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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黄钰生先生健朗的体格使他得享九二高寿，其生命历程从晚清“戊戌维新”，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世界风云变幻之际，差不多跨越了一个世纪。作为活跃在文教领域的知识分子，其阅世之长、经历之繁复，当属鲜见的特例。他任职南开大学二十五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作为张伯苓校长的主要助手佐理校政，其职务由“大学部主任”到“秘书长”，南开校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均曾亲历亲为，可谓南开早年历史的见证人。因此，二十多年前，校方开始编撰校史时，这位“硕果仅存”的元老级人物就备受珍视。
黄钰生，字子坚，湖北沔阳人，1911年十三岁时来津寄寓舅父卢靖（字木斋，曾任直隶、奉天提学使）家中，翌年就读于南开学校。191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肄业三年，“五四”运动中曾作为清华学生代表之一参与有关活动。1919年秋，官费赴美留学，先在小城艾普敦的劳伦斯学院学习文学和哲学，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散文以及罗素的哲学对他颇有影响。一年之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1923年取得硕士学位，当他开始撰写博士论文时，国内的资助经费中断，遂于1925年回国，旋即就任南开大学文科教授。
上述求学经历，可注意者有三点，其一，黄钰生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结识与自己同岁而入学晚一年的周恩来，二人很熟悉，后来周恩来留学日本时致函冯文潜，信中还问及：黄子坚到哪去了，学何专业？黄钰生自述：自己有一个“红色晚年”，实出自周总理的引导；其二，黄钰生在南开学校的结业成绩本来名列前茅，却还要考入清华学校继续深造，除了官费留学的实际考量外，两所本在同一程度的学校究竟差别何在？且看黄先生的回忆：“英语阅读能力，我记得我从南开毕业时，像西洋通史这样的书每小时能读七、八页，我到清华学校插班，我发现清华同学每小时能读十到十一页。”黄钰生所具有的南开、清华“双重”学历，为其日后代表张伯苓校长参与西南联大的校政管理，无疑增添了各校之间相互理解和圆融的因素；其三，中途放弃留美学业而应聘南开教职，固然缘于资助费用不继，恐怕与张伯苓校长急于用人而诚恳相邀亦大有关联。黄钰生选择教育和心理学为主修专业，原本即受到张校长办学经历影响，从稍后黄被“委以重任”的情形推测，南开校方对“自家子弟”有意施予定向培养亦未可知。
作为教师，黄钰生在南开大学曾经开设“教育概论”、“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西洋教育史”等课程，此类课程构成后来成立的哲学教育系（简称“哲教系”）的主干课程。人们总结他的授课特点：内容丰富，语言精练，逻辑性强，善于启发。据邢公畹先生忆述：“黄先生教学严肃严谨，逻辑性强，条理清楚，特别是超人的口才，取得了良好效果。他讲心理学，经常座无虚席，外系的学生、青年教师踊跃旁听。”即使后来他肩负繁杂的学校行政管理，也并未放弃教师的本职，仍然坚持课堂教学不辍。他于1930年所写《大学教育与南大的意义》一文称，“南大为经济所限，不敢侈谈研究，它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教学机关，间或有点研究”而已，但是“大学的一切设置、人员、组织，都是为学问而预备的。”看来，当年他属于“学术本位”的守护者。
