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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通过推行一轮又一轮的运动来重建社会秩序。高等院校依次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院系调整运动，批判胡适、俞平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反胡风运动，鸣放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交心运动，教学改革运动等，同时又配合全国范围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新区土改运动、抗美援朝运动、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等开展相应的学习与整肃。几乎每一次运动都深入到个人，要求参与者结合自己的实际交代思想与认识，吴宓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自然也一个不落地开展了上述活动。面对接二连三的运动，以及运动间隙的各种开会和学习，吴宓身心疲惫，他不仅对运动心怀恐惧，而且深感各种事务的繁忙、无聊与无趣，却又不得不强作积极地应付。可以说，如果吴宓甘于过一种平庸的生活，他也许别无他求，毕竟西师给予他很高的工资，四川省和重庆市政府给予他政协委员的荣誉。然而，他曾经看到过作为一个人的最高理想，他看重人格，看重精神，看重学术与文化，当这些在现实中对他而言显得越来越奢侈的时候，生无疑是一种痛苦，他宁愿早死，使自己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1957年7月，吴宓所撰的对联“我生不辰，速死为乐”可以很好地展示他五十年代的心境。
从1950年开始，吴宓就苦于常常不得不揣摩上意，违心说话、作文。为了免祸，为了不被当众批判，他谨小慎微，每次在说话和作文的时候，他都高度紧张，唯恐稍不留意被别人窥见了自己的内心；有时终未能忍住而多说了话，他总要后悔、恐惧好一阵子。这种“不敢言其志”的折磨令他几近疯狂，了无生趣。他在1952年就悲叹：“自觉年来以精神压迫过苦，殆将疯狂，否则1952年内宓即死耳！”其实，1952年初吴宓在这样感叹的时候，他还没有被卷进暴风疾雨式的运动，只是参加了一些常规性的政治学习与宣传而已。不久之后，当一次次运动接踵而来，而且自己成为运动对象的时候，吴宓精神的压抑与苦闷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他后来在日记中也多次表达自己的“郁苦”。比如，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刚刚开始之时，吴宓意识到这将是文学界、教育界又一次的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与自我检讨，忧苦之情油然而生：“自恨生不逢辰，未能如黄师、碧柳及迪生诸友，早于1949年以前逝世，免受此精神之苦。”1958年1月5日，历史系召开师生整改代表大会，吴宓在会上难以忍受他人的吹毛求疵，没能恪守住平时一再自我警示的“忍默”二字，“怒答一语，众悉闻之”，会后他又特别后悔，怕因此而给自己带来麻烦：“然此不能忍，乃取祸之道也。”
当局看重的是吴宓曾经在学术界的威望，所以每当有重要政治活动时，都希望他能写文章表态，认为这样不仅有利于促进其他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而且足以显示西南师范学院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显著成效。吴宓对此有苦难言：写吧，实在不愿意违心地应命做事；不写吧，又怕得罪了当局，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几经权衡，他常以自己不擅长做白话文来推诿。1954年10月16日，校方希望他撰文在《重庆日报》刊登，以庆祝中苏两国联合公报的公布。吴宓心中十分悲苦：“宓心中悲痛极深，宁祈天减宓寿，少活几年，早离斯世，俾得免此不断而来之难关；……当局焉知吾心，吾宁甘减薪降级调职，而不愿作文登报。此吾特有之苦衷，不敢对人言者。”
