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师大历史系“八大怪”轶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9:11:37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八大怪”其人其事无疑是最具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世纪50年代末，哈师大历史专业始建，当时的校系领导赵黎生、常捷民等人深谙大学乃“有大师之谓”，迫切渴望得到好教师。正常来说，哈尔滨地处偏远，学校条件又差，国内知名的学者一般无人愿意来，就算有人愿意，所在单位也轻易不放。但当时正值“反右运动”刚刚结束，高校里的很多学者被打成“右派”，正遭受迫害，于是几位领导抓住这个时机，不惜冒秋后算账的风险，跑到上海、北京等地搜罗“右派”，发了一笔“灾难财”。“八大怪”中的大部分人就是这么来到哈尔滨的。 1962年的“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政策有所“松动”，学校也召开“神仙会”，倾听知识分子意见。代表历史系参加会议的，正是这八位先生，其中游寿是女，张聿飞正巧摔瘸了腿，这让生性幽默的苏渊雷想到何仙姑和铁拐李，笑言这不是八仙吗？于是就有了“八大仙”之称。“文革”开始，历史系成了“封建主义大本营”，“八大仙”首当其冲遭到批判。有人看了大字报说，什么仙，明明是怪！把大字报上的“八大仙”全改成“八大怪”，游寿的寿字也改成了野兽的兽。 此后，“八大怪”之名不胫而走，传遍南北，而且越来越带有传奇色彩，以至于外地“大串联”来的人，纷纷要求看看“八大怪”到底是什么样子。  苏渊雷先生（1908-1995） 自称八人为八仙的苏渊雷，字仲翔，1908年出生于浙江平阳。 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天资聪敏，从一年级开始考试次次全班第一，深得老师喜爱，学堂免去了他的学费。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家里连铅笔都买不起，常为捡到一段铅笔头而高兴得手舞足蹈。 他早年投身革命，18岁加入共产党，是中共温州支部的主要人物。1927年“四•一二”事变，他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被捕，被判19年。狱中他刻苦读书，成就了学问，并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易学会通》。后来他常调侃说，自己是从“陆军大学”（陆军监狱）毕业的。 苏渊雷在国共双方都有熟人和朋友。1933年他被保释出狱，后在陪都重庆北碚文化区创办钵水斋书肆，进行文物交流、图书出版、学术讲座、书画展览等活动，来往于钵水斋的不仅有沈钧儒、郭沫若、章士钊、钱穆、顾颉刚等国内名流，也有李约瑟、高罗佩、马歇尔等外国特使。 抗日战争中，他为八路军提供了大量医疗器械和药品，运往延安。 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国红十字会秘书兼第一处长，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教授兼总务长。上海解放前，他被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请去当华东军管会文委会主任，负责接收文物，接着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1957年，他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针对高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为此，他在第二年的“反右”补课中被打成“右派”，接着来到哈尔滨。1962年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他的“右派”帽子才得以摘掉。 他文史哲兼通，诗书画皆精，对佛学研究独到，尤洞悉禅宗。连一向孤傲的钱钟书先生都赞扬他“精微融通，通才达识”，说他是“当世大手笔”。 他讲课，旁征博引，引人入胜。讲到高兴处情绪来了，他会在古诗文中拿出一篇来，让学生领略一下吟诵是什么味道。他眼睛半睁半闭，语调悠长宛转，极具风采，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多年以后每每提起，仍觉回味无穷。 