1927年，黄钰生被张伯苓校长委任为“大学部主任”，1930年前后（一说1932年）改称“秘书长”。南开大学于1919年成立时初名南开学校大学部，大学部主任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专业出身的凌冰博士担任，凌先生任职六年后辞职，继任者乃化学专家邱宗岳教授，邱先生两年后卸任，年轻的黄钰生“出任艰巨”，担任此职二十余年，直至五十年代初期。旧时大学无副校长设置，教务长常居校长次席，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设立秘书长一职，辅助校长统管校务，校长外出，往往代行校长职权，地位显要。黄钰生在此岗位履职的前十年，适逢南开大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其间，既有英勇护校的壮举，也不乏处置失当的败笔。1929年张伯苓校长出国募捐期间，在续聘教员加薪问题上出现不当处置，致使多位教授相继辞职离校，造成教师队伍重大流失。身为大学部主任，黄钰生痛切自责，及至暮年仍为自己当年的“软弱”失职而抱憾不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浪人在天津策划便衣队暴动，枪炮架设在南开园周边，形势危急。黄钰生准确把握局势，组织学生暂避一时。据师生们回忆：当时黄先生“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七七事变”后日军疯狂炸毁南开大学，黄钰生奋力组织指挥师生疏散和物资转移，最后与教务长杨石先、斋务主任郭屏藩三人乘小舟含泪告别战火中的校园。半个月后，黄在南京面见张伯苓校长，交上南开大学的一大串钥匙，以示回复使命之意，颇具几分悲壮色彩。
二
如果说，抗战以前黄钰生的活动范围还仅限于南开校内，那么在此后八年的多校联合办学体制中，他的“事功”扩展到了全国教育界。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向昆明转移，限于战时交通条件，由三百余名男生组成步行团，徒步入滇，号称“湘黔滇旅行团”。该团由教师组成辅导委员会，主席黄钰生，成员有闻一多、曾昭抡、袁复礼、李继侗等北大、清华的教授，实际上由师生共同完成一次长途迁徙。据申泮文先生记述：“旅行团的全部总务事宜，举凡路线选定、前站、宿营、伙食等杂务都担在黄钰生一人肩上。他把全团旅行经费数万元巨款用布带缠在腰间，手扶竹杖，与学生们一道，一步一步地量到昆明。他自嘲说，我这是‘腰缠万贯’下西南啊！”申先生的记述轻松幽默，实则步行团所经之地多为贫穷落后区域，途中所遇困难超出想象。漫漫三千里路，跋山涉水，餐风饮露，投宿破庙茅屋，或与牲畜共处，甚而饥寒疲惫，“枵寝待旦”。作为领队者，黄钰生重任在身，也曾遇到误解和抱怨，最终大家协力同心，历经六十余日，顺利抵达昆明。清华同学蔡孝敏晚年在台湾撰文，尚清晰记得“旅行团将抵昆明前一日，黄太太（梅夫人）特由昆明赶来迎接，全团称羡”。远在美国的胡适对旅行团事迹大加赞赏，视为“教育史上的壮举”。黄钰生曾在贵州玉屏购得当地名产竹手杖一根，他精心刻上“行年四十，行路三千”八字，以纪念这段不凡经历。
众所周知，西南联大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委会，协调管理联大校政。清华校长梅贻琦常驻昆明，主持日常校务；北大校长蒋梦麟在联大前期决策若干重大事项，作用独特，后期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时常离校；南开校长张伯苓常驻重庆，有关大学事宜委托黄钰生代行职责。最初三位校长的分工为：梅负责教务，蒋负责总务，张负责建设。因此，黄钰生到达昆明不久，即出任联大“建设长”。不难想象，数千外省学生和教师齐集西南边城，校舍和宿舍的营建该是何等紧迫！可以说，昆明大西门外一百二十亩地联大新校舍的落成，凝聚着黄钰生的大量心血和付出。同时，他还兼任联大多个委员会的委员，参与各类校务活动。1938年秋，西南联大增设与原有文、理、工、法商四个学院平行的师范学院，黄钰生回归“本行”，担任院长整整八年。该院依托联大雄厚师资，得天独厚，既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关注，更载负着云南当地人的热望，且组织机构自成体系，故而师院及其附属中小学曾被称为“校中之校”。