必须迎合揣摩、违心说话之外，吴宓还苦于无益的劳忙。除了正常的备课上课，听冗长的政治报告、座谈讨论时事、参观展览、参与宣传、填写各种表格等也都是日常工作。如果是在运动大潮当中，还要没日没夜地完成指定的任务。1958、1959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尤为忙乱。以1958年6月的教学改革运动为例，当时吴宓所在的历史系劝他完成五百张大字报，他气愤得想要“投江而死”，但还是不得不尽力为之：为了赶进度，6月14日凌晨三点二十起来写大字报，到七点共写成十五张；匆匆吃过早点，又赴教研室从八点写到十二点，完成十一张；近午，奉命观看他人所写的批评吴宓的大字报，遵命做检讨；下午三点至五点参加院务委员会；五点至六点半在历史系参加全系大字报数目评比活动；晚饭后写完日记继续写大字报到十点半。
其实早在1952年，吴宓就对没完没了的运动和开会学习讨论十分烦腻了。1952年8月15日，历时数十天的调查研究学习会终于结束，虽然听说还有新的运动将要来临，但吴宓还是对能够暂获喘息感到异常高兴，当然他把这难得的放松比作驾车骡马的略得休憩：“譬如驾车之骡马，自晓至晚，不卸辕鞍。然偶值主人访友留坐，空车停住门外移时，骡马亦可略得休憩。至于此外各事，骡马安得有所主张？恭听主人及御者之命令，弗敢违，但祈少受鞭笞，以至于死而已。此正今日吾侪之运命。盖自1952开岁以来，诸多运动，忙碌激扰，应接不暇，至今夕方觉少得清闲，弥觉其可乐已！”休憩的确是短暂的，很快就有新的学习和其他任务分派下来，吴宓不得不和任何一位同事一样忙碌其中，无处排解的忧苦也似乎与日俱增。1955年2月25日，吴宓从朋友的来信中得知，故友汤用彤于1954年11月间从批判胡适座谈会归来忽患脑溢血不省人事，一直住在医院。吴宓深有兔死狐悲之感，恐怕自己辞世之期不远了，却苦于“奉命完成之工作日重，自晨至晚，不获须臾休息，尚苦堆积填委，不能如期完缴”，难以实现抽空完成一点著作传之后世的愿望，积聚已久的苦生乐死之心猛然间喷发出来：“身为‘人民教师’而无暇备课，奉命‘学习苏联’而无暇细读译出之苏联教本《世界古代史》诸书，且不论其他所谓‘马列主义之经典著作’巨帙。号召同人‘学习俄文’而使宓虽在教师俄文班上课者，亦无暇熟读与旁通。在此杂乱繁复之章程政令与严急督责之下，无人能尽职完责，只得草率敷衍、虚饰空谈，以了‘公事’而已。”
此外，最让吴宓郁闷的是向来看重的学术事业得不到尊重和传扬。对一个高等院校的教授来说，所谓的学术事业不外两项：讲课、做科学研究。在处处强调阶级观点、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五十年代，一些追求进步的学生常常会对教师的讲课百般挑剔，这让吴宓感到课很难讲，难怪他讽刺新时代“学生今汝是先生”。1951年2月，刚刚经历了一年多新教育的吴宓对学生挑剔教师的情形颇怀悲感：“觉今后教师益不易充当，不但品质不分，抑且愆尤丛集，吾侪将至置身何地、偷生乏术。”学生不仅对教师的讲课指指点点，而且不放过对教师其他方面的挑剔。吴宓出的试题就曾被学生评头论足。1955年6月举行的《世界古代史》考试中，吴宓看到多数学生的答案都很圆满，便以为学生对考题会比较满意，然而他意外地发现，学生依然断定考题太烦太难，而且以此为他的过错。无奈的他只有慨叹：“冤哉苦哉，今之为教授者也！宓教授三十余年，备受学生敬服爱戴，今老值世变，为师之难如此，宓心伤可知矣。”1958年的教学改革运动中，学生在大字报中对吴宓教学工作所提的意见就更加大胆了。吴宓郁郁地称之为“苛评及毒讽”、“凌辱斥骂”，从中觉悟到自己已经不再受到尊敬与宽容，以后处境会更加艰难。
学生的挑剔之外，助教和领导也不时地用马列主义火眼金睛来评判吴宓的讲课。1955年4月16日，吴宓的《世界古代史》课程助教孙甫儒当众指责他：讲课语言与内容未能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未能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情感与精神；在讲希腊奴隶暴动时，未能通过活泼的表演来激发学生对奴隶的同情与对奴隶主的仇恨。1955年下半年修订《世界古代史》讲稿时，吴宓更是被两名助教指责得几近手足无措。此外，系主任也总会不失时机、旁敲侧击地督促吴宓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并把它们用到讲课中去。
