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我说得太好了”季羡林的世纪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9:11:18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能说纤毫毕现，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二十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我活了九十多岁，平生播迁颇多，适应环境的能力因而也颇强，不管多么陌生的环境，我几乎立刻就能适应。现在住进病房，就好像到了家一样。”幽居在医院的老人季羡林曾说。 2003年开始，季羡林住到北京301医院，每年接近生日的时候，温家宝都会去看望季羡林。 2008年8月2日，温家宝第五次去医院看望季羡林，提前给他祝寿，那是汶川大地震之后。温家宝引用恩格斯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几千年，灾难总是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一个民族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总是会由民族的进步来补偿。” 季羡林说：“治乱世易，治盛世难。” 季羡林晚年的《病榻杂记》中谈论最多的就是疾病和死亡，他曾把江淹的《恨赋》的最后两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改为“自古皆有死，何必饮恨而吞声” 2009年7月11日，清晨8时50分左右，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 络绎不绝的悼念者出现在北京大学的灵堂。季羡林在朗润园的旧居也成为人们凭吊的地方。“再有25天，就是他98岁的生日。我们都在为他准备祝寿。”学者张光璘曾跟随季羡林二十多年，2003年，由张光璘著述的传记《季羡林先生》出版。12日下午，他同季羡林生前的学生和弟子们一道去设置在北京大学的季羡林的灵堂吊唁。 在北大，季羡林永远是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上世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从外貌看，他像工友，又像老农，就是不像学者。 张光璘熟悉季羡林的家，那个家以“陈旧”闻名：水泥地，大白墙，没有任何装修，完全是上世纪50年代普通民居的样子。家具都是学校发的，既旧且破。没有客厅，待客就在大间的卧室里。卧室南面并排放着两张单人床，是老祖（季羡林的婶母）和妻子睡的，占去了半间屋子。北面放一张旧八仙桌和三把破旧的椅子，既是餐桌又是客人坐的地方。季羡林自己住在较小的房间里，屋里除了一床、一桌、一椅外，便是书，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 就在这里，季羡林度过了他作为思想者的半生时光。“季羡林先生的去世，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20世纪老知识分子的时代结束了。任继愈先生也去世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剩无几。他们所代表的思想、文化、道德和境界也将成为历史。他们走完了自己的道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张光璘说。 那是毛泽东同意的 对于离世，季羡林似乎准备好了。他在晚年的著作《病榻杂记》中谈论最多的就是对疾病和死亡的思考。 季羡林把江淹的《恨赋》最后两句诗“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改为“自古皆有死，何必饮恨而吞声”。 季羡林把自己一生分成两截：前一截是旧社会，共38年；后一截是新社会到季羡林辞世。“从今以后，我们要仔仔细细地过日子。”这是季羡林曾经读到的俞平伯的一篇文章。季羡林说：“言外之意就是嫌眼前的日子过得不够仔细，所谓仔细就是：多一些典雅，少一些粗暴；多一些温柔，少一些莽撞；总之，多一些人性，少一些兽性。” 季羡林出生于1911年8月6日。就在他出生后的两个月零四天，辛亥革命爆发。 推翻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由于生日多少与“大清王朝”沾了点边，他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 季羡林的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他在《我的童年》一文中有过这样的记述：“在我记事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是珍品。” 季羡林自然没钱去私塾念书。当时他的家中没有一本书，甚至连个带字的纸条都没见过。 家里的贫困与父亲的挥霍有关 叔父曾经用一元钱中了湖北水灾募捐彩票的头奖，虽然只拿到十分之一，也有3000元。3000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叔父和父亲衣锦归乡。父亲在家乡置田建宅，但是很快挥霍一空，卖地售房。而叔父在济南扎下了根。季羡林是家族的惟一男孩，所以被接到济南叔叔身边得以读书升学。 1928年5月，日本出兵占领济南，酿成有名的“五三惨案”。当时季羡林是山东大学附中的高二学生，日军占领济南后，季羡林因此退学一年。