身为院长，黄钰生精心组织教学，热诚邀聘联大教师到师院兼课兼职，出现在该院课程表中的任课教师，赫然留有张奚若、冯友兰、贺麟、燕树棠、罗常培、杨武之、陈岱孙、张清常、李广田等教授的大名，朱自清、江泽涵、刘崇鋐等还曾兼任系主任。黄钰生积极与云南省政府合作，定期由师院举办当地中学教师进修班、专修班，培养和轮训大量师资，有力改变了云南的教育现状。他特别倾力于师院附属中学的建设，移植“南开经验”严格管理，成效显著。据他晚年忆述：“那几年，附中声誉渐好，省政府主席想送他的女儿来上学，我们坚持先考试后入学原则，表示考及格才收。后来这孩子到别的中学去读书了。”附中的优良校风和教学质量堪称当地中学教育之翘楚，杨振宁博士即是该校优秀毕业生之一。黄钰生后来总结说，自己一生中“最感得意的是在昆明办联大附中这一段”。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师范学院及其附属学校整建制留在了昆明，成为云南的教育重镇，人们感怀黄院长的办学业绩，称誉他将“无限遗爱永留西南边陲”。
1946年春，复员返津的南开大学正式改为国立，黄钰生仍任秘书长。他曾一度兼任天津市教育局长，上任仅四个月即辞职返校，全力投入复校活动：收回八里台原校舍八百五十余亩，接收六里台敌产中日学校等处一百一十亩，使得南开校园扩展至南北二里、东西一里的广阔区域，为日后学校发展预留了空间。1948年冬，黄钰生放弃南京当局实施“抢救计划”送来的南飞机票，与南开师生一道迎接新时代的到来。1951年张伯苓校长在津病危，黄钰生会同其家属，执笔写下“遗嘱”，后公诸报端；张校长逝世后举行追悼会，致悼词者仍是黄先生，他力求公允评价已故校长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他被诬指“贪污”，虽查无实据，却在随后的“院系调整”中被调离南开大学，转任天津图书馆馆长，时年五十五岁。
当时的天津图书馆远非今日规模之可比，刚刚由三个小馆合并而成，藏书仅二十余万册。诚如论者所言：“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这个调动有着谪贬的意味。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反而给予他更好地发挥他另一方面的素养与才能的机会。如果没有这次看来不愉快的遭遇，就不会有后三十五年他在图书馆事业上的贡献，因此不妨说，他是‘因祸得福’”。晚年黄钰生被塑造为老一辈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典范，而在一般人看来，他老人家随和平易、风趣幽默，近乎“人瑞”。随遇而安的平和心态，应是他历经风霜而仍得高寿的另一因由。不过，外在的荣耀并不能涵盖内心深处的某些遗憾，近九十岁时他写信给一位老校友称：
我很少照镜子，要照得到的也只是一个模糊朦胧的形象。我总结我的一生有这么几句：学问事业两无成就，而错误累累；学不专精，而诸多旁骛；标榜超然，而左右摇晃。在行为上，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而在内心里，我是一个重感情而轻理智的人。我往往自负，而又时时自谴。我的理想很多，而又无一实现。我是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度过了这行将就灭的一生。
看得出，这是一位老知识分子的内心剖白，冷静深沉，未可单纯以谦虚目之。他为自己平生没有留下一本著作而深感遗憾。在《悼念郑天挺先生》一文中他写道：“在学问上，我差他何止千丈，他赡博精湛，我了无成就。我对他钦佩羡慕，对我自己遗恨无穷。”其实，黄先生早年曾编著“心理学讲义”手稿，印发给学生用于教学，他一再修订，却不肯发表，友人建议他送书局印行，他总是说还需要修改补充。不料，这部书稿后来毁于日军轰炸南开园的火海之中。据他的家人回忆：“他虽没有成本的著作，只发表过一些短文，而且大都是因人之请而写，但是他从不敷衍塞责，更从不让人代笔，任何一篇都言之有物有情。”品读黄先生高龄时撰写的文章，绝少人们熟厌了的八股气味，确乎于平实之中蕴涵情致，不经意间显露出厚重功力，莫非早年受英国散文诗歌影响的痕迹？