学生和同事的双重责难让吴宓有身处两块磨石夹缝之中，无所逃命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助教“责宓以必须遵用苏联学者之说，而学生则视历史如政治课，只喜听讲宣传煽动之材料，而其能力与知识又极缺乏”。这种情形下的讲课自然谈不上学术和文化的传承，充其量不过是政治宣传而已。就做科学研究而言，吴宓更是有苦难言：“凡宓所学之中西文史，宓所能之诗词小说，皆因阶级立场观点不合马列主义，或全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恐触犯讥嫌，不敢陈述。”
1959年岁末，吴宓回想往事，展看现实时，对自己六十岁以来的生活所做的概括，很能反映他五十年代的处境与心境：“至六十岁后，卑躬屈节，尽弃理想与人格，揣摩迎合，以求自保其生命与职位。今宓生世已深自羞惭，而学问与著作亦无可言。今后著作更不能言，无其时与力，更无抒情述事之自由，所谓‘科学研究’，则皆敷衍成篇，但求不犯规、不贾祸，遑言其他！……今虽犹生存，实无异于死。即不死而久活，亦无益于人，无益于己。”
二
吴宓非常尊崇儒家，他信奉“仁”的观念，不仅以仁心待人，而且以仁心忧民、忧世。上世纪五十年代，身处西南师范学院的吴宓，一直忧虑着民生疾苦，感叹着时世艰危。
五十年代初，吴宓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农村土改中，农协为了对地主催逼钱款，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剥光衣服，或罚跪水盆中，用冷水浇身，或罚跪玻璃渣，头顶着两端系有石头的木杠，或吊绑在树上，不给吃饭喝水，或在脊背绑上内置炭火的锡箱，或囚禁在黑屋子里，大小便也不许出来，等等。他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都深感凄然，为农村地主家庭在土改中的遭遇忧心忡忡，并担心这样的暴力会不断蔓延。
当农村土改的风暴渐渐平息，吴宓得知许多农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又无处诉说，他不禁黯然：“呜呼，昔之为政者首重问民疾苦，今之自诩仁政者，则不许民诉说疾苦。乡间农民之困穷乏食，确系事实，而1954国庆节梁漱溟偶言之，近遂成为众矢之的。”至于被镇压的地主家庭成员必须非常顺从地承担超乎寻常的体力劳动，他更是难以释怀：“此非以俘虏充当奴隶者乎？解放云乎哉？自由云乎哉？人民之幸福云乎哉？”大跃进中，听说农民家中的铁器全被没收炼钢，农民不能自己做饭，在公共食堂吃不饱，公家又不给补给，吴宓叹息“王道”不能施行，国家不知务本安民，使农民休养生息。
身为教师，学生的处境最令吴宓忧心。五十年代初，学生忙于外出宣传、参观等活动，不能如期上课的情形相当普遍，而校方对此很不在乎。到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学校更是不时地停课让学生参加各种劳动与运动，而且用竞赛、评比等方法极力促进干劲，学生为了赶任务往往夜以继日，得不到充足的休息，积劳成疾的大有人在。比如1958年6月西师开展教学改革运动，历史系要求人人写大字报，师生个个马不停蹄地写，学生“数日不回寝室，在教室中倦则伏案而寐，焦思苦行，不断挥毫书写云。学生张绳于各教研室，史系学生所写之大字报，一律送至本人（教师）之教研室中，挂满墙壁，复高堆地板上”，吴宓叹息：“呜呼，使学生能如此奋力于学术，岂非佳事，今劳苦何益？或曰□□如此办法，只在使民贫、民愚，而士劳忙不暇用思，又中于宣传，厄于命令，遂不思逞，不敢判而已矣！”他尤其为学生的健康担忧：“人之精力，不可用之过度，即在少年，亦终必损寿亏本。……今之教师固劳矣，而学生之劳尤甚，每夜二三钟入寝，终日集体劳作，其志其功，可嘉可赞，但为国家人才长期培养之计，则根本之损伤实甚大，况评比、竞赛增加劳瘁，了无实益乎？”到1959年，学生不仅更加劳忙，而且因为食品的缺乏经常饿肚子，吴宓的难以释怀之忧就更加沉重了。
