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豁达人生，心如海天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8:11:20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周谷城（1898-1996）, 湖南益阳人。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著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影响深远。 激扬在历史的漩涡中 周谷城穷其一生， 书写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而在他百年之后，关于他和他的一生事业，也成为人们口口传诵的“历史佳话”。 1898 年 9 月 13 日，周谷城出生在湖南益阳县汾湖州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母亲是一位刚强的妇人，虽未上过学，那种不畏困难的脾性却深深影响了周谷城——当然，母亲遗传给他的，不仅仅是倔强，还有高寿的基因。 在周氏族学接受的古典经学教育，为周谷城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从 1906 年到 1913 年，少年周谷城不仅熟读《诗》、《乐》、《春秋》等典籍，对《资治通鉴》等史书也不放过。那时的他，极其倾慕孟子的文章，也正是这些文章，为他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1913年，15岁的周谷城离开家乡，考入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从省立一中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那段时光，是周谷城求学的黄金时代，因为一个崭新的世界，就此对周谷城打开。 1917 年，周谷城从湖南省立一中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英语部。按照周谷城的本意，是要考北大政治系的，但他没有钱负担不菲的大学费用，高等师范虽比大学低一级，但吃饭、穿衣、买书都不要钱，所以周谷城最终选择了前者。读书期间恰逢“五四”运动爆发，学校天天罢课。利用这段日子，周谷城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和许多哲学原著，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也包括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的，甚至还涉及到“机能心理学派”、“构造心理学派”、“完形派”、“本能派”等心理学学说。 1921 年，周谷城回到长沙，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执教英语和伦理课。少年时代的周谷城就有一股子“蛮劲儿”，那时囫囵吞枣般地看完英文原典《迈尔通史》，虽然最初只懂五六成，待书看完，再翻其它英文西史时，竟全然懂得了。到长沙以后的周谷城依然沿用了他的 “独门秘笈” ——他函购了两套《资本论》，分别为德文版和英文版，计划用十年时间专门攻读！ 天生的敏锐加上后天的努力，周谷城的学术之路一直以来都很顺畅：1923 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译作《实验主义伦理学》；1924 年，出版《生活系统》。这本书其本人很看重，自谓一生治学“实在是依这个框框而进行的”；1930 年，周谷城南下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教授。从这年开始，他编写出版了《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社会之现状》三卷中国社会史论，成为他日后编写《中国通史》的基础。 1939 年，周谷城积多年研究之功，著述出版了 80 万字的《中国通史》，由于该书运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分析方法，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但真理无法被压制，《中国通史》虽在杭州、西安等地被没收，书店交涉完后照样流行，直至建国以后仍被多次重印。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1942 年，周谷城受聘于迁址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从那以后，他便有了挥之不去的“复旦情结”。