他写在黑板上的字，学生舍不得擦。乡人友好求字，他都欣然运笔，毫无大家之态。他的书画，既能上南山寺那样的“大雅之堂”，也能入普通的乡间民舍，至今在他家乡的一家小馄饨店里还能看到他的手迹。 为教学需要，他带几位行家里手到全国各地收集购买文物，加上他们的捐赠，建立了一个拥有2900多件藏品的文物室。这些文物包括殷商的甲骨文、春秋的青铜器、唐宋的陶瓷、明清的字画以及当代艺术大师的精品，几乎覆盖了中国各个历史阶段，其中不乏存世孤品。这样的文物室在全国高校历史专业中极其难得，今天，已经成为哈尔滨师范大学的文博馆。 三年困难时期，他大讲“衣食足而知荣辱”，被说成是叛徒哲学，遭到批判。 他名气大，大家一起做的事，别人不被注意，却总能想起他来。196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山东举行会议，纪念孔子逝世2440周年。为表达对孔子的敬意，参会学者在孔子墓前三鞠躬，苏渊雷等十位德高望重者站在最前排。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华君武的讽刺漫画，夸张地描绘他们穿着中山装，戴着解放帽，正向孔子三拜九叩。结果他人还没回来呢，这边就知道了，得到了省委的过问。“批林批孔”时，此事又被人想起，翻腾出来，说他对孔子顶礼膜拜。 同事回忆说，“文革”中互相揭发，他只说自己，从不咬别人。而且，是自己说的，他毫无保留地承认，不是自己说的，无论多少人证明，无论怎么批斗，都绝不承认。 他喜欢喝酒，常酒后赋诗作画、泼墨书法。他家里所藏都是线装书，在家看书写文章，也弄一小杯白酒，一边喝一边琢磨。有人来访，他便相邀：吃点老酒？他把白酒叫老酒。与同事出差，进饭店就往那一坐，点菜买酒一概不管，由年轻人前后张罗，但有一点，账单一定得由他付。别人争抢，他说，我工资高，就该我付。年近耄耋，在浙江旅途中上船，大小行李都由陪同人员和弟子扛着提着，唯独从乐清带回的一坛酒他一定要自己双手抱着。 他做诗常常出口成章，有人忆起那情景时描述道：先凝神打一下腹稿，继而秉笔边吟边写，口到笔到，顷刻立就。构思之敏，挥毫之捷，令人咋舌！ 他连夸人都很不一般，他夸赞女画家周炼霞“七十犹倾城”，一语成典。 华东地区发生严重水灾，他举行了书画义卖，所得巨款全部捐赠。 他曾获得首批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他与苏步青，苏昧朔一起，被称为“平阳三苏”。 2008年他诞辰一百周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他一生的全部学术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编辑整理，出版了《苏渊雷全集》。全集《哲学卷》田遨先生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求一专易，求一通才难；求一多专多能之通才尤难。进一步说，求一当代通儒、一代宗师则尤为难中之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取精用宏，融会贯通，学精文史哲，艺擅诗书画，以求是致用为准则者，钵翁苏渊雷教授也。” 他的家乡立起他的塑像，上边刻着六个字——“诗人、战士、学者”。  1942年苏渊雷先生全家于重庆北碚  苏渊雷与苏步青在一起  苏渊雷先生的书画  《苏渊雷全集》  戚佑烈先生（1913-1997） 戚佑烈是“八大怪”中受西方教育最多的人。1913年，他出生于山东威海卫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5岁时考入天津南开高中，不久即在曹禺编辑的《南开双周》上发表文艺作品。1931年他免试升入南开大学英文系，并为天津的《民国日报》主编副刊。1932年，他转入燕京大学欧洲文学系，因成绩优异被选为“斐陶斐励学会”会员，获赠金钥匙一把。在之前一年获此项荣誉的，是钱学森。 喜峰口大捷，他给前线将士写慰问信，并为他们捐钱买钢盔。那时他不知道，他后来的同事，同为“八大怪”之一的张聿飞，当时就是参加喜峰口抗战的29军战士。 1935年，戚佑烈在他燕大曾经的老师瑞士人孟福林的邀请和帮助下，来到瑞士纽沙德尔大学读书。硕士毕业后，又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文科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写完还未及答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大军压境，法国危如累卵，学校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他便回到中国。