民生与时世紧密相关。对于时世，吴宓感触最深的是：“今一切皆以阶级立言，注重阶级斗争。……既得天下，而不务安民，惟竭力驱使之，吾殊未见其可。其于全世界，则惟事挑拨煽动，但恐乱之不起，戾气杀机之不断增长。……今其势日盛，人间世界正将夷灭，岂特一人一事之忧者哉！”
所谓“以阶级立言”，就是处处讲阶级斗争，不仅全国各行业的运动以阶级观点为指导，而且日常生活处处强调阶级立场。对于阶级敌人（如地主、三反五反分子、资本家、右派等），子女、配偶、兄弟姐妹、朋友、同事、邻居都要站稳立场，和他们划清界限。难怪西南师范学院女生段某为被划为地主的家人遭受冻馁而喜庆；男生杜某毫不动心于父兄在运动中丧命，认为他们咎有应得；很多人把帮助正在患病的同事张某的人（丈夫因身在国外而被疑为反革命）指为包庇特务；领导指责图书馆职员傅某不和右派丈夫离婚是不在家庭中帮助丈夫改造；弟弟不敢去陪护精神大受刺激的右派哥哥；吴宓不敢探望被划为右派的知友；教育系干事袁某因收留被指为地主恶霸的公公而被革职……当然对阶级敌人的亲属也不能撇开用阶级观点来对待：被镇压人员的家属在运动中更容易被列为阶级敌人，因为他们有可能对新政权心存仇怨；从1957年开始，家庭成分与社会关系影响到青少年的升学、就业。在吴宓眼里，这样的阶级观点与立场跟中国人向来推崇的友情、亲情背道而驰，使人活得没有人格，远离人性。
所谓“不务安民“、“竭力驱使”，表现在使全国各行业的人徒然忙碌，不能专心于本行。就如1958年春全国各行业的整改，不过是日夜纸上谈兵，毫无实际效果。在西南师范学院，师生都“忙于提意见，写大字报，公务几全停顿，无暇办事。教师直无暇备课，学生则无暇读书，遑言一切改进耶？”1952年4月7日晚上，他访友归来，路上遇到成群结队拖儿带女的少妇、老妪开完会，疲惫地往家走，不远处有少年在集体唱歌。他不由得心忧：“今全国之人，皆忙于开会、学习、运动、调查、审讯、告讦、谈论、批评，而事业停顿，学术废弃，更不必言‘其细已甚’与‘民不堪命’也！”在吴宓看来，这些无关事业与学术的开会、学习、运动、调查、审讯、告讦、谈论、批评，对个人、社会和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因为对人要求过高，反而使人们习惯了用假话、空话来应付，从而变得日益虚伪：“皆违反人情，驱人相率流于作伪，口是心非，而当道反专奖拔此类。其所悬之标准，实太高，而饰辞以应酬敷衍。”他因而叹息：“民以乐生为本，政以养民为务，今以全国男女老幼操劳辛苦，只为助共产主义之推行，博得苏方对美方之胜利，而举亿万众之安乐福利，千百年之德教文艺以殉之，不亦大可哀乎？个人生死得失，更不足计及者已。”
1959年8月，从各地亲友的来信中得知全国到处歉收、饥饿，而政府却没有多少救助，吴宓在担忧“天灾人祸，在中国仍将层出不穷”的同时，对当局过于强势的政治措施不无微词：“今□□号召人民，与天（按即自然）争功，妄谓‘人定必胜天’。且既斥迷信，复云‘向龙王要水’，‘使诸神听命’等等。以此骄慢对天之态度，施之于政治措施，则不免横暴以对人，以阶级斗争与阶级报复为正义，则虽残虐而犹自信其为行善政、主公道，骄盈自满，急功图利。”
三
作为一个对中西文化有深入了解的学者，吴宓热爱文化，热爱中西方人民经过数千年的积淀传承下来的智慧，尤其是中国的儒学、佛学、文学以及文字。对它们的熟知是他作为一个教授的资本，对它们的热爱是他精神的寄托。然而，五十年代，新中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产品和西方的许多经典作品分别冠以“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之名予以封杀，人们可以堂而皇之地阅读的文字除了马、恩、列、斯、毛的作品和政治宣传文章之外，就是翻译过来的苏联作品。目睹着自己所喜爱的中西文化的精华不被传扬，甚至遭受唾弃，吴宓觉得中国只有“思想改造”与宣传，学问已经不复存在，文化的种子得不到传播，先贤的智慧不再被享受。他内心极其痛苦，常常祈盼早一天死去，让自己的精神少受折磨，因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感受到的“岂止寻常新陈代谢之景、风流云散之悲哉？”