季羡林写道：“我心境上照出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奴的影像。” 1929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了一年。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特别是在国文学习方面。这所学校有几位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前两位是他的业师。 胡也频是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著名作家。他在课堂上大力宣传“现代文艺”，亦即“普罗文学”，这使包括季羡林在内的一批学生大为兴奋。这是季羡林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写了一篇题为《现代文艺的使命》的文章。可惜此文还没刊出，国民党就发出了对胡也频的通缉令。胡也频逃到上海，不久就被国民党枪杀。季羡林早年同马克思主义的因缘就此中断。 1930年，正是中国兵荒马乱的年代，季羡林随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班毕业的八十多位“举子”联合“进京赶考”。当时到北平赶考的“举子”，总共大概有六七千人。季羡林报了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北大的作文考题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清华的考题是“梦游清华”。结果北大、清华都录取了他。季羡林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后改名为外国文学系）专修经文。 清华时代对季羡林产生影响的是陈寅恪。陈寅恪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开设“佛经翻译文学”的课程。季羡林经常去听课，他形容听陈寅恪的课是“无法比拟的享受”。 季羡林还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郑振铎等人的课。在旁听或偷听过程中，最失败的一次，是跟许多男同学一起去偷听冰心的课，被冰心婉言赶出了课堂。 在清华四年间，季羡林交游甚广，除了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外，还有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卞之琳、萧乾、李健吾、钱锺书、邓广铭等。 在大学期间，季羡林还结识了沈从文。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婚宴，出席婚礼的都是各界名流，证婚人是胡适，场面十分隆重。季羡林因为写文章引起沈从文注意，也被邀请参加。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并不安静。国共两方面的学生斗争激烈。此时胡乔木正在历史系学习，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隐蔽。每天早晨，大家洗脸盆里的传单就是他塞的。胡乔木一天深夜坐在季羡林的床上，劝说季羡林参加他们的组织。但季羡林说自己胆小怕事，没敢答应，“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1949年春夏之交，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来的公函，信上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一个叫胡鼎新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 胡乔木跟季羡林一直保持着同窗之谊。1951年，政府派出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团长是丁西林，团员有：郑振铎、刘白羽、阳翰笙、钱伟长、吴作人、季羡林等。据说，这个规格相当高级的代表团是由胡乔木提名，毛泽东同意的。 在德国的惊悸 段晴看季羡林跟别人不太一样。 她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梵巴专业教研室主任，梵文贝叶经及佛教文献研究室主任，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师从季羡林教授学习梵语以及印度历史文化。1996年，季羡林老伴去世后，段晴被季羡林视为女儿。 “季先生对学生特别爱护，我原来做学生时，每天下课后就飞奔到季先生家里吃饭，特别怀念他家里的粥。后来季先生名气很大了，担任各种各样的职务，一次，我想带我的学生去见季先生，打电话预约，秘书说季先生的时间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季先生知道后说：学生来就来，还预约什么？马上推掉了第二天的活动。”段晴说。 1980年11月，段晴陪季羡林重返第二故乡德国哥廷根。季羡林对德国和哥廷根有着特殊的记忆。 1935年，季羡林的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互给：中国每月30块大洋，德国120马克，条件并不理想，然而，对渴望留学的季羡林来说，却像一根救命的稻草。 临行之际季羡林拜见了几位老师。首先是冯友兰，据说同德国方面签定的合同就是由他斡旋的；其次是蒋廷黻，据说他在合同中也出了力。