有道是“十年磨一剑”，1949 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共三册）也正式与读者见面了。这部书中，他打破了“欧洲中心论”，以文化发展为线索，描述了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相互联系、日趋融合的现象。这独特的体系和框架，为《世界通史》在海内外均赢得了公认的史学价值。 周谷城自言，一辈子只干了三件事：教学、科研和反帝爱国。 新中国成立不久， 毛泽东来上海视察时， 周谷城在座谈会上谦虚地说：“我是个不争气的人，我怕死”。他口中的“怕死”，其实是指大革命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躲去上海译书、卖文为生的那段日子。当然这样的自谦之词谁也不会相信，毛泽东当即摆摆手说：“不要紧，没有人怪你。”其实，周谷城早已用行动证明了什么叫“铁骨铮铮好男儿”：1925 年至 1927 年大革命时期，在毛泽东的引导下，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并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周谷城创办社会科学讲习所，向沦陷区青年传播爱国主义思想；1946 年，他又参加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作为大教联组织的中坚分子，周谷城的名字上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名单；1947 年，周谷城支持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与翦伯赞等人起草了一份反蒋民主宣言，在《大公报》上公开发表，被开了天窗。 上海解放以后，周谷城的事业迎来第二春，与此同时，他开始涉足政界，身影更见忙碌了。（周谷城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但无论官衔的变化有多大，周谷城念念不忘的是他“复旦大学教授”的身份。据他的学生李春元介绍，只要是复旦人邀请周老回学校做讲座或是题字，他从不回绝；工资也从来是自己亲自到复旦来取，直到身体状况不允许，才叫儿子代替。 与伟人半个世纪的往来 据李春元老师回忆，周谷老上课经常引经据典，并常常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当前时事结合起来。在当助教的那段日子里，李春元总是帮他拿着地图，关于每一个时间、地点、音译人名、地名， 周老从来就不含糊， 在他带有湖南乡音的讲课声中，历史画卷铺开来又卷回去，让听者为之着迷。当然，一场历史大餐中不可缺少的“佐料”，是周老对毛泽东的回忆。  毛泽东与周谷城亲切握手 毛泽东与周谷城虽是老乡， 但两人的相识， 却是在1921年，周谷城回到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以后。那时毛泽东在第一师范附小任主事，通常吃罢晚饭，毛泽东就来到周谷城的住处，与他促膝长谈。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不少共产主义小丛书的周谷城，和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之间，自有说不完的话题。有一回，毛泽东在周谷城的书架上见到英文版的《资本论》，就故意笑问他：“看这个，你不怕惹乱子吗？”周谷城同样笑答：“我不相信会有什么乱子。”自此，两人引为知己。 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周谷城先后参加农民讲习所、 农民协会等， 履行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周谷城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离开武汉前往上海，自此与毛泽东失去了联系。 等到两人再次见面，却是十八年以后的重庆谈判期间。当时身在重庆的周谷城从《大公报》上见到一条通栏标题《毛泽东先生来了》，原来是时任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的孙科要举办座谈会，欢迎毛泽东。于是周谷城特地在开会前的几分钟侯在会场门前，远远地，他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走过来，他身穿蓝布衣服，头带白色邮帽，手拿一根手杖，不是毛泽东又是谁？周谷城迎上去，握住他的手，因为太过激动，半晌没有说出话来，还是毛泽东先开的口：“你是周谷城先生吗？” “是的。”