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儒雅学者 真醇人生(上)(2006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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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行霈 1936出生，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1984年晋升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1982年4月至1983年3月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教师；1992年7月至1993年9月以及1998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1997年9月至12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学者。2004年9月至11月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2005年9月开始兼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与北大联聘）。此外，还先后在日本爱知大学，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华盛顿、夏威夷等大学，以及香港大学、台湾大学讲学。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合著）、《陶渊明研究》、《中国诗学通论》（合著）、《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主编）、《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陶渊明集笺注》、《唐诗风神及其他》、《中华文明史》（四卷本，主编之一）、《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主编）等。曾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个人），国家图书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特等奖，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暨人民教师奖章，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你是他的学生，上课之前你期盼着他的到来。他轻轻地推门进来，白发皤然，精神矍铄。他微笑着和你打招呼，询问你的学习、生活状况，你的每一丝忧虑或欢乐都可以和他分担或分享。一堂课下来，你有许多感想要对他诉说，他会耐心地听，同时启发你得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结论。 他，就是已经在北大生活了半个世纪的长者，中文系的袁行霈先生。 一个没有传奇性的人 在我们的眼里，先生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他不会让你感到局促和紧张。他认为两个人之间--哪怕是晚辈和长辈，也应该平等地对话。他从来都是那样心平气和，那样波澜不惊。在先生面前你会以为这种气象的背后一定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我不是一个传奇性人物，没有什么离奇的故事。”先生淡淡地说。但是平实并非平庸，先生踏实质朴的经历如泉流山涧，没有惊涛骇浪，却于涓涓前行中别有一种潇洒的气韵和韧性的追求。 在他的老同学作家马嘶的印象中，先生首先是以勤奋好学、聪慧多思、成绩优秀和思维敏捷为同学注目的。那时，同学经常发现他在未名湖畔的绿树丛中捧书诵读，或掩卷沉思。先生还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人，他经常写诗，并以音质优美的朗诵受到大家欢迎。马嘶先生说：“袁行霈没有年轻人通常具有的心猿意马、轻佻浮躁、好高骛远那等凌厉之气，也从无生活懒散、读书不求甚解的郎当作风。他从不张扬夸耀、显示自己的长处，也从不干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之事。他于朴实无华的为人处世之中，时时洋溢着一股蓬勃向上、昂奋进取的朝气，表现出一个有志有为青年的高洁品质。” 1957年，他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58年秋先是带着学生到北京城子煤矿半工半读，每周三天下矿井挖煤三天上课，持续了两个多月。接着又到密云钢铁公社劳动了大半年，烧过锅炉，做过炉前工、木工、铸工。1959年夏他又下放到斋堂公社白虎头大队劳动，直到1960年3月才回到北大。在这段时间里，他以青春的热情投入新的劳动生活，至今还想念着那些和他一起劳动的矿工和农民，想念着那漫山遍野的桃花和梯田上一层层绿油油的谷苗，他曾两次回斋堂看望老乡们。然而，让他痛苦的时刻还是来临了。在1962年以后那段狠抓阶级斗争的岁月里，先生被定为全校的“白专”典型。文革开始后，很自然地受到批判，下放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多，在一次翻车事故中，从波阳湖大堤上摔下来，差一点丢了性命。在那种压抑的氛围中，先生感到动辄得咎，无所适从，“那是我一生中最不开心的时候”。 袁先生说：“我的好运是从40岁开始的”，那是1976年。最令他难忘的是1979年，那一年，他连续发表了《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等三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他在中文系率先讲授了专题研究课“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他提升为讲师，搬进蔚秀园的两居室。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安定了，他的教学和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境地。 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老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那门课讲得还算成功。”先生陷入对往昔的回味中，脸上的那种愉悦只有一个在内心深处和学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才有。