蒋廷黻劝季羡林，德国是法西斯国家，在那里一定要谨言慎行，免得惹出麻烦；季羡林还拜见了他景仰的闻一多，这是季羡林同闻一多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等季羡林回国时， 闻一多已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当时的北平没有外国领馆，办理出国护照的签证，必须到天津。 季羡林同乔冠华一起乘火车赴天津办理签证。当年想从中国到欧洲去，飞机没有，海路又太麻烦，几乎惟一可行的路就是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其中一段通过中国东三省，日本在东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通过这里必然有危险。但季羡林和乔冠华义无反顾。 季羡林同乔冠华是清华同学，乔冠华是哲学系，比季羡林高两级。乔经常夹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在校园里奔走。在柏林读书时，季羡林和乔冠华上课总在一起，每天乘城内火车到大学去上课，几乎形影不离。当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以及许多国民党大官都有子女或亲属在柏林。 到国外留学是“镀金”，到德国留学是镀24K金 1935年10月31日，季羡林从柏林到了哥廷根。原来只打算住两年，结果一住就是十年。在哥廷根，季羡林终于找到了要走的路——学习梵文,他打定主意在德国不拿中国学的学位。师从瓦尔德斯米特教授学习梵文，师从西克教授学习吐火罗文。这条路他后来走了近60年。1937年，季羡林留学生的交换期到了，国内却爆发“七七”事变，不久，季羡林的家乡山东济南就被日军占领，季羡林断了退路，滞留在哥廷根。在汉文研究所担任助教。交换生每月的补助是120马克。助教的薪水是每月150马克。 季羡林在这里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广播却突如其来地活泼，一个早晨就播送了八个特别广播；德军已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一个特别广播报告一个重大胜利。一直表现淡漠的德国人，震动起来了，他们如疯似的，山呼‘万岁’。而我则气得内心暴跳如雷。一听特别广播，神经就极度紧张，浑身发抖，没有办法，就用双手堵住耳朵，心里数着一、二、三、四等等，数到一定的程度，心想广播恐已结束；然而一松手，广播喇叭怪叫如故。此时我心中热血沸腾，直冲脑海。晚上需要吃加倍的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 季羡林在日记里写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会进疯人院。” 英美飞机不停在柏林等城市实行“地毯式轰炸”，哥廷根也不能幸免。警报一响，全城人都往地下室里钻。 此时大学的情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大战爆发以后，男生几乎都被征军，只剩下了女生，季羡林所在的哥廷根大学变成一个女子大学。等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从东部苏联前线上送回了大量德国伤兵，一部分来了哥廷根。这时，在大街上奔走于全城各个研究所之间的，除了女生之外，就是缺胳膊断腿的伤残学生。在上课的大楼中，在洁净明亮的走廊上，拐杖触地的清脆声，处处可闻。 1941年季羡林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学位答辩和考试中，他得到5个“优”。第二年准备回国时，德国承认了汪精卫政府。国民政府的使馆迁到了瑞士。回国无望的季羡林只好继续滞留哥廷根。季羡林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读书和写作上。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除了肚子饿和间或有的空袭外，生活极有规律，极为平静。在博士后的五年内，季羡林写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这些论文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还不断有人引用。这是季羡林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他以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过了。 在德国老师中，同季羡林关系最密切的是梵文权威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瓦尔德施米特有张孩子的面孔，季羡林跟他学了十年。瓦尔德斯米特的家庭最初是美满的，夫妇二人，一个上中学的十几岁的儿子。大战爆发后，教授被征从军当军官。不久儿子应征入伍，最后在一个北欧国家阵亡。 1945年9月，陈寅恪赴伦敦治眼疾，季羡林闻讯从哥廷根发出一封信，兼汇报自己的学业及处境。陈寅恪当年在柏林大学攻读梵文时，与瓦尔德施米特同窗，对季羡林十分欣赏，当下复函许诺，要介绍他到北大任教。 1946年，季羡林谢绝了剑桥的邀请，回国在北大任教。 北大的规矩是留学生不管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工作几年后考核合格，再考虑晋升。季羡林刚到北大一周，课没上一节。突然接到汤用彤院长的通知，学校决定聘用他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另兼文科研究所导师。这得力于陈寅恪的力荐，胡适校长和傅斯年代校长的赏识，但更直接的是汤用彤的提携。