此前，他与一个护士学校的法国女孩相爱并结婚，她随他一起来到中国，她的中文名字叫李梅贞。 回国后，他在北京大学、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处任教或兼课。日本投降后，他开始为多家报纸写文章，并受北平市长何思源的邀请，兼任北平市政府参议。 他从小受家庭影响，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后来在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办者张伯苓的熏陶下，更坚定了“忽视政治，读书救国”的思想，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和运动。但后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让他愤怒，开始同情反对国民党的人。他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还公开指责审判被捕学生的“特刑庭”是“法西斯的特务法庭”。 新中国建立，他非常高兴，充满期望。不久他被派到江西去参加土改，回来后又开始了思想改造运动。他的法国妻子李梅贞实在不能适应，劝他一起回法国，他坚决不肯，无奈之下她自己领着女儿含泪而去。1952年，刚刚把妻女送上飞机的他变卖了全部家具，只身一人来到长春；1958年，他又继续向北，来到哈尔滨。 解放后我国学科体系照搬苏联，以前辛辛苦苦学来的学问，包括熟练的法文、英文都被搁置不用，还要重新去学俄文，对此，他不免暗自神伤。课堂上，一个问题正常讲授结束后，他常有自己的不同观点，学生大受启发。 他会烤法式面包。在国外读书时受基督徒影响，生活非常节俭。他有以前留下的不薄家底，在每月三四十元工资就可以养一家人的年代，他的工资近三百元。但他每月发工资除留下几十元用于生活开销以外，必在当天把余下那大部分存入储蓄所，以至于师大发工资那天，他不来存钱，和兴路邮局储蓄所为等他都不下班。 他和法国妻子感情很好，之所以忍痛割舍，他的一首诗里做了解释：抛妻弃女是何因，为向祖国表忠心；生为中华好儿女，怎肯甘心事外人。读了那么多书，他是太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了。多年以后，他不无惆怅地与人说，我可能做损了，我岳父是个富商，就这么一个女儿……有人去法国开会，他就偷偷托人家打听母女的下落，最终都毫无音讯。 他是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科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  青年戚佑烈  1990年戚佑烈先生在家中为研究生授课  曹汉奇先生（1907-1986） “八大怪”中个子最高的是曹汉奇。曹汉奇又名京实，1907年出生于辽宁昌图，是著名作家端木蕻良的胞兄，萧红的大伯哥。1921年，他在天津南开求学，擅长演说，爱好运动，曾任校学生会主席，篮球队队长。他是张伯苓的得意弟子，当年张学良参观南开，就是他代表学生致的欢迎词。 大学毕业后，他在南开任高中世界史教员，训育主任，积极支持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不久患脊椎结核，手术失败，卧床十年才得以治愈。病榻上，他坚持博览中外历史和文学史，用英文发表了一些文章，并翻译了两部书。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先是在浙江吴兴报馆任副总编辑兼副社长，写了很多抨击时弊的文章，后来到上海，经老师蒋廷黻介绍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他利用在善后救济总署的身份，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保管过运往解放区的药品。 1947年，他任东北善后救济分署代理署长，积极对解放区发放救济物资，还多方奔走营救被捕的进步人士。1948年，东北分署工作结束后回到上海，总署想派他去美国他未同意，国民党行政院委任他为“设计委员”，他也把聘书退回。之后，端木蕻良来到上海，受地下党指示筹办《求是》杂志，他出资协助。不久上海白色恐怖猖獗，进步作家纷纷撤离，他接过《求是》继续办了下去。1949年，他的杂志率先刊登了解放军进北平城的消息，引起特务恐慌，被迫停刊。 