周谷城声带略紧，再次见到毛润之先生，他委实激动。 毛泽东缓缓地举起手臂，在空中做了一个手势， 用带着陕西音的湖南话说：“一十八年了！”说这话时，毛泽东的眼眶里分明噙着泪珠，周谷城也忍不住流下眼泪。 “润之先生，你过去胃出血的毛病可大好了吗？”周谷城还记挂着毛泽东的身体。毛泽东爽朗一笑，恢复了领袖特有的幽默：“我这个人啊，生来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 周围的人都笑了。也许只有细心的人，才能体会平淡话语中的情深意重。 毛泽东的确很喜欢这位湖南故旧，去上海时，总会把周谷城请去叙谈；周谷城到北京，毛泽东也不忘邀他去中南海，古今中外，天南海北，畅谈一番。到了吃饭时间，就留下周谷城一起用饭。喜欢游泳的毛泽东，有时还邀周谷城一同下池。1956 年“双百”方针提出之后，毛泽东邀周谷城来中南海，寒暄之后问他：“你能游泳吗？” 周谷城说： “少年时在家乡的小河或池塘里也可以浮游十几码。不知现在还浮得起否。”毛泽东说：“试试看。” 于是两人换了泳装， 一同下水。 毛泽东从深水处下水，周谷城则从淹至脚背的浅水处小心翼翼地往下走，但一直不敢到能够没顶的深水里去。在深水中悠然自得的毛泽东见周谷城仍在浅水里，就招呼他：“来呀，到这儿来！”周谷城打趣道：“我这个人哪，既不能深入浅出，又不能由浅入深。”一番话说得毛泽东哈哈大笑。 游毕上岸， 毛泽东拿出一本线装 《汉书》，翻至《赵充国传》说：“赵充国这个人当年主张西北边疆屯田，很能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初，赞成他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不信的有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慢慢地有人赞成了，最后，相信的十之八九，不相信的、反对的只有十之一二。可见，真理要人家接受，总要有个过程的，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但要坚持。”毛泽东说这番话是有用意的：当时周谷城正在报刊上同人辩论学术上的问题。毛泽东的话，是要鼓励他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 大约是 1958 年秋，毛泽东与叶剑英、刘伯承、贺龙几位元帅，还有徐特立、 林伯渠几位老人到上海， 吃晚饭时把周谷城也叫了去。周谷城风尘仆仆刚一进屋，毛泽东即拿了一本《新建设》杂志，把周谷城拉到一间小屋里对他说：“你的逻辑论文写得很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原来，周谷城因不满于苏联方面一些有关逻辑的著作，曾在《新建设》上发表过一篇《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这在当时“一切向苏联看齐”的情况下，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关杂志转告周谷城说：“反对你的文章太多了”，对此周谷城也难免感到压力。所以毛泽东的这番话，勾起了周谷城的无限感慨：“我很孤立，火箭炮冲起来，我也有些受不了。”周谷城说。 “你不孤立，你的意见有人赞成。毛泽东说。 “意见虽有人赞成，”周谷城说，“但火箭炮冲起来总不好受。” 于是毛泽东说：“有什么了不起，辩论就是嘛。有人在人民大学的一个刊物《教学与研究》上写文章，说你的观点有道理。”果然，过后不久毛泽东就给周谷城寄来几本刊物，里面折了角的地方，均是作者对周谷城意见的支持。 不仅毛泽东支持周谷城辩论，事实上，这也是周谷城本人的学术理念。在他看来，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是极其必要的，但切忌“霸道”作风，应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所以周谷城在报上与胡适、冯友兰、熊十力等均有过辩论，结果并没有伤和气，反而促进各自的反思。 一身傲骨的“湖南蛮子” 水洗发白的布褂子， 清矍的面容， 戴一副深色眼镜——这是周老留给人的外在印象，或许这不是一个和蔼老人的典型装扮，不过在他的学生李春元看来，恩师的情谊就像陈年老酒，愈久弥香。 一切要追溯到1958年大跃进前后，学校响应政策， 决定加快培养青年教师，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班。对此，周谷城并无觉得半点不妥，而且将自己的教书心得倾囊传授。李春元即是这批青年教师中的一员。 “我是1959年接周老世界古代史的课，教学大纲和讲稿在讲课前都要给他亲自过目，第一次上课时，我记得那时班上有九十多个学生，心里有些紧张……”说到这里，年过七旬的李老师忍不住留下了眼泪，他显然是想到了什么。