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贵州师大、贵州大学、天津师大、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比较史学分会、贵州省历史学会、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文史馆、贵州广播电视大学、贵州教育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比较史学学术讨论会，于1991年5月23日至27日在贵州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史学工作者近70人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学术论文36篇及一部论文集，对比较史学中的重大学术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主要集中在下列问题上：
一、近年来我国比较史学研究得失的回顾。与会者一致认为，我国的比较史学研究是在八十年代初伴随改革开放逐渐兴起的。我国一些史学工作者或通过深层次地阐发唯物史观和批判地鉴取国外的学术成果来构建比较史学的理论方法体系，或对诸种中外历史现象进行科学严谨的比较研究，或积极组织有关的学术讨论活动，为我国比较史学的勃兴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的比较史学研究尽管比西方起步晚了半个世纪，但在这10年中发展很快，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百篇论文，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许多领域，如中外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比较、中西封建经济制度的比较、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中西封建城市的比较、中西封建行会的比较、中西封建社会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状况的比较、中西农民战争的比较、中西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相对短暂原因的比较、明末清初社会批判思潮与西欧文艺复兴的比较、中西三大航海活动的比较等等。有的论文对构建马克思主义比较史学的理论方法体系亦作了大量探讨。同时，还翻译、介绍了不少国外有关的学术成果和研究动态。有的专家所著的有关比较史学的论著亦出版问世。目前，比较史学正在我国史坛上崛起，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比较史学在我国的勃兴，既为史学界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也有助于打破史学界“条块分割”、相互隔离的状态，促进史学工作者的学术联系和交流。这对于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充分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同时，许多代表也指出，由于起步较晚，我国的比较史学尚处于探索性阶段，因而在研究中存在种种不足乃至严重缺陷。这主要表现在：对唯物史观所包纳的有关比较史学的理论方法的探讨、理解和运用，仍缺乏深度和广度。因而一些比较还停留在简单的现象罗列类比或模式归纳证立上，没有深入揭示历史异同现象所包含的内在的历史规律；一些比较或忽视了科学的可比性原则，或对所比较的对象没有真正搞清楚，常常是牵强附会，浅尝辄止，得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错误结论；对西方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常常是不加批判、鉴别和消化而匆忙机械地照搬套用。所有这些都应加以克服。
二、比较史学是否是一门新兴学科的问题。有的代表认为它不是一门新兴学科，而是历史比较方法，仍属方法论的范畴。比较方法在中西古代史学中就有了，而且有关比较史学研究的范畴、对象至今仍有争论，说它是一门新兴学科不妥。大多数代表认为，历史比较法的确自古有之，但比较史学则是在本世纪初产生的。自19世纪末始，西方学术界运用比较法而创建了一些新兴学科，诸如比较宗教学、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比较伦理学、比较政治学等等。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大师马克·布洛克首倡系统的、专业的而不是附带的历史比较研究，并相应提出了一整套有关的理论方法体系，从而才产生比较史学。二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比较史学逐渐在西方史坛盛行，成为国际性的史学新潮流，发展成一门具有特定的理论方法体系和研究对象的新兴分支学科。尽管我国比较史学起步较晚，但10年中也在有关的理论方法和具体研究上作了大量探索，取得了不少共识，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得出更系统、更确定的共识。比较史学在我国实际上已成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
三、关于比较史学研究的对象。一种意见认为，比较史学是指对历史现象进行比较的一套理论和方法体系，其研究的对象应当是比较理论、比较范畴、比较原则等问题，而历史比较则是运用这套理论方法进行具体比较研究的实践，二者不应混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比较史学应称之为“比较历史学”，其研究对象有二：一是对具体事件、过程、人物、制度、思想文化等历史现象的比较研究；二是对历史学本身即对历史著作、历史哲学、史学思想、史学编纂体例及方法的比较研究。前者为“比较历史”，后者为比较史学，它们是“比较历史学”的两个分支系统。而这种“比较史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不同国家史学的平行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史学影响的比较研究；史学由一国影响它国的中介机构如史学机构、出版机构、宣传媒介的研究与比较研究。其中应以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为重点。通过这些研究，来总结各国史学发展趋势的异同及其特点，从总体上揭示史学的发展规律，以促进史学的发展和国际史学的建立。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将历史比较和史学比较作一区分很有意义， 西方学者往往将两者混淆在一起，他们的比较史学（Comparativehistory ）亦包含了历史比较的理论和方法。但“史学比较”（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最好称之为“史学比较学”而不是“比较史学”。有的代表还提出，史料、史实和历史思想应是比较史学的研讨对象。史料、史实的比较在中国传统史学中颇有成就，如《资治通鉴考异》就是史料比较的杰作；历史思想的比较包括史学的外观形式和哲学内核的比较，以及史家群体、史学思潮、史学走向的比较等等，作这样的比较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四、中西文化比较。有的学者指出，自“五四”以来的许多中西文化比较，都是非科学的。例如在比较中常常错误地将西方文化一概归结为以个体为本位的重利贱义、重工重商、崇尚法治民主的文化。