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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霆
    我是否是杨宪益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历史最悠久”、交往年头最多的老友，似乎尚难断言。但是，我是第一个写作杨宪益传记的作者。此事完全属实，根本不存在任何争议。由我著述的《永远的探索———杨宪益传》于2001年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其后又有雷音女士的两种“杨传”，先是作者自费出版于2004年的《杨宪益传》，三年后在此版本的基础上又在香港明报出版了一本内容更为丰富的《杨宪益传》。至于由传主本人撰写的那本《漏船载酒忆当年》（英文译本）的“杨传”和他另外一种应意大利友人（一位“丹丁学会”学者）邀请，用英文撰写名为《White Tiger》，后来被译为意大利文本，则因发行太少，可以说“鲜为人知”了。然而，在所有上述传记作品以外，也还有不少“人所未知”的杨宪益故事、轶事与趣事。其中颇有一些寓意极深，或者对于后代学人极具启发意义的故事或“秘闻”，人们从《杨宪益传》中大都熟悉了他在天津“新学书院”就读时，慷慨出资三千元帮助其同窗好友廉思聪的故事。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全国各地掀起一场反日、抗日、抵制日货的浪潮，杨氏的同窗廉君家中经营百货商店就由于“抵制日货”，主动将所存日货（如洋布、化妆品、胶鞋）当街焚烧而被当时在津门横行无忌的日本浪人以“打、砸、抢”的手段搞得宣告破产，以至造成廉君不得不辍学的悲剧。出于正义感与义愤，杨宪益才要求母亲出资（当时三千元法币已非微小数字）救助，使这位爱国同学免于失学。
    我至今记得在一次“杨宪益沙龙”的小聚时，处于“微薰”状态的杂文家、诗人邵燕祥兄举着杯中残酒朗声扬言：“诸位兄长，毫无疑问我们在座的都会永远站在弱势者一边，我们是弱势群体的坚强后盾！”这一“断言”立刻被在座的吴、刘诸老兄“全票通过”，并载入“杨氏沙龙史册”。时过境迁，当时在坐者有死于老病、天命者，有的则以亡命之躯葬身于异域。那几位客死他乡的朋友且不去多谈，在祖国境内的几位高龄文化人、作家，如今也几乎变成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中的成员。再想为天下不平事登高一呼、拔刀相助，早已力不从心，甚至于也只能徒呼“老夫耄矣”。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又谈何“扶弱济贫”、为世间伸张正义？
    且让我拉回正题，我认为有一件抗日战争时期的山城往事颇可以体现杨宪益助人为乐一心帮助贫困无告者的风范“习惯”。那就是发生于1944年———“二战”正处于盟国与轴心国战斗的胶着状态。当时正处于欧洲战场盟军诺曼底登陆前夕，人们还难以判定亚利安人的“第三帝国”必败的时候，杨宪益在其任教的大学里收到留英老友、历史学家向达教授的一封“告急信”，在信中向达告诉他有一位知名的、以研究马可·波罗蜚声学术界的老学者冯承钧先生病殁昆明，家中一贫如洗，甚至于连购买棺木的钱都难以凑齐，而这位在“东西方文化交通史”方面极具造诣的冯老先生有个儿子远在陕北，晚境十分凄凉。向达知道宪益是位富家子弟，在经济上比一般穷教授富裕不少，就希望他能够及时慷慨解囊为冯氏解决这一燃眉之急。当时，杨宪益和戴乃迭虽然双双执教于国立中央大学，但，一则二人尚属副教授待遇，再则二人一向好客豪饮，住在重庆北培的“三杨楼”（按：“三杨楼”由梁实秋先生“命名”，因杨宪益、杨仲子、杨荫浏三位学者合住此楼而名扬山城学界。后“二杨”也是中央大学的著名教授，对中国古典文化特别是古代音韵、秦汉古乐研究极有成就。