平抚了一下情绪，李老师接着说：“后来我发现周老亲自来听我的课，他站在学生中间，有时翻翻学生的笔记，就那样听了一节课，这个场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课后，周谷城告诉他，上课要分章节， 条理要清晰， 因为世界史中有很多音译名词学生未必明白，所以需注意板书的书写，要善于用地图……他把他认为重要的东西全都告诉了这位接班的年轻教师。 事实上， 周谷城对于自己的学生也是期望甚高：在李春元教授家里，笔者见到一封周谷城写给李教授的亲笔信，里面谈到关于招收博士生的问题：“刘心勇既已确定为博士生，我无异议。只希望他在三年内，能选一种外语加工，做到能运用自如。并到哲学系选读一门西方哲学史、一门中国哲学、一门人类学……”信写于 1987 年，还是竖排格式，末尾写着“此致敬礼”，一切都带着陈旧的气息，但是其对博士生的培养理念，在今天看来也远未过时。 热衷历史教学如斯，现实中的周谷城却未能逃脱历史的悲剧： “60年前（1949年）的4月26日，我和父亲周谷城，母亲李冰伯一起住在当时复旦大学的教师宿舍徐汇村 18 号（现在二号楼）。当天，天还没有完全放亮，只听见枪声大作，还有机关枪的扫射声，我们惊恐得不得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爬起来看外面，发现我们住的徐汇村被许多枪瞄准了。父亲母亲立即就清楚了，这是对复旦大学师生的大逮捕。我父亲回到房间，安慰母亲和我说：‘蒋介石要放起身炮了，他们要逃了。’我看着父亲把西装穿得整整齐齐，还认真把领带结好，整理了头发，显然是作好准备，预备被捉去。他对我们说：‘否则一捉到我，衣服也没有穿好，蓬头散发，像罪人一样，走在路上多难看啊！所以我收拾得精精致致地等他们来。’果然不久，有一小队人到我家来打门，我父亲被带走了。”周谷城的儿子周骏羽在一篇文章里回忆道，这样一个细节，忽然让人想起什么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后来，周谷城由学校保释出来，但司令部仍要求学校看管他，保证随传随到。  周谷城教授在复旦大学八十周年校庆上讲话（左起：胡立教、谢希德、周谷城、林克，1985 年5 月） 斗转星移， 政治气候也是变幻莫测， 然而不变的，却是周谷城的这副傲骨。对于周谷城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吴欢章教授曾详细写道：“‘文革’初起时，周先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一次他被批斗后， 走出校门才被允许摘下挂在胸前的黑牌。他手里拎着牌子，挤上校门口的有轨电车，不料一个坐着的三四十岁的汉子把腿伸得老长，周先生差点被绊了一跤。周先生就对他说： ‘你的腿不能伸得这样长，妨碍别人走路。’那汉子看了看周先生手里的牌子，大声吼道： ‘你是反动学术权威周谷城，这里有你讲话的地方吗 ?’周先生立即义正辞严地反驳：‘我就是周谷城 ! 怎么样 ? 为什么我就不能讲理 ?’那汉子仍然强词夺理地叫嚷不休，周先生也毫不退让，据理力争。后来车上许多乘客看不过去了，纷纷批评那汉子无理，他才悻悻然地闭了嘴。 还有一次，校里要开会批判周先生，但周先生正生病在家，不能前来接受批判。造反派就组织一帮人去市区周先生的家里进行批判。他们站在周先生床前气势汹汹地大叫大嚷，周先生却背身面朝墙壁而睡，给他们一个置之不理。批判者喧哗了一通，见周先生根本不理不睬，也只好灰溜溜地草草收兵。 后来，听说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提到了周谷城先生，于是‘四人帮’又急急忙忙地给周先生‘落实政策’。有一天，‘四人帮’的一个爪牙来复旦坐镇， 找了一间大教室召开给周先生 ‘落实政策’的座谈会。会上组织了一些人发言，名为帮助实为批判，历数周先生的种种不是，又把所谓‘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差别境界’论（指1963 年周谷城在《新建设》上发表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该文章认为身心互相统一，主观与客观互相统一的境界即为“无差别境界”，而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是截然不同，是为“时代精神汇合论”。编者注）拖出来鞭挞了一通。周先生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始终眯着眼睛一言不发。会快结束时，主持者不得不对周先生说：大家讲得不少了，你也得表表态呀!周先生这才把眼睛睁大，慢悠悠地说：‘刚才各位发表了许多高论，不过我只有两个字奉劝大家：多余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不过也只好不了了之，匆匆结束了会议。” 正如吴先生在文章中所言，“有所憎必有所爱”。