上海解放后，他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整风时，有些学生有意见要罢课，他坚决反对，说如果你们罢课，我还是到讲堂上课。结果学生因不想错过他的课，就没有罢课。他在会上说：学生有过激行为和言论，不要怕，乌云散了，就是晴天。英美是假民主，我们党实行的是真民主，难道我们不及帝国主义的假民主吗？这段话后来成了他的罪名，说他污蔑共产党像乌云，不如英美民主。他因此成了“右派”，接着来到哈尔滨。 他因腰部有疾上身总是微微弯曲，走起路来迈着八字步，戴着眼镜，夹着书，慢条斯理，一副老学究派头。学生对此非常推崇，争相模仿，其中一个模仿最像的，“文革”中因“典型的老夫子”做派而遭批判。 他课堂上侃侃而谈，言必有据，史论结合，学生问起什么，他总是能立即告诉你在哪本书的多少页。他接受当年教训，平时少言寡语。 他是影响端木蕻良人生道路的重要亲人。作家秦牧回忆端木时，曾这样提到他：“他对这位提携他长成的哥哥非常尊敬，这个哥哥后来成了大学的历史教授，有好几次我在端木家里见到他，深切地感到这对老兄弟之间深厚的情谊，虽然大家都是老头儿了，端木仍然大哥前，大哥后的呼唤着他。” 1978年“右派”改正，华东师大有人告诉他，原来这“右派”帽子是打算给另一个人戴的，因为那人走了“后门”，才落到了他头上。  1976年曹汉奇夫妇与端木蕻良一家在哈尔滨  周齐先生（1917—1990 ） “八大怪”之周齐，原名周齐祐。“反右”运动中，他自感名中“祐”字不吉，于是去掉，改叫周齐。 他1917年生于天津，因时间上与俄国“二月革命”吻合，常戏称自己是“二月革命”的产物。18岁时，赴日本留学，本想学习航海以建设国家，因日本当局的阻挠，未能如愿。晚年时，他仍订阅《舰船知识》杂志，可见这个遗憾，一直萦绕心头。 1937年他回到天津跟随南开大学吴玉如教授学习文学与书法，1939年就读于中央大学，师从胡小石先生。在今天还能看到，当年胡小石先生签署的中央大学成绩单中，他名列第三。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云南、吉林等地任教，1947年来到哈尔滨。 他人称“小杂家”，中国世界两大通史段段能讲，他的书法清秀流丽，雅俗共赏，造诣颇深，哈师大当年的校牌、校徽，学报刊名均出于他的手笔，许多名胜也有他的书法。他当时是哈尔滨市乒乓球协会主席，不仅自己乒乓球打的好，还善于当教练。当年备受争议的乒乓名将韩玉珍就是他发现的，焦志敏也曾经得到过他的指导。他喜欢且擅长跳舞，系里的舞会上常能看见他潇洒的舞姿。 他来哈尔滨较早，受俄罗斯文化习俗影响较大。与苏渊雷不同，他喜欢喝啤酒，用大杯。酒杯也很讲究，是精致漂亮的玻璃杯，外边套着银质的杯套。在家时无论看书，思考，还是写字，旁边都要放上一杯啤酒，调墨时，就往砚台上倒点啤酒。 他与人合作出版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之后该课程的第一部教材，至今仍被许多高校所使用。 他晚年蓄须，长髯飘飘，虽望之肃然，却童心不泯。中秋节，他书写杜甫诗句：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还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他在落款里幽默地写道：那时对青年的管理太差，以至于破坏树木，直到今日依然这样。另外，“犊子”这个美称大概从那时就有了…… 他喜欢中国女排。1990年女排世锦赛期间，他病重住院。决赛的那个晚上，他处于昏迷状态，后半夜忽然醒来，问陪护的同事：女排得没得冠军？几日后，辞世而去。  周齐先生手稿  周齐先生书法作品  孙昌荫先生（1908-1977） “八大怪”中的另一怪孙昌荫，原名孙清甫，1908年出生于辽宁营口。他在青年求学阶段，先后毕业于营口县立师范学校和沈阳东北大学国文专修科，1932年入国立北京东北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深受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 读书期间，他多次参加反帝爱国的游行示威，并且是骨干力量，现今营口县志中，就有关于他就读营口师范学校时抗日活动的记载。他一度投笔从戎，进入军校受训，可是不久身患重病，不得不结束军校生活，开始教书生涯。他是国民党的“特字号党员”（按国民党的说法，中央委员以上的人介绍入党的叫特字号党员？），光复后国民政府拟任用他当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他坚辞不去，表示自己只想搞搞学问教教书。