他准确地记着一些学生的名字，那时的学生岁数普遍比现在的大，他们在文革期间耽误了很多年，一旦考进北大，便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当先生上课时，教室里总是水泄不通，走廊、窗户外面都站着听讲的人。此后几年间，先生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先后讲授过中国文学史基础课，以及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李贺研究、唐宋词研究等专题研究课。先生的课在80、90年代成为中文系学子和许多喜欢中文的学子心中的经典课程，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北大学者风度的象征，成为北大学子心中美丽的记忆。一位博士说：袁先生上课的时候，那种陶醉和潇洒，让你感到他还是个年轻人。 也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先生的人格魅力与学者风范开始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1982—1983年，先生应邀赴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一年，他是首位受聘于东京大学的北大教授。时间刚刚过半，东大中文系主任就给北大发来公函，称赞先生“学识渊博，人格高尚”，并希望先生延长一年。1992—1993年间，先生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学，又引起了巨大反响。先生回国时，许多学生自发到机场送行，有的学生家离机场太远，就在头一天晚上赶到距机场近的同学家里落脚。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在显著的位置对先生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和热情洋溢的赞美，文章的题目更散发着浓郁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京城来了人》。直到现在，每当遇见新加坡学界的朋友，他们还会津津有味地谈起先生当年的风采。 先生上课很有自己的风格。他十分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课堂上总是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国学研究院2002级的博士生曹胜高说：“袁行霈老师很有雅量，尽管他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学者，但是他非常虚心，非常坦然地倾听同学的不同见解。”只要是袁先生的学生，或听过袁先生课的人，你只要问及他们的感受，他们首先想到的词多半是“如沐春风”。“上袁先生的课你经常有这样的体验，不知怎么，咦，一节课就过去了。”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袁先生对学生不严格要求。国学研究院每一届学生开学典礼时袁先生都要在讲话中提到：这里的学生要提交两篇论文，一篇是学术的论文，一篇是个人品德的“论文”。他要求学生做到学问和道德的统一。先生对学生交的论文，大至谋篇布局，小至遣词用字和句逗，都不放过。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一个博士生正在写学位论文，但是又不能像往常一样跟老师面对面地交谈。于是先生就利用电子邮件进行指导和批改，等到论文定稿，电子邮件已经积累了一大堆，最紧张的时候，先生一天改了三次，发了三遍，以至于最后大家都说，出一本论文的批注版都绰绰有余。先生上课的板书俊秀飘逸，每当他转身写字时，那气度，那字迹，总是要激起一阵感叹。他习惯竖写，一行行地从右到左，一节课下来，黑板上就完成了一篇书法作品。他的学生中也有不少擅长书法的，于是一个误传不胫而走：要考先生的研究生首先得书法好。前两年先生还收到考生的一封来信，询问此事。 由于教学和研究成绩斐然，1979年先生在做了22年助教后成为讲师，第二年即1980年升为副教授，1984年国家教委组织全国部分老教授审核后特批为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先生微笑着说：“我大概是做助教时间最长的人，”应该再加一句，大概也是做讲师时间最短的人。由于在教学工作中的突出贡献，1989年先生获得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个人）；1991年获国家教委和人事部授予的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暨人民教师奖章；1993年获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公众推选的十佳教师)；1995年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当他担任了多项社会职务时还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亲自指导的研究生有些已成为国内外相当著名的教授，或担任着一些部门的领导工作。他常说：“我的本职工作是教书。”先生对教学相长的古训深有体会，他说，好的学生固然和老师的培养分不开，能成为好的老师也跟学生分不开。先生深深眷恋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他不止一次地说：“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老师！” 苦心孤诣的学术之道 先生走上学术道路和他从小所受的文化熏陶有很大关系。他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培养了他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启迪了他对文学的慧心和妙赏。 1953年，先生考进北京大学，从此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1957年毕业，被林庚先生留做助教。在1960年至1964年的几年间，他和陈贻焮先生一起跟随他们的导师林庚先生主编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还参加了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的选注工作。做这些工作需要阅读大量的作品和史料，为他今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8年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纵通”与“横通”》，文章不长，却是先生第一次公开地表白自己的学术追求，预示着他学术道路上一个新的开始。