历史证明，中西方古代社会都属于因生产和交换能力的孱弱而导致的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因而上古的希腊人、罗马人和中古的西欧人与古代中国人一样，都深受等级依附关系的束缚，没有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人，由此产生的仍然都是以群体本位为主，以重义贱利、重本轻末、崇尚人治专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而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中产生的近代西方文化，的确包纳了最彻底的追求资本主义原则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个体本位文化。但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和人们的普遍交往，需要缓和人与人及社会的利益冲突；加之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阶层都参与了新的文化创造，因而西方近代文化还包纳着既维护个人独立人格和权利，又反对以个人利益损害公共利益、反对拜金主义的人格异化的内容。因此，把西方近代文化完全归结为个体本位文化也是错误的，说它是一种个体一群体文化更符合史实。要科学地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就应当深入探讨西方文化的这种历史变迁和丰富内涵。不少代表指出，除了这类以偏概全、搞模式优劣的实证和类比外，还有一些比较单纯地停留在文化观念的阐证上，没有深入探讨文化异同现象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演进的历史规律。大家强调，进行中西文化比较要克服“观念决定”论的唯心史观，以唯物史观为指南，注重从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本质和变革来探讨中西文化在各个时期的特定内涵及其新旧交替更新的历史规律。有的学者还指出，以往的思想文化史实际上是思想家和知识精英的思想文化史，因为它常常忽略了对广大下层民众思想观念、文化心态的研究和描述。今后应当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和比较。
在讨论中，还涉及有关儒学“人文”精神的评价问题。一些学者指出，海外新儒家的所谓儒学“人文主义”说，是难以证立的。人文主义特指西欧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的强调个人自主、个性尊严的启蒙思潮。没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近代独立自主的新人群体的崛起，就没有人文主义，任何脱离或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都不具备人文主义的意义。传统儒学虽包含着些许个人自主、个性尊严的人文因素，但其主导精神仍然是“群体本位”的宗法-政治伦理精神，最终是要人恪守礼制秩序和纲常规范，因而儒学倡导的独立人格仍是等级化的人格。近代的独立人格就是公民人格，它是近代民主法制的基础。儒学的民本思想并无民为主人或公民权力的观念，它是强调民众是君主统治赖以生存的基础，其基本精神仍是君为民主、君作民主。新儒家欲通过对传统儒学作出近代意义的诠释，来寻找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本源，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
代表们还讨论了中西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一种意见认为，现代化包含着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小农经济和宗法政治体制的产物，应予以批判摈弃。大多数代表则强调，传统是抛不掉的和不应一概否定的。在是非判断上，西方近代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的确要高一个层次，但在价值判断上，两者并无优劣之分。西方近代文化既有反对人身等级依附、强调个人自由平等的一面，也有极端的拜金主义、纵欲主义、利己主义等人格异化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维护人身等级依附、强调纲常伦理的一面，也有注重调节个人与群体关系、追求个人理想及人格塑造的一面。两者都包纳着很多精华和糟粕，都值得我们加以批判地继承和吸收。有的学者指出，批判地鉴取西方近代文化对现代化建设极为重要。日本近代化之所以成功，除了经济、政治的原因外，就在于它根据本国的需要大力鉴取西学，同时也对儒学作了改造。海外新儒家套用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把经济发达的日本归结为“儒家资本主义”模式，这是失之偏颇的。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儒学是被有选择地拿来与西学相融合而运用的，它并非是决定性因素。但这也表明，儒学中确有一些有价值的因素可以批判地发掘利用。
五、我国比较史学的建设发展。对此，与会代表提出了不少建议和要求：1.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比较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以确保研究的深层次和科学性；2.提倡刻苦钻研、科学严谨的学风。从事历史比较要占有翔实史料，分别搞清楚所比较的对象，在比较时更要实事求是，严格区分史实中的实质性或表象性、主导性或从属性的异同现象，以免得出错误结论；3.要继续批判鉴取国外比较史学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新的方法，诸如计量方法、跨学科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等等，剔除其中非科学、反科学的糟粕，吸收其学术精华；4.不定期地召开有关比较史学的学术讨论会，加强对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学术指导和培养；5.要充分发挥比较史学研究的社会功能。历史比较研究要深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历史规律和各地区各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规律，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科学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根据。
会议期间，一些代表还向大会汇报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中西封建君主专制特点的比较，德国农民战争与明末农民战争纲领的比较，封建社会晚期中西进步伦理观的比较，李贽“人”论与西欧人文主义的比较，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比较，传教士对中西封建社会历史进程影响的比较，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比较，汉族与少数民族奴隶制、封建制的比较，历史比较法在新近对甲骨文的突破性研究中的运用等等。整个会议贯彻了“双百”方针，充满了浓烈的学术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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