三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以亲历者身份对南开大学早期校史的回忆和评述。前文提及他在南开学校（中学）毕业后复考清华学校，感受两校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差距一节，实则他对于南开的理科教学却非常称道，引为自豪：“南开是一向注重理科教学的，它的仪器设备，在中学学校中是较早较好的，理化教学，不但教师作演示，而且学生们也要亲手做试验，……张（伯苓）校长关心理科要比关心文科多一些，南开中学，乃至南开大学，都是这样。”关于早期南开大学理学院的评价，黄先生说得更为明确，他认为，自1920年后的十年间，随着姜立夫、邱宗岳、饶毓泰、杨石先、陈礼、李继侗、张克忠、刘晋年和卢祖诒等人的相继受聘来校，“南开大学的理学院，论师资、论图书仪器、论课程、论其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可以与1927年开始的清华大学相比，毫无逊色，有的地方高或过之而鲜有不及。我的这番论断，曾和陈省身谈过，陈以为然，而且我和他谈话时，是他先提出来的”。数学大师陈省身与黄钰生一样具有南开、清华“双重”学历，不过，陈先生是在南开大学毕业后进入清华作研究，他们的学业过程有所不同，感受却颇为一致。至于文科，黄钰生认为，虽然有过很好的教师，但文学院在早期南开素弱，这与张伯苓校长不够重视有关。他回忆道：“对于设立中国文学系，我和冯文潜不知道向张校长面谏过多少次，始终未被采纳。”
对于旧时南开人物，黄钰生或亲身接触或共事多年，谈及这方面的“掌故”，话题自然不少。他回忆说：南开创办人严修（范孙）在晚清社会诚可谓洁身自好的君子，亦即西洋人眼中典型的绅士，他属于颜李学派的理学家，一贯重视道德教育，是他动议将家塾改为中学，并培育起南开的良好校风。“南开的募款从一开始到1919年，都是打着严范孙的旗帜进行，打张伯苓的旗子则不行。包括南开大学筹备时，严老先生都亲自参加募款。后来张伯苓的社会威望渐渐高了，募款主要是张伯苓进行了”。关于严、张二人的关系，可以说他们始终是“居停”与“西席”的关系，介乎师友之间，严信任张，张则敬重严。“严先生是有维新思想的人，可是他又不做民国的官，……1929年严范孙先生去世，他入殓时还穿着清朝的官服，这是我看到的”。
谈及张伯苓，黄钰生感触颇多：张校长是个教育实行家，不是一个理论家，但他的讲演总是很雄辩，很有说服力，他是个基督教徒，但是他自己从来不宣传基督教。外界流传他募款时常常“遭白眼”，而根据我的记忆，几笔大捐款，都不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张伯苓有时候是“拿着金饭碗讨饭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是张的朋友，张季鸾问张伯苓“你怎么那么善于捐钱？”张伯苓笑答道：“容易，摸着穴位一针就是一笔钱。”当初，李纯的捐款，只是公债，起初南开大学是靠公债利息，后来有鉴于公债利息之不可靠，抓住某个机会，变公债为现金，这是张伯苓精明之处。抗战前夕华北局势紧张，南开大学的基金存在天津银行，立即转到重庆去，这是张伯苓采纳何廉教授的建议而走出的一步妙棋。南开的基金转到重庆之后，以张校长之精明，加上他和孔祥熙的关系，不要说基金的保值不成问题，连基金增值都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张伯苓始终没有放弃以校养校的思想，他用基金办实业，搞什么机械厂、建筑公司之类的实业，用人不当，实业越搞越赔，赔到抗战胜利的时候，基金赔光了，一文不名。这是张校长一生中失策之处。西南联大建校初期，张伯苓时来昆明，共商校务，往后次数渐减，到抗战中期，他对于青年的号召力，远远不如抗战之前了。“回顾和反思（抗战胜利后）筹备复校以及南开改国立的过程，张校长有两点失误：一，在政治上他患有白内障，看不清形势，迷信蒋介石，低估共产党；二、办事欠策略，在复校要求中直接‘签呈’蒋介石，漫过了主管教育的陈立夫、朱家骅等人。