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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园西南角的老楼中找到何先生的书房。一壁是历史书籍，一壁是哲学原典，一壁是西洋音乐磁带，是斗室，也是个小世界。
何兆武先生呢？窗前一榻，闲对青山。
颠沛记行
祖籍湖南，生于北京。何先生研究历史理论、历史哲学，而五四后风起云涌的现代史，却不过 是他的人生回忆。
1935年，何兆武上初二。12月9日早晨，北平胡同里的积雪没过了膝盖，他上学路上听到两个车夫谈话。
“西直门关了。”“怎么又关了？”“今天闹学生。”
其时日军已控制察哈尔，逼近京畿，北平城头却仍在“变换大王旗”。何兆武感到“一定出了大事”。
在历史上，这次“闹学生”被称作“一二·九”运动，实际包括前后连带相关的四次大游行。到了次年的第三次游行，何兆武也参加了这件“大事”。
1936年，何兆武上初三。他和同学一起喊着口号游行，走到西单就被军队截住了。军警先是朝空中放枪威吓，然后就持大刀、警棍殴打学生。学生手无寸铁，队伍一下被冲散，何兆武和两个同学拼命冲到路边一家照相馆洗照片的“暗室”里，躲过了这场暴行。
这是他第一次“聚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十五岁，古人说的“志学之年”。读过丰子恺、朱光潜、谢冰心、徐志摩，以及梁启超和顾颉刚的学术性著作。
1937年，何兆武在北平师大附中读高一。“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他和家人先到天津、再乘船到青岛、从青岛换火车到济南、从济南倒车到徐州，然后转郑州到汉口、转武昌回岳阳，一路颠沛辗转到湖南老家。其实也可以留在北平，并不至于有杀身之祸，但他“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做亡国奴”。
书还是要读，何兆武选择了刚刚搬到长沙的中央大学附中继续求学。只可惜刚刚读了一年，日军就攻占徐州，逼近武汉，长沙形势告急，中央大学附中又搬到了贵阳。
人说贵阳“天无三日晴”，何兆武深以为然。“我在贵阳住了一年，真的只碰上三个晴天。”糟糕的是日军飞机也趁着这万里晴空出来轰炸，天天响警报，学生天天往山洞里跑，跑来跑去，学校干脆直接搬到了山里。
1938年末到1939年秋天，何兆武就呆在贵阳的山沟里上学，心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苦恼。中央大学附中意识形态性很强，学术氛围远不如当时北方学校那么自由。何兆武每天早晨被军号叫醒，由教官带着跑步、训练、喊口号；晚上听着熄灯口令睡觉，睡前也是点名、唱歌、喊口号。所谓口号，就是“蒋委员长万岁”。
再有，就是没书读。山沟闭塞，炮弹炸不着，人也出不去。没有书籍、没有报刊、没有电影。在北平读书时，何兆武每周都要去北平图书馆，“每次借五本，差不多一星期都能看完”；时不时就去逛书店、逛琉璃厂、看电影、看京剧。《大公报》、《国闻周报》，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林语堂创建的《论语》杂志，他几乎每期必读。在贵阳马鞍山，这样丰富的文化生活简直不能想象。
何先生一生,对大部分事情都能宽容忍耐，唯独不能忍耐两件事，就是“不自由”和“没书读”。他一生很多重要选择，说到底，都会和这两点扯上关系。这次也一样，读高中二年级的何兆武最终选择了跳级参加高考，提前结束这种闭塞的生活。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重要选择，所以也很郑重的。”何先生说，“那时候我们也填志愿，和现在一样，按照分数分入不同的学校。”当时，由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成立的临时大学也因战火逼近而搬到了昆明，何兆武在自己的三个志愿栏中都填上了这个大学的名字——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记趣
1939年，何兆武以贵阳地区第二名的考分进入西南联合大学。他很快就发现，联大很对自己的“胃口”。
生活是自由的。你可以是激进，也可以是保守，可以民主，也可以守旧，随你左狂右狷。“我宿舍有位同学，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布鞋不提后跟，讲笑话，爱抽烟。”一副疏狂做派。这人是汪曾祺。
选课是自由的。何兆武入学时的专业是土木，但文学、史学、哲学、外文的课也随时向他敞开大门。他去听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偏赶上那一年外文系男生都调去做美军翻译，上课的都是女生。整个教室只坐着两个来旁听的男生，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杨振宁。
读书是自由的。联大有个大图书馆，各个系还有自己的小图书馆，所有图书馆一律开架，学生可以自由入库，呆一整天也没人管，殊为难得。“解放后我在历史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得在外面填条，然后交给图书管理员去拿。”何先生不喜欢这样，“图书馆又不是藏珍楼。”
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大师毕集，河汉灿烂。史学有陈寅恪、姚从吾、傅斯年、钱穆、吴晗；文学有沈从文、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卞之琳；数学有陈省身、华罗庚；哲学有冯友兰、金岳霖。这些大家的课，何兆武至今难忘。
“钱穆先生开什么课？”
“他讲中国通史。钱先生讲课自己的想法很多，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听者动容。”
“钱钟书先生如何？”
“他讲课是启发式的，他不告诉你结论，总是在提示你，有些机锋。所以聪明的人才能跟得上他。”
“陈寅恪先生呢？”