他早期辗转于多地任教，1958年来到哈尔滨。 他古文功底深厚，张口即来，所写讲义皆用毛笔小楷，篇篇可当字帖。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上课每次都要提问，让学生大段背诵上节课讲过的古文。学生不敢懈怠，以至于有的学生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他在五十年前的某堂课上所讲授的知识点。  孙昌荫先生的讲稿  张聿飞先生（1904-1981） “八大怪”中的张聿飞可谓历史“复杂” 。张聿飞原名张荫南，1904年生于山西榆次的一个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因贫困辍学回家种田，后在他老师的帮助下得以继续读书，并考入山西省立第一师范。 他在读初一时就加入了国民党，1925年，参加了北伐运动，担任宣传工作，是国民党山西榆次县党部的创始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毅然加入东北抗日义勇军，1933年作为宋哲元部参加了成为“中国首次抗战大捷”的长城喜峰口抗战。 之后他又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并留校任教，北平沦陷后，他撤到内地，担任过兰州《民国日报》主笔、副刊主编，西安《西北日报》主笔，重庆《时事新报》副刊主编，重庆《新蜀报》主笔，并相继在甘肃学院、四川大学、湖北师范学院兼任教授。 1947年，张聿飞受王正廷校长之邀担任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哲学教育学系主任，后兼任华北“剿总”傅作义将军的少将参议、新闻审查处处长。1949年，他积极劝说并跟随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来到哈尔滨。 他少年时读书冬天不点火也感觉不到冷，大学时常常在图书馆从早晨读到夜里关门。 他主讲中西方哲学、哲学史方面的课程，生动而富有激情，他的课堂座无虚席，常有外系学生慕名而来。 他穿皮裤，显得很牛气。 他著述虽丰，但只在1947年出版过一本《哲学大纲》，后来写过多部书稿，不但没能出版，连保存都没能保存下来。 当时档案里对他的结论是：张系起义人员，本既往不咎的原则，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当时系里给他的鉴定里，充分肯定了他的工作表现，也指出了一条缺点：不勇于暴露自己的思想……  中国大学校长王正廷给张聿飞先生的聘书  张聿飞先生手迹  孙占文先生（1922-1980） “八大怪”中孙占文年纪最小，可惜离世时也最年轻。他1922年出生于辽宁铁岭，1940年毕业于齐齐哈尔师范学校。历任泰来初中副校长、吉林洮南中学校长、黑龙江省小学教师进修学校校长、肇东中学校长，1955年调至哈师大前身哈师专政治专业任教，1959年转入历史系。 年轻时，由于夫妻二人都是教师，忙于工作，年幼的长子经常独自在家，有一次口渴了去水缸舀水，不幸坠入水缸溺水夭亡。在他当年留下的文字材料中，有这样的话：要走出丧子之痛，无异于一场自我战斗，后面的苦痛还永无止境。此后，我的人生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为追求进步而献身，为了教育事业我愿贡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直至生命……那页纸上，点点泪痕，清晰可见。 60年代初，他在《哈尔滨日报》上连载《杂话哈尔滨》四十余篇，从哈尔滨的油坊、烧锅、教堂、水上运输、王麻子膏药，到地名考，生动有据地再现了哈尔滨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很多人期期收藏。“文革”中，《杂话哈尔滨》被批为“大毒草”，他也成了“大杂家”。 虽命运多舛，他依然乐观，常有诙谐抬杠之语。高压锅刚开始流行，大家劝他也买一个，他说：要是高粱米放进去能变成大米饭，我就买。 1980年的最后一天，还在岗位上的他因突发急性胰腺炎住院。病榻上，大家问他想吃什么，他说最想吃西瓜。当时正值隆冬，深爱着他的同事和学生们跑遍了整个哈尔滨也没有买到，他在北京的学生听说了又跑遍了整个北京，还是没有买到。几天后，他离去了。他的追悼会来人太多，是在学校礼堂举行的。  青年孙占文  孙占文先生追悼会  游寿先生（1906—1994） 那些年，如果你在师大校园里看见一个穿旧式青布衣裤，拎着个黑布口袋，瘦小而单薄的“农村老太太”，低着头在瑟瑟秋风中疾步行走，那一定是游寿——“八大怪”中的唯一女性。 