的遗嘱）和信札等全部无偿送交北图，总共有两木箱之多。现在想来，应该感谢赵万里先生的热心操持，这批珍贵文献当时一直留存我家的话，“文革 ”劫难中必然会散佚尽净。
邮政部改组北迁后，当时部内领导曾将父亲列为统战对象，登门探视。随着排浪般的政治运动，他的处境很快恶化。1951 年审干运动中，父亲交代了抗战中曾参加过一个中统举办的邮件审查培训班，学习期间见到过特务头子戴笠，从而在政治上被认定为不可靠分子。不久邮政部某领导找父亲谈话，说依据他们掌握的材料，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父亲否认，领导说：“你没有入过国民党怎么会做到处长？”父亲也来了火气，说：“我是凭本事当的处长，不是靠入国民党、共产党做上处长的！”这一吵不欢而散，很快父亲被定为特嫌，结论为“曾经受过特务训练，态度不老实，撤职登记”，去北京邮局参加劳动，天天在外面竖电线杆。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从来没有承受过这样的重体力劳动，每天回家身上、衣服上都是沥青。他在母亲和我面前从不表示不满，怕我们受负面影响。后来，又安排他到地安门邮局卖邮票。工作繁重，但他很出色。邮局的汇款柜台谁都不愿去做，因为当时规定钱款若有缺失要按一定比例赔偿，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人工资只有30 元左右，赔上几块钱就会影响生活。父亲主动要求去汇款柜台，深得员工们的好评，但分局长对他甚为不满，因为这个惩罚人的岗位被他一个人揽下了。父亲曾骄傲地说他干了好几年，一分钱也没赔过，可见他头脑明晰之一斑。
三
离开邮政部以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到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去。他早年虽已达到很高的学术造诣，但写成的东西很少，到这一时期由于境遇的刺激，开始写文章，很快就在文史考据、诗词研究方面显露特殊才能。先是屡次对各家出版社的出版物提出书面意见，指正错讹，后来又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对当时重编《全唐诗》等学术热点问题提出中肯意见，受到关注。1957 年夏《南唐二主词校订》出版，他据所见各本互校，并辑录各种选本、笔记、诗话、词话及互见各词之总集、别集参校，质量很高，受到专家好评。这几年中，他生活忙碌、充实，积稿盈尺，与唐圭璋、夏承焘、王利器、王重民等学者往复切磋的信件不断。当时我正在上中学，作为他身边唯一的子女，也帮忙做一些领挂号信、取款费、用自行车驮回大部头书的杂事。1957 年的“反右”运动，使我们全家的命运急行下坠。当时报纸上有批评邮局糟蹋人才的舆论，当局认为他提供炮弹向党进攻；另外，他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位编辑筹划办一个同人刊物《艺文志》，以交流文史考据方面的文章，也成为罪状之一。运动一起，父亲被邮局宣布为右派，开除公职。若干年后，又发现他不在正式的右派名录中，个中内情，谁也讲不明白。二哥王庆同在南海舰队工作，因拒绝揭发好友的右派言行，被上纲上线划入反党小集团，送广西边远农场改造。我正在武汉测绘学院上二年级，因班级工作与党员干部意见分歧，也被划为右派，遣送到新疆。姐姐在华北空军北京无线电修配厂工作，鸣放时向上级提意见，此后被迫转业。大哥在北京防化研究所工作，结果也被定为右倾分子送川藏边区连队当兵。一家人至此可谓覆巢。我们全家工作学习力求完美，作风正派，生活朴实，结果都成了悲剧式的人物。这是家族性格上的弱点，以至于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还是当时社会机制下的必然？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中华书局主持人齐燕铭、金灿然和文学组组长徐调孚爱才若渴，冒着政治风险招揽父亲做一名不在编的临时编辑。因家远，他常住集体宿舍，以节省时间精力。短短几年，他的学术成果如泉涌地，点校的著作陆续出版。《南唐二主词校订》、《李清照集校注》是他古籍整理的代表作。其他独立和参与整理校订的古籍还有《诗人玉屑》、《唐才子传》、《读杜心解》等，在《全唐诗》、《全元文》等历代大型总集整理方面，他的贡献尤其突出。作为《全宋词》的责任编辑，他与唐圭璋先生之间的通力合作、真诚相待可谓学林典范。前后共计补词一千六百首，改正补充小传三四百人，举出错误不下三四千处。又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出二十多万字的《读词识小》，内容为有关宋词作者生平、作品真伪、归属以及词籍版本的考订。沈玉成先生认为“其严谨和精审与以往任何一种高水平的词学考订专著相比都毫不逊色”。令人痛心的是，手稿在“文革”中遗失，今天我们只能从影印出版的《全宋词审稿笔记》，依稀想见它的风貌。