张校长的失误与南开校史的直接关系不大，对于写张伯苓评传的人，则不失为一点参考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黄钰生对于经济学教授何廉在南开大学扬名海内外过程中的作用，格外看重，反复强调：“何廉对于南开大学的整体，对于张伯苓个人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人都大。虽然何廉半路上做官去了，但他和南开大学的关系始终未断。抗战期间不也是何廉把经济研究所恢复起来的吗！就学校的财政上说，有许多事情是听何廉的主张。”黄先生认为，编写南开大学校史，涉及何廉“无妨用些笔墨”，因为何廉是个学与术兼长的人，经济研究所是他空手起家而办理成为一个国内外都有名的研究单位。经济研究所的经费是他募来的，研究课题是他提出来的或者是他‘趸’来的，或领下来的。因此，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有半独立性，财权、人权都由何廉掌握。张伯苓对他只是言听计从。这就说明，为什么在1929年教师危机中，何廉不离开南开的缘故，因为他在南开有“事业”。南开的商学院在他兼任院长以前，师资课程均软弱无力，他兼任院长以后，商学院振作起来，师资健全，课程丰富，秩序井然。经济系归属商学院后，较之属于文学院时，强得多了，这都显示出何廉的办学才华。四十年代后期南开校长更迭，内部情形是，张伯苓不愿辞，何廉也无意于当校长，他勉强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就离开了。总起来说，何廉对南开是有功劳的，南开大学之在国内和国际出名，主要是由于何廉创办的经济研究所。张伯苓器重他，他无论在校内或在校外，都为张伯苓做了许多事。他纵然离开了南开，在国内国际仍以南开人的面貌出现，他自己在回忆录中说：“我在南开的十年，是我一生最愉快的十年。”因而黄先生再三强调“写南开的校史，不可不用浓笔写何廉”。言下之意，现行校史对何廉先生的作用还未写充分。
1929年，南开大学曾有过一次“教师危机”，蒋廷黼、李继侗、饶毓泰、萧公权等教授纷纷辞职他就。迄今有关载述多偏重“外部诱因”（如清华校长罗家伦高薪招贤），而对“内因”则尽量回避或模糊处理，显得语焉不详。黄钰生是该事件的“直接责任人”，他在晚年至少两次撰文忆述此事，引以为痛。在《怀念喻传鉴先生》一文中他写道：“我承担了大学部主任职务不久，张伯苓校长出国，我在无所秉承又不熟悉章程的情形之下，听信了一二有偏见者的怂恿，不经评议会审议，擅自处理了一位成绩斐然的教授的调薪问题，因而引起了公愤，五位名教授拂袖而去，致使大学部蒙受了很大损失。”此处“成绩斐然的教授”即萧蘧（叔玉），他用实地考察所得资料，撰成《东北经济资源之发展》一文，提交太平洋国际学会，颇得重视。可是由于他与校行政人员之间的矛盾，未能享受下年续聘而加薪二十元的待遇，愤而辞职，并引发连锁反应。近年出版的《方显廷回忆录》也有南开内部教师与行政人员不睦的记载，说明这一事件并非偶然。黄钰生在《读校史稿随笔》中透露：萧与校长秘书伉乃如“交恶已久”，伉坚决不同意为其加薪，黄曾建议开评议会讨论，伉拒绝，“因为校长发聘书的图章在伉手里”，黄未再坚持。这位大学部主任事后感叹“至此伉乃如之专擅，黄钰生之软弱，显然易见”。黄先生的自责真诚坦白，不过他当年的“窘境”却暴露出私立南开在制度上的某些缺陷。校长不在的情况下，身为大学部主任，既无财权亦无人事权，竟受制于一位资深秘书而毫无作为，说明权力集中于校长一身，所谓评议会之类，功能脆弱。此一现象，不仅南开一校独有，现今流行的“校史”大多高自标榜，令人难以尽信，实则所谓“教授治校”即使在旧时国内大学也是至为难能可贵的。 曾有学者指斥一些校史为“俗物”，即虚夸成分和功利色彩过于明显，而且写法雷同，程式固定，甚而流于宣传品。作为“过来人”的黄钰生，审读南开校史稿，逐章列出意见，据实以陈。如其中一条：“南开大学的爱国民主运动与南开的校史是分不开的，但究竟是个偏师，述说偏师的篇幅占了二十二页之多，未免多了点，我劝编辑把这章的内容压缩一些。”求真求实，信守尺度，后人读之，不禁肃然起敬。
（申泮文主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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