游寿，字介眉，1906年生于福建霞浦的一个教育世家，高祖是进士，林则徐的老师，父亲是举人，长期主持福宁书院。她早年在福州女子师范读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共青团，后为躲避军阀抓捕女扮男装逃回老家，19岁那年就任霞浦女子高等小学校长。之后又就读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她来到江西参加了雷洁琼组织的妇女抗战救国运动，雷洁琼在回忆录里多次提到的介眉就是她。后又受中共委派，以战时妇女指导员身份在当地开展抗日活动。 1941年，她辗转到四川，先是在四川女子师院教书，接着来到抗战时期文化精英的聚集地李庄，在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当时那里有三位女性因才华出众而引人注目，那就是林徽因、曾昭燏和她。后来，她相继在中央图书馆、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师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解放后，由于遭遇“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压力，加上她认为东北考古工作落后，很多遗迹尚待发掘，就主动要求支边，于1957年来到哈尔滨。 游寿是通晓金文和甲骨文的少数学者之一。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曾忧切地问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先生，通识金文和甲骨文的学者有几位，王列举各家，其中就有游寿。 游寿眼睛很“毒”。在哈尔滨附近的皇山顶上，她说，一定有古人类曾经生活在这里。大家一找，果然，不仅找到了很多石器和陶片，还发现了猛犸象骨骼化石。她认定史书中记载的北魏祖先鲜卑人发祥地石室，就在大兴安岭，当地文物部门据此考察，终于发现了嘎仙洞石壁上的祝文。她回福建老家探亲，大年初一便出去考古，向村民刨根问底，找遗物顺藤摸瓜，确定霞浦县赤岸村为唐宋福宁湾重镇，日本文化圣人，遣唐使空海和尚的登陆地。 考古奔波野外，游寿和助手经常是灰头土脸，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她们怀抱破罐子碎石头乘车，引来猜疑的目光，以为疯子，讨饭的。有人忍不住好奇，问她们是做什么的，游寿说，挖祖坟的。众人大惊，解释后才恍然大悟。 “文革”时她家的贵重文物、字画、金银首饰，存折等被抄，“文革”后国家有政策，因抄家丢失的物品给一定补偿，让她写份详细的清单，她只简略地写了几件，仅得千元。她有一枚很有价值的北周大钱当时也被抄走，虽有线索可查，她却说，追紧了，会毁掉的，于是不了了之。有次家中被盗，丢了几件珍贵的玉器，公安部门组织破案几天未果，她说算了，不要追的太紧，只要不弄到国外，在谁手里都一样。 游寿的书法寓巧于拙，秀而不媚，是清代李瑞清、胡小石金石书风的重要继承人，与康有为的女弟子萧娴并称“南萧北游”。 面对络绎不绝的求字者，她无论远近生熟，有求必应，分文不取。在书法课上，她发现谁写的不好就给做示范，学生因敬畏不敢求字，有机灵者故意不好好写“吸引”她来示范，趁机取出早已备好的宣纸，留下墨宝。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省政协委员，她的待遇相对不低。但她常拿自己的工资接济亲朋，自己却一件衣服十几年不换，睡的是折叠床，坐的是折叠椅，家图四壁——四壁全是图书没有家具。出差在外，大多时候是挤公交车，住普通房，吃小食店。学校附近菜市场的营业员一度以为她是捡菜叶子的老太太，当得知其是知名学者后，惊讶不已。 她的书法作品很少有大幅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能铺开大张宣纸的写字台。她的文房四宝也很粗糙，低廉的纸墨，普通的毛笔，砚常常就是半个塑料肥皂盒。有时要写字，发现毛笔用完忘洗，笔头已经干硬，她用手指搓几下就用，照样出好字。一次在河南岳飞庙，平时很少主动写字的她写了幅字，见助手疑惑，她说，桌子上那笔，真好。 她虽壮游多地，但乡音不改，初上她课的学生一时难以完全听懂，她就不断在黑板上写字，弄得满身都是粉笔灰。学生不忍，上去给她擦，她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老师就是吃粉笔灰的。 