1951年，听说农民对从地主家没收来的书籍不知道珍惜，以废纸论斤出售，大字精刻的《昭明文选》和段注《说文解字》等书被胡乱堆放，随意处置，吴宓“闻之极为伤感”。他伤感的不仅是这些书的无人爱护，更主要的是这些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不受重视。不仅中国文化如此，西方文化也被扭曲。1956年9月21日，吴宓发现外语系资料室中的英国文学书籍是苏联和英国共产党编选的，其中对材料的选择和作品的评价依据的不是文学性，而是政治性，许多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作品都没有被选用。他担忧真正的文学将从此淹没：“呜呼，所谓文学者，只作苏联颠覆、破灭英、法、美诸国之工具。而此一洪水毒流，弥漫世界，不仅中国，即欧洲，西洋之文化、学艺、德教、智慧，悉淹没无存矣。”后来，他感觉到即使在课堂上也不能再和学生一起畅谈中西文化，分享先贤智慧，只能按部就班地讲读经过集体备课写成的讲义。
1959年1月，得知当局把民间的拈香祭祖、拜墓供食作为迷信活动来破除，历书也不再印售，千百年来群众已经十分习惯的干支纪年有可能就此断绝，吴宓称这是一种经常高喊“人民”，实际上却毁民俗、违民情的做法，他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不能流传而无比心忧、心痛。
此外，吴宓日益感觉到所谓的娱乐不再令人身心放松，而是紧紧结合时局的宣传，充满着斗争性。五十年代，西南师范学院工会隔三差五地组织师生看电影，可是这种以娱乐为名的电影无一不是日常政治教育的延伸，无论题材还是内容，大多渲染的是阶级斗争。就连夏季黄昏露天茶室播放的川剧京剧，也都注重气势，声音大得让人烦躁。难怪1959年10月16日，奉命观看完电影《风暴》，吴宓感叹其中令人目不忍睹的恶战与惨杀表演：“今已无娱乐可言，一切是政治教育与宣传，使宓等更不堪承受耳。”
最让吴宓难以接受的是文字改革。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开始酝酿简化文字，作为汉字拼音化的一个过渡环节。到五十年代中期，一批批简化文字陆续推出。在吴宓看来，汉字与拼音各有短长，汉字重形，犹如图画，拼音重音，犹如音乐，图画与音乐难分优劣，都能让人赏心悦目，何必要去图画而独存音乐？何况中国人运用文字表达自己的能力远在用言辞表达之上，中国的学术思想更不能脱离文字书籍。他深恐文字改革以后简化汉字的推广会断绝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余绪，使以后的中国人不再认识正体楷书的汉字，不能读通浅近的文言文，更谈不上理解中国旧文化，撷取其精华。所以，他每次看到经过数千年演变、作为中国文化种子的文字被简化，都“痛愤难遏”，称简字为丑陋之极、毫无美感的“怪体”。1959年6月13日参观西师物理系工厂、化学系硫酸制造室、生物系植物动物标本室，他看到许多汉字书写错误及简化字乱用的情形，心忧“岂特文史沦亡，自然科学（如某医指出碎蛇误书脆蛇）亦难言矣”，从而担忧：“文字改革，废文言，行简字，割断中国文化之历史根苗，于是学术教育徒成虚说，文艺创作亦不能出自人心而发扬民志。”实际上，当他1954年3月在新华书店第一次见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简化汉字的报告时，他就“索然气尽，惟祈宓速死，勿及见此事！”
总之，从吴宓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出，上世纪五十年代吴宓的心境是极度忧郁的。他忧自己的处境，一方面唯恐因行事不慎而招来被斗争、被批判的麻烦，处处谨小慎微，时时担惊受怕，另一方面担心自己只求苟活，终日劳忙，不能读书著作，无益于人；他忧民生疾苦，悲叹各行各业的人们成年累月被驱使，不得休养生息，不能各务本业；他忧时世艰危，担心当政者不行仁政，不恤民情，将使中国不再淳朴；他忧世界文明的湮灭，深恐文化的根苗从此枯萎，先贤的智慧从此流失。重重忧虑，使吴宓不再乐生，只求速死，因为死可以让他逃避现实的刺激和精神的折磨。忧而乐死，一生热心的吴宓五十年代却是在这样的心境中渡过的！
（《吴宓日记续编》（Ⅰ—Ⅳ卷），三联书店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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