1956年教授定级，季羡林被定位一级教授——被人嫉妒地称为“一级”。 有幸活在当前的中国 “我有幸活在当前的中国。”季羡林在《病榻杂记》中感慨。“自从五十多年前所谓的解放以来，第一阵兴奋一过，立即陷入苦恼和灾难中，什么事情都要搞运动。什么叫运动呢？就是让一部分人 （老知识分子除外）为所欲为，丢掉法律和道德，强凌弱，众暴寡。我不是空口说白话，我有现身的经历。” 1957年，政治运动达到第一次高潮。 季羡林在《我的心像一面镜子》中写道：“那时我已经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跟着来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挨了饿。我在德国挨过五年的饿，我现在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有说过。” 1965年冬，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敲响了“文革”的钟声。所谓“三家村”的三位主人，季羡林全认识，他无意中说出来，被学生记住并检举。季羡林被打成“三家村”小伙计，被斗得晕头转向、头破血流，下定决心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把积攒的安眠药装到口袋里，最后看了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刚准备跳墙逃走，有人来撞门——“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押解季羡林到大饭厅去批斗。 在批斗的高潮过后，季羡林被发配为门房，他开始着手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季羡林每晚把《罗摩衍那》翻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再偷偷带到上班的地方琢磨成诗体。1973年到1977年间，他完成了《罗摩衍那》的翻译。1979年《罗摩衍那初探》出版，1985年，《罗摩衍那》出版完成。 写“牛棚”的初衷是季羡林的两个期待。一个期待是“文革”中的受难人有人会把自己亲历的苦难写出来，一个期待是那些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致死的人，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人的过程写出来。两个期待都落空，他就自己来，至少完成第一个：“不说谎话，把事情原委和盘托出”。 十年“文革”还间接催生了季羡林的《牛棚杂忆》。 季羡林从1988年3月开始写《牛棚杂忆》，到1989年4月5日止，用一年多时间写出的草稿在抽屉里压了近三年时间。到1992年春，他“忽然心血来潮，决意把它抄出来”。然而，抄成定稿的《牛棚杂忆》仍没有拿出来出版，这一压又是六年。直到1998年，才交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牛棚杂忆》出版后，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一时间，全国上下出现了“人人说‘牛棚’”的奇特社会现象。《牛棚杂忆》成了畅销书，第一次印刷八万册，很快售罄。《牛棚杂忆》出版后，季羡林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他们感谢作者“用血换来”“和泪写成”的著作，“说出了千百万人想说而又未说的话”。 《牛棚杂忆》的风行，使季羡林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 他不是研究国学的 “我生平不爱生病。在九十多年的寿命中，真正生病住院，这是第三次。” 2002年10月3日，季羡林写作《在病中》。那时他已被秘书和杨锐“裹挟”到了301医院，住在南楼一病室十三床，是高干病房。 在北大，季羡林每天清晨四点起床研究或写作，被称为北大的一盏灯。 在医院，季羡林照例每天四点多起床，起来后立即开始写东西。就是这次入院，季羡林写下了他著名的“三辞”：辞“国学大师”，辞学（术）界泰斗，辞“国宝”。 张光璘读季羡林“三辞”后受益匪浅：“这位大学者竟然昭告天下，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说自己连‘国学小师’都不是，遑论‘大师’。季羡林是喜欢讲真话的人，而且是善解人意的人。不到不得已，是不会说出这种让吹捧者下不来台的话的。其实许多年前季羡林就声明自己不是‘国学大师’，因为他的学问根本就不是国学。他曾经郑重声明：‘我说的话，你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外面的消息你们只能相信60％就行了，他们把我说得太好了，其实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于自己，季羡林一直在反躬自省。1992年11月16日，他写过一篇随笔《我写我》，他说:“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 1998年出版的《季羡林文集》共二十四卷，八百多万字，其中收录的文稿截止到1992年。截至目前，季羡林的全部著作约一千二百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在1978年以后完成的。那一年，他67岁。 那一年，北大恢复了东语系，季羡林恢复了主任之职。 （本文采写得到葛维钧先生协助，在此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