有学生上课睡觉，她从不发火，而是耐心地絮叨，从父母都是社员如何不易，说到不好好读书将来如何为国家服务——她不说为人民服务，习惯说为国家服务。 但要以为她是个好脾气，那就错了。当年在李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因为与所长傅斯年在治学理念等一些问题上有冲突，她愤然留下“平生志在为学，岂较区区作驽马恋栈耶”一语，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她从事研究工作数年的当时中国最高学术单位。 红卫兵“破四旧”，要砸文物室，弱不禁风的她却挺身而出，拦在门前怒吼道：要批判就批判我，这里的东西一样也不能动！那群天不怕地不怕的狂热年轻人，一时惊呆，竟默默地退却了……  游寿先生1930年摄于南京  游寿先生书法  游寿先生书法作品  游寿先生在居室作书 1960年秋，上级认为高等学校要到农村去办，一声令下，历史系全体师生连同资料室的图书一起搬到海伦农村，这就是后来经常提起的“海伦办学”。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少，吃不饱饭。那年冬天还特别寒冷，最冷时气温零下40多度。师生们住的是“大车店”，一铺大炕睡60多人，由于取暖不好，白天室内温度就在零下，晚上脸盆里的洗脸水都结冰。一位刚毕业分来任教的南方小伙子都冻哭了，那时大学那么难考，当年入学的60级学生竟流失了三分之一。但年长资深的“八大怪”并未在学生面前流露出任何怨言，依然坚持授课。来自南国福建的游寿感受到的气候差异最大，她默默地承受，坚持始终。有人发现，周齐半夜冻饿而醒，就偷偷周一口白酒。元旦前一天夜里，师生不睡迎接新年，还扭起大秧歌。当地农民笑道：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还有闲心扯蛋！ “文革”中，“八大怪”不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就是“资产阶级杂家”，都成了“牛鬼蛇神”，白天挨批斗，晚上住“牛棚”。系主任和书记作为他们的“黑后台”也被揪了出来，领着他们一起在校园里游街。这十个人有的打锣，有的敲鼓，边走还要边唱嚎歌。嚎歌，也叫牛鬼蛇神嚎丧歌，是当时“牛鬼蛇神”们被逼迫唱的一种自我丑化自我侮辱的歌曲，歌词大意是，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人民有罪，把我砸碎，把我砸碎。游寿的又细又尖的闽东口音显得格外突出，后边跟着看热闹的一群孩子哈哈大笑，并学着她的腔调喊：把我砸碎，把我砸碎…… 在私下与同事聊天时，游寿忧心地说，现在这么乱，年轻人容易学坏啊。 说他们毫不在意个人的荣辱得失，这不大可能，但似乎真的没看他们计较。是世事洞明后的孤傲，还是沧桑阅尽时的无奈？不管怎样，只要形势一允许，他们就毫不懈怠，马上又出现在讲台上。 他们大都是小时候读私塾，民国时期读大学，接受的是旧式教育，国学功底非常深厚。他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品质。拥有它们的历史系变得引人注目，让人向往，连外系的行政人员也想来历史系工作。当时老师的讲义都拿到印刷厂统一印，他们的讲义最受印刷工人的欢迎，不仅字迹工整好认，更能欣赏到精湛的书法艺术。学生们照集体相，有意把他们请来，不只是要留个纪念，还在于日后可以拿出来显摆。现在，显摆已经变成了缅怀。 “八大怪”之名本是侮辱嘲讽，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名字从开始那天起，大部分人就没当成是贬义，现在早已变成对八位先生卓尔不群的敬称了。 “八大怪”们出生于上世纪初，相继陨谢于上世纪末。他们经历了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是进步事业的献身者，是政治磨难的受害者，也是国家发展的推动者。他们儒雅、博学、隐忍、朴素，逆境中坚守自我，顺境中全心投入，彰显了安贫乐道的文人气度和独立卓绝的名士风骨。他们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最光荣的开始，无论这个时代大学精神如何缺失，我们拥有过他们，就不至过于惭愧。 回顾往事，不胜唏嘘。斯人已逝，当年的文史楼如今也已了无痕迹。但他们的精神似乎一直萦绕在那里，时时提醒我们不忘坚守。  哈师大文博馆  当年的文史楼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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