“陈先生呀，他开的是高年级的课，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还没有资格选这样的专业课。”
但他还是去听了，趴在教室窗户外听的。几十年之后，何兆武在著作《历史理性批判散论》的自序中回忆了陈寅恪讲课的情形：“经常身着一袭布长衫，望之如一位徇徇然的学者，一点看不出是曾经喝过一二十年洋墨水的人。授课总是携一布包的书，随时翻检；但他引用材料时却从不真正查阅书籍，都是脱口而出，历历如数家珍。”何兆武后来转向史学研究，确实有赖这些前辈史学家风采的感染。
何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了四个专业，本科是土木、历史，研究生是哲学、外文。“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他的校友邹承鲁院士曾说过，西南联大之所以出了那么多大师，原因就在“自由”二字上。何先生深有同感，“我没有想到将来做什么，毕业以后做什么工作，哪一年读博士，都没想。觉得这个好玩，就学这个，那个有意思，就读一读。”真的是为读书而读书。
自由开放，让人如鱼得水。但当时自由之联大，不过是桎梏之中国的一隅。事实上，从1940年开始，这些泰斗级的老师和后来大师级的学生，一直过着每天躲避轰炸的生活。
“你知道，1937年先是‘七七事变’，然后是淞沪会战，日本人把我们的海岸线都封锁了。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国外的物资都从河内运进来。可是1940年法国溃败后呢，越南这条线也被日本封锁了，只剩下滇缅公路是中国和外界唯一的联系。日本人就天天轰炸，我们从1940年到1941年就天天‘跑警报’。”
何先生对此已经颇为“习惯”。在重庆要进山洞，在贵阳要进山沟，昆明无山，有也是低矮的山坡。所以“二十分钟就能跑出去很远啦”，言下之意，已经比之前强多了。
空袭每天来得都很准时，“大概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响警报，半小时后飞机来了，来了炸，炸完了走。半小时后解除警报，大概是三点钟左右大家又都回来了。”
“那您吃饭怎么解决？”
“有时候自己带点吃的就跑了。后来我们上课的时间都改了，上午十点下课，下午三点再上课。中间那几个小时就给大家‘跑警报’。”哈哈一笑。
别人形容这样的生活，说狼烟四起、战火纷飞。他形容这段生活，却用“战火芬芳”。即便联大曾经被轰炸过两次，图书馆、宿舍都曾经被炸过，其实每天都有性命之忧，他仍不愿把生活形容为惨烈艰难的。“芬芳”之意，大概是珍视那废墟上开出花朵的生活。
“文革”记困
1949年，何兆武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城，先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又在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教了几年世界史。1956年，何兆武调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思想史研究室，师从侯外庐先生。
刚参编《中国思想通史》，“反右”风潮就席卷而来了。科研秩序已然乱套，何兆武自己偷偷开起了“地下工厂”。
他开始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平等；帕斯卡尔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皆是他心之所向。“每天晚上偷偷搞一点，得闲的话，一天能译几百字。”
边翻译边查书，各个典故都落实，所以慢。“你的兴趣在工作里面，要偷工减料或胡编乱凑的话，兴趣就是在稿费上面了。”
这是兴之所至，也有规定任务。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周恩来联名邀请哲学家罗素访华，罗素抱恙，未能成行，只把他的《西方哲学史》赠送给毛主席。这部书，最终被委派到何兆武手里。
大概所有哲学、史学专业的后辈学人都读过何兆武翻译的《西方哲学史》，对学界的影响之大、之深，自不待言。但也恰恰是这部书，在“文革”中为翻译者本人招来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为什么“反革命”？罗素是“资产阶级”，翻译他的书就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我当时不知道这本书是毛泽东指示翻译的，我想给我戴这顶帽子的人也不知道，不然他也是反革命啦。”大概史学家已经惯见历史的可笑之处，说到此处，只是一笑，不再多着一字。
还有一个罪名，是“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他不喜欢样板戏，觉得京剧是古典剧种，穿现代衣服演现代故事显得不对味。这个言论又被人告了密，两罪并罚，何先生不仅“反革命”，还是“现行的”。
他和顾颉刚先生、谢国桢先生关在同一个“牛棚”里。他的名目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谢先生的名目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顾颉刚先生算什么罪名？”
“他是最早的一批，算老反革命，‘老资格的反共老手’。那时候凡是高级职称的几乎无一‘漏网’，是‘老反革命’。我是助理研究员，还不够‘老反革命’的资格呐。”
“牛棚”是历史所的一间小屋，三人的活动空间不足十平米。其时，顾先生年事已高，晚年遭难，终日无言，总是默默地坐着，“好像参禅一样。”
何兆武年少对史学感兴趣，就是因为读了顾颉刚的文章。少年时的偶像原来和自己还有这么一种缘分，人生之微妙，让人唏嘘。他多次想向顾先生请教学问，终是不敢扰其清静，只是在其吃饭时帮着端饭递水。
谢先生倒是和他一拍即合。一个恬淡精神，一个放达做派，遭此劫数，都显得有些“没心没肺”。两人每天在“牛棚”里海北天南、高谈阔论——历史、文学、轶事、掌故，反正除了政治，什么话题都聊得津津有味。
谢先生爱美食，话中多有涉及。何先生便问他：“您吃了一辈子，到底哪顿最好吃？”
