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法学导师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0:11:27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从不到二十岁开始，江老师就积极投身到这场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江老师也许认为到了一定的时刻，更深刻的改革就会顺理成章。无论如何，他一定会以他一贯的知识、智慧和勇气引领我们的法学研究、法律教育以及法治建设。 去年的7月10日，上午判完了期末考试的全部考卷，我步行到石河子一家维吾尔餐馆里吃饭。一人坐在餐桌前，突然就想起年近八十的江平老师来，他好像就坐在我的眼前，他那朗朗的声音响起在耳边，强烈的思念之情一阵阵地向心头袭来。这种如春潮涌动的思念还是很少发生的，我不免有些困惑。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巨大的宽容 1982年，我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成为外法史专业的研究生。我入学大概半年之后，江老师就担任北京政法学院的副院长了，1983年学校改名中国政法大学，江老师自然地又担任副校长。不过，作为学生，大家都不习惯称他的官职，只是叫“江老师”。 见江老师最方便的地方就是他的“罗马法基础”的课堂上。听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站在三尺讲台上，气宇轩昂，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悦耳的嗓音，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仿佛一条精神的河水在课堂之上款款流动，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 江老师对于学生的关爱更表现在巨大的宽容精神上。他是过去数十年政治运动的受害人，深知学术自由的价值。现在回忆起来，1980年代尤其是江老师长校期间的中国政法大学，真正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校园。来自域外的各种新学说在这里自由传播。学生与教师、年轻教师与资深教授可以坦诚直率地切磋和争论。校报虽然属于官方主办，但是年轻的编辑们却有如初生牛犊，把它办成了一份最具批判精神的报纸。还有，对于校政本身，我们也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甚至有些稍嫌过火的举动。 1985年，我毕业留校，在新成立不久的比较法研究所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听江老师聊起他过去的坎坷经历。1957年之厄以后的二十年时间里，他所遭遇到的灾难实在是超出一个人能够承受的极限。支撑他活下来的内心动力，也许正在于他对这个不完美世界的强烈的爱心，还有那样的信念：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曲折乃至苦难正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我的出走与回归 在研究所里的工作很闲散。1986年底，我们筹办《比较法研究》季刊，我开始了兼做研究与编辑的生活。编辑一份刊物是我的一个梦想，心中自然是非常兴奋，干劲十足。尽管从事编辑工作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愉悦，但那个时期正是大学教师生活最艰苦的岁月。到了1988年，我有了孩子，蜗居在一间筒子楼里，每月收入仅仅相当于当时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十分之一，深有困兽之感。 高校涌动着下海潮，兼职做律师的、“办班”的、“停薪留职”到商事企业工作的……我也未能免俗，想离开大学几年，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再回归教育界。正好当时有一位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正在招录员工，但是在办理调离手续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阻碍，不同意放行的正是江老师。江老师明确地跟我说，我根本不适合从事商业工作。要相信眼下的困难是暂时的，咬着牙坚持，总会过去的。学术成长的过程需要不间断地努力，轻易中断，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对于长久的发展是不利的。我所谓的“曲线救国”，即先挣钱养家，再回归学界是不大现实的。但是，我当时去意已定，对于江老师所说的道理根本听不进去，而且总觉得他是因为年轻时吃苦太多，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的艰难处境缺少同情的理解。越说越急，竟然在会议室外跟江老师吵了起来，最后还冲动不已，不顾几位副校长的劝解，拂袖而去。 到公司之后，我的工作经历好像完全按江老师的预测进行。收入虽然比在大学里翻了一番，但外贸业务完全不上轨道，已经定型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难以改变，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久就开始寻觅离开的途径。当然，无奈之下，我又敲开了江老师办公室的门。 很快，我又回到了学校。1990年，江老师度过60岁寿辰，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们自发地为江老师祝寿。在祝寿活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我们都要求江老师表演一个节目。江老师走路不太方便，但是我们还是看得到他步履的坚定，他用英文演唱了美国工会运动的一支歌曲，叫《我们绝不动摇》。看到这个场面，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震动。 “信是明年春自来” 江老师内心充满着对生活和我们这个世界的热爱，他喜欢古典音乐，做格律诗，也是一个级别很高的球迷，对于世界杯和欧洲杯的转播，江老师也和年青人一样有同样的热情，后半夜三点爬起来看球，第二天又兴致勃勃地参与学术研讨。那样的精力充沛让年轻人也自叹弗如。 我时而向他请教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江老师所持的立场更温和，叮嘱我注意所提主张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只是我有些确信，行动意义上固然应该温和，但是在学理上需要更加清晰和明确。 从不到二十岁开始，江老师就积极投身到这场以全新学说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我猜测，江老师也许认为到了一定的时刻，更深刻的变革就会顺理成章。社会条件不成熟之时，过于激烈的观点，更可能因为挑起很大争议而延缓变革的进程。 “信是明年春自来。”这是在人生经历最苦难岁月时，江老师洋溢着乐观精神的诗句，此刻仿佛在我的耳边响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