周谷城在“四人帮”面前表现出的宁折不弯，是因为他有信仰，相信真理，相信民主自由，相信正义终能战胜邪恶。周谷城晚年给吴欢章写了一首诗，题为《访真如寺银杏》：“叶茂根深五百年，而今屹立在人间。只缘自力更生好，岁岁繁荣自在天。”我想，这也正是周谷城先生自己的写照。 执着与超脱：生活中的周谷城 尽管对待学术“寸步不让”，生活中的周谷城，却是一个颇为低调的人。虽身居高位，周老坚持不要保姆， 常常挽起袖管自己拖地板， 保持着几十年来睡硬板床的习惯，家里饭菜十分简单，客人来了才上馆子，从不吸烟，偶尔兴致来了，喝两小杯葡萄酒而已。周谷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故乡父老引以为荣，于是有为“益阳三周”（周扬、周谷城、周立波）续家谱、修祠堂、建族学之提议，便派人去北京见周谷城。来人刚把意思说明，周谷城劈头就是一盆冷水：家谱，不续；祠堂，不修；族学，不建。 “你们这些人给我找麻烦，原来是什么样的破房子，现在就让它保持什么样。”周谷城“不客气”地说。地方上没辙，但想来想去，还是不死心：保留一个旧居吧！他们提议道。“把它拆了，我们国家现在的建筑比过去好多了。”周谷城则说。 而周家的家训， 则更近似于苛刻了：孙子周洛华自小在爷爷身边长大，孩提时代，周谷城就教育他“读书求知，国运系之”。周洛华大学毕业前，适逢李岚清副总理去看望周谷城，谈话间，说起周洛华即将面临择业，李岚清便关切地询问周洛华的个人选择，还不待周洛华开口，周谷城便急忙一摆手，顾左右而言他地扯起儒家旧训，等于封住了孙子可能提出的任何请求的机会。 不久， 周洛华毕业后参加社会就业，进了基层一家单位工作。 有一次， 周洛华骑着“黄鱼车”（即人力车）去送货，途经华东医院，正巧让熟人看见，就跟周谷城说起此事，周谷城听了没吭声。隔了一段时间，才对孙子说：“莫累坏了身体。” 九十年代初，社会上出国留学热潮方兴未艾，周谷城对儿孙辈出国深造的愿望历来支持， 但同时又立下一条规矩，即不准亲友利用自己的关系出国留学。  1996 年春节与诸研究生在一起摄于周谷老寓所 , 李春元（左四） 相比之下，对待外人周谷城要宽容得多。与许多家庭一样， “文革”中周谷城的家人也受牵连，大女儿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因为父亲的原因，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另一个女儿也被迫害致死，而周谷城的母亲去世时，造反派竟不准他佩戴黑纱！事过境迁，那些造反派或许有的已不在人世，或许有的已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或许有的一直遭受着良心的谴责。历史的悲剧就由历史去记录，身为史学家的周谷城对此想得很通透，所以，对从 60 年代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伤害过他本人和他家人的，他一概不予追究，还说服亲属与他取同一态度。 身居高位的周谷城经常收到很多来信，想请他题词的，他都有求必应，并一一回信。而对于经他家人代为说项转求他题词的， 他一般倒是不同意。 以致他的家人经常告知来求老人题词的朋友：“我们开口，他一般不同意，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自己写一封信，直接向他本人提出你的请求。”来人照做的，大都奏效。 说到这里， 还有一个细节， 即周谷城在给人题字的时候，喜欢用标点符号，这恐怕再难找到第二家。由于周谷城自小便熟读古文典籍，因此给人题字时，古训是信手拈来，针对不同的人，他总能找到准确的勉励之词。 进入桑榆之年，周谷城就对自己的身后事有过明确交代，1990 年 11 月和1992年3月，他两次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第一封信里，他写道：“谷城去世以后，不要搞告别仪式，不要骨灰，一切书籍、文物交给人大科教文委员会。”在第二封信里，他态度更为坚决地表示：“谷城万一不幸，与世长辞，请不要开追悼会， 不要告别仪式， 不留骨灰， 只须通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行了。”周谷城说：“人生百年不容易，我已经活到九十九岁，该得到的都得到了，该留下的都留下了，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豁达人生，心如海天。这就是周谷城的人生经历和气度境界。 （承蒙历史系研究周谷城专家李春元教授为此文写作投注大量心血，给予十分重要的帮助，并最后修改审定，在此对他表达最衷心的感谢。同时感谢周骏羽、吴欢章老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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