“要说最好的，就是1933年的那一次。”其时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中国来，傅斯年在北海仿膳请客，谢先生也参加了。仿膳是按照宫廷的方式，每上一道菜都换一道酒，喝不同的酒配不同的菜，所以上了十几道菜就换了十几遍酒，“确实好极了。”
何先生又问：“您说现在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谢先生答：“西单商场有个峨眉酒家，那里的干烧鱼还不错。”
何先生笑：“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请您吃一顿干烧鱼。”
也谈治学。谢先生曾受教于梁启超，有时饮冰室主人谈自己的个人经历，话匣子一开，直说到天亮。何先生重视口述历史，一听到此处，就劝谢先生写点回忆录，保留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只是不待说完，就听见门外工宣队大吼一声“好好学习”！两个史学家赶紧低头念“小红书”。
要挨批斗，也要干体力活——在北京时是拆城墙，背墙砖；在河南干校是下田劳动。他的家被抄过两次，大批珍贵的笔记遗失了，姐姐又因迫害而得了精神病。但何先生却不爱说这些。与他同时代的大家，经历万方多难的少年时代、颠沛流离的青年时代、运命多舛的壮年时期，一生说来都有些凄楚苍凉，但他的人生却仍然显得从容适意，就因为他对那些悲苦艰辛的部分总不着意，也不较真。
他的译著——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恰恰都完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这二十年间。著作《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中的重要观点与论述也形成于这个时段。政治气候复杂多变、个人命运沉浮不定，这大大小小的“困局”，似乎都没有困住他。
很多年以后，何先生出了本随笔集——《苇草集》。书名因循帕斯卡尔的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但它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这根柔韧的芦苇，你只知道他身陷困水，却不知他心在万山。
晚年记道
1985年清华恢复文科专业，何先生回到了清华园。“我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又是清华的研究生，对它感情很深。”
还是讲授思想史。三五个研究生，一两个青年教师，围在他身边讨论——不是典型的授课方式，却是他最喜欢的方式。
也给本科生授课，与其说授课，还不如说是谈话和演讲。谈“中学”与“西学”、传统与近代化、“五四”与中国启蒙、共性与个性、关照与超越。这些谈话，都收在他的《文化漫谈》中。好多人说这本书好看，因为对于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进程，作者曾身在其中，也置身其外。
一个时代已经启幕，一代人已经走过，有些成果被重新正视，有些价值被再次估量。有人评他的《历史理性的重建》：“如果想了解当下中国学者对历史哲学的最高研究状态，就不能不读何兆武先生的论著。如果想通过中国学者的目光去审视西方的史学思想，然后反转身来，再去审视当下的中国史学，同样不能不去读何兆武先生的论著。”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2001年何先生八十大寿，清华大学历史系准备为他举办一个庆祝会，请一些学人来座谈，有北师大的刘家和先生，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刘志琴先生、世界史所的于沛先生等等，皆与何先生相识多年，但他仍然婉拒了。庆祝会的早晨，学生去接他，他已锁好家门，飘然离开。
一个人在九月的清华园里走了走，然后去了图书馆。
“一个很普通的平凡的人有什么可祝寿的呢？”他觉得他不配开颂寿会，也不配出纪念集。在采访中，他经常用“不配”两个字，连说起“文革”后期，工宣队让他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多“注意”罪名更大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事情，他也说，“我不配监视人家。”
新世纪初，清华在“蓝旗营”盖楼，分给何先生一套新房子，比现在挤满书的斗室，条件要好许多，又被他拒绝了，笑称：“年纪大了，嫌麻烦。”这件事记载在由他口述、三联书店编辑文靖撰写的《上学记》后记里。文靖在那里写到，何先生欣赏诗人济慈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他说，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一面书写就一面消逝了。
七十年前，何兆武从岳阳乘船到长沙读书。“我在湘江之上时刚好十六岁，想到了一个有点哲学或者历史学意味的问题——怎样算是进步？怎样算是幸福美满？”坐火车要两个小时，坐船却要五天，从功利的角度讲，坐火车显然具有优越性。可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船行沿途风景如画，让人毕生难忘，这不是幸福么？千水含月，万山带云，到底应该怎样衡量人生的幸福？
他那时刚读过朱光潜的《慢慢走，欣赏啊》。觉得里面“无所为而为的观赏”深切内心。人生本来就是一种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我宁愿这么慢慢走，一辈子对自己也没有安排。”何老说，又自嘲，“就是这么自由散漫。”
何兆武历经诸般磨难，却仍有着从容适意的人生，柔韧豁达，心在万山。本报记者 郭红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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