文章指出：所谓“纵通”是“就文学论文学，着重研究文学史上各种现象、体裁、流派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研究一个个时代和作家的成就，及其承上的作用和启下的影响；力求将上下三千年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所谓“横通”就是力求将文学和史学、哲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努力从他们的关联上，从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的关系上，寻求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他认为将“纵通”与“横通”结合起来，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观察和研究文学发展的历史，“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发现，甚至开拓出一些新的学科领域”。 1987年他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出版，此后在日本又出版了此书上编的日文译本，在韩国出版了全书的韩文译本。此书于1991年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于1992年获国家教委授予的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特等奖。学界对于这一专著的认可令先生感到欣慰，然而谈及这本书的时候，先生屡屡提及的却是林庚先生所作的序言，其中显示了两代学者心灵的脉脉相通，特别是他对导师的感恩之情。林庚先生在序言中说：“人之会心，或囊括宇宙，或隐于针锋，灵犀脉脉，若相问答。行霈为学多方，长于分析，每触类而旁通，遂游刃于群艺，尝倡边缘之学；举凡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维所至，莫不成其论诗之注脚。本书上编盖由浅入深，沿波以探源；下编则青山历历，峰峦自见。仿佛两条坐标轴构成一幅坐标图，交辉映照，互为表里。话固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譬喻又总是跛足的，不知其可耶非耶。多年来行霈时叩我柴扉，每纵谈终日，乐而忘返；盖习以为常，亦性之所近也。” 1987年他应邀到日本爱知大学讲学，此后不久出版的《中国文学概论》就是这次讲学的讲稿。1994年，先生与弟子孟二冬教授、丁放教授合著的《中国诗学通论》出版，随即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随着学问的精进和学术成就的积累，先生对做学问的见解愈加高屋建瓴。他认为做学问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把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明白；另一种是对简单的事情，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先生认为，学问也和诗歌一样具有气象。“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弘，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而形成这种气象至少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敬业的态度，对学问十分虔诚，一丝不苟；第二是博大的胸襟，不矜己长，不攻人短，不存门户之见；第三是清高的品德，潜心学问，坚持真理，堂堂正正。先生说，具有大家气象的学者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学术的格局和视野开阔，能够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处显示出总揽全局的能力；他们的学问都具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垂范后学；他们都是学问和道德并重，用正直、诚实、刚强成其宽容、独立之气象。 1995年，教育部请袁先生主编面向21世纪教材《中国文学史》。他约请了19所高校的29位学者，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气氛，大家团结一致，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完成了全部书稿，共四卷。他不但将这部书定位为教材，也定位为学术著作，因为好的教材都应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并有独到的见解。他为这部书花费了大量心血，从组织班子、草拟编写要点、确定全书体例、拟定编写工作条例、统改编写大纲，直到全书初稿完成后对全书进行统改润饰定稿，以及看校样，他总是事必躬亲。他还亲自撰写了总叙论、第三卷叙论，以及第三卷的两章。他利用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的机会统改书稿，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夜以继日辛苦了将近四个月。他手提着一箱子书稿，从中国到美国，又从美国返回中国。他说自己从不做挂名主编，这部书就是证明。关于这套教材的编写方针，先生提出“守正出新”四个字，先生还确立了撰写文学史的三条原则：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这与先生关于诗歌艺术研究经验的总结（博采、精鉴、深味、妙悟）同样有其个人特点，即强调会通化成。傅璇琮先生认为该书“打破传统概念，开拓研究视野，展示了学术发展的新方向”；杨义先生认为全书的总绪论和各编的绪论，“从文化学的大视野考察了文学与政治社会、宗教信仰、学术思潮、传媒和受众等诸因素的联系，荦荦大端，层次分明，有些地方写得非常大器”。该书在1999年8月出版，2000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1年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2年又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今已经印刷了多次，被许多高校采用。这是对他们这个集体的高度肯定。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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