当时，全家都背负着政治包袱，身份有若贱民，父亲肩上的压力最大。他的检讨中提到，即使是徐调孚先生这样的知交，一看到他落座，也要把手头正在读的《参考消息》收起来。另外，还要定期向居委会、派出所汇报思想，接受“看管”。母亲是家庭妇女，理解不了残酷的现实，身体垮了，瘫卧在床，四个子女均不在身边。父亲要承受照料她生活的重担，一日三餐常常是烧饼加糖开水。有一段时间母亲住到了外地哥哥、姐姐处，他索性住进了中华书局在翠微路的集体宿舍，躲开外界的尘扰。当时在中华书局临时任职的吴玉如先生，处境与他相似,有《赠王仲闻》诗留存:
朅来自漫吟孤陋，老去君能拔困穷。
李杜诗名千载尚，艰难苦恨一时同。
交亲文字炎凉外，牢落生平肝胆中。
拨检陈编结相识，取看仁辅腐儒躬。
吴玉如先生另有一诗《寄中华书局赵王沈等》。据其哲嗣吴小如先生说，其中的“王”也是父亲。虽然诗作年份不详，但大致可以见出他们这个群体当时的生活状态和中华书局对他们的关照。
四
1961 我和父亲分别四年后重见，两个“罪人”相见时都极力回避1957 年的话题，只能说一些生活琐事。父亲将他的一件厚人字呢大衣送给我，以抵御大西北的风寒。沈玉成先生文中提到父母去中华书局报到的情形，父亲当时穿的就是这件大衣。
1968 年我又得到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当时父亲已被书局清退回家，不过风暴还没直接触及到他，他身体状况很好，仍沉浸在古典文学的世界里，每天只睡很少时间，不停地写东西。我劝他不要太辛苦了，这类著述不可能再发表。他回答说只要活一天就要写下去，不管出版不出版，将来总会有用。有时还能看到他如痴似醉地吟诗唱词。后来见到姑姑的回忆文章，祖父也有这样的行为，真是一脉相传。父亲常自比为宋朝人，宋人词有“爱它风雪忍它寒”，而古典文学为他营造了抵御外界“寒流”的净土。据他档案，这一年所写的交代材料，完成的学术著作已有近百万字。只是他这两三年间与学术界已经基本隔绝，所作的工作进展到何种程度，鲜为人知。我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较悲观，认为国家前路茫茫，再无平反出头之日。父亲劝我要用历史观点来看问题，努力掌握专业知识，将来国家形势好转，总会有施展的机会的。
不料第二年他无端卷入了“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朱、谷为父亲旧日同事，时任邮政部正副部长。专案组说他们是国民党有计划潜伏下来混入政府内部的特务集团，株连了不少人。父亲家中有一个五灯的电子管收音机，其中有一个电子管在收发报机上也可以兼用，属于被管制的无线电器材，于是认定我家为秘密电台，父亲是收发报员。专案组对他进行了持续的隔离审讯，又组织居民不分昼夜开斗争会。父亲不堪凌辱，终于置瘫卧的母亲于不顾，撒手人寰。此前，他曾去过颐和园鱼藻轩祖父当年投湖自沉的地方徘徊，只因游人如织，只好放弃“效止水之节”。当时家里只剩下一间房，为避免对母亲的直接刺激，他喝了大量敌敌畏，死在院内的公共厕所内，随即被定为畏罪自杀，家中两千多册线装书由北京文物保管所取走，其余藏书和历年文章底稿、资料、集邮册都散佚焚弃了。母亲病情加重，几个月后也在海宁乡间去世。哥哥姐姐商议不告诉我父亲的死讯，连续两封家信退回后，我警觉起来，写信责问，才得知实情，此时已是1970 年年底了。他的冤死，是被险恶政潮裹挟，与笃爱文史并无必然联系。如果他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里不亲笔砚，不思著述，只求苟延性命，那样的人生，难道不会留下更大的遗憾？
父亲一生落寞，谢世以后没有任何形式的纪念，骨灰也下落不明。我们兄弟姐妹在父亲的教导下，都能努力工作，无愧于祖父“谨慎勤俭、不至饿死”的遗训。在国势鼎盛的大好形势下，第三代表现更为出色，有博士四人、硕士二人。犬子王亮从事目录版本研究，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专家组成员，目前正在从事《王仲闻文存》的辑集整理。时代总是进步的，父亲终于被学界认可，被社会认同，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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