当时杨宪益则专心致力于《离骚》中译英的尝试），经常过着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生活，几乎月月“超支”，也算不上富裕，当他一听到一位文史前辈晚年竟然如此悲惨，甚至身后难以“入土为安”，于是他连忙和他的英国妻子商量，立即变卖了几件古玩将款汇往春城，使冯老先生得以树碑安茔。此事他根本不曾和任何人讲过，也不曾问过冯承钧当时在延安的后人是谁。直到“文革”浩劫过后，国内文坛“拨乱反正”之际，才得知冯老先生参加革命的儿子就是时任“中国作协”领导的冯牧同志。记得当时我曾将此事告知一位年轻的记者朋友，他也认为此事极有社会意义与历史价值。为此，他曾专程向杨宪益采访这一往事，准备在某一文艺副刊上发表。想不到此事被故事的主人婉拒。他不准备将此早年轶闻公诸于世，他曾对我加以批评，认为此类事不宜张扬宣传，一则冯牧居于领导地位，如果报道此事极可能引起社会议论。同时做了好事而力求广为人知，又岂非“乡愿”、小人沽名钓誉之举？我对此深感杨兄为人之古朴真诚，其处世、助人的精神境界绝非一般“读书人”可以企及。
    类似这种出于“人溺自溺”的崇高人道情怀，杨宪益毕生所为尚多，他曾在一片肃杀之际，解囊支援过一位侨居巴黎、无法返回祖国的女士。此人其实和他并无私交，但由于杨氏由另一位重庆“中大”时代的老友、“民主教授”常任侠（时常氏为“中国民主同盟”山城高校负责人，著名诗人及东方美术史专家）处得悉这位流亡异国者的狼狈处境，极生同情之心。他曾和我讲过，认为此女士不论其观点如何，但作为一位不肯屈从于权贵的、具有独立见解的中国“异见者”，断无因不同政见而曝尸于塞纳河畔的道理。其实，此事发生在戴乃迭已经故去之后，杨宪益已极少有稿费收入，仅仅依靠离休工资过活，多少有些“手紧”。足见，对于一位落魄的知识分子，一位推崇独立思考、以自由思想为立身之本的中国学人来讲，该做些什么事情，似乎有义不容辞之感。至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则是在所不计的，也根本不应加以考虑。
    这里，似乎更不应该忽略掉笔者个人的感受。我这些第一人的感受与体验，远远超过用什么道德标准或处事原则去衡量杨宪益来得更加生动、更具说服力。
    我是早在1953年“十一”前夕，就被后来的“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打成“南京文艺界反党集团”的为首者。在这顶随时可能遭到“灭顶之灾”的政治大帽子下面，我生活了整整二十七年之久。（按：1957年“反右”斗争时期，我正在北京著名的“政治犯监牢”草岚子受审，1966年那场“文革”狂飙中，我以“内控”之名正在北京某中学担任英文“代课教师”)。一旦主政者抛出我所谓“反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一段“罪行”，我就随时可能被“红卫兵小将”乱棒打死。在漫长的二十七度春秋中，杨宪益是我在京免于冻饿而死的救命恩人之一，而且为期极为漫长，在那段被“专政”的岁月里，虽则当卡车搬运工，在国庆“十大工程”工地备料，为半保密机关搞翻译都有些收入。有时候，作为被“内控使用”，“强制劳动”的对象，我也偶尔得到专政机关的“补助”与“救济”。上个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公安部门也曾和中央文化部协商如何在可能范围内使用这批在京的“反面教员”，使这些“地、富、反、坏、右、胡、托”之类分子得到“废物利用”的机会。记得为此文化部的干部司曾专门设了一个机构，负责为西南、西北、东北地区“调拨”人才———当然这些专业人才只能监督使用，戴着紧箍咒干活的。杨宪益在我饥饿交迫的情况下，先后给我金钱、物质上的援手是无法加以详细计算的。有时，他也有手头“不便”时（须知道，一位在职的国家干部、又是专家的“统战对象”，是根本无法公开帮助一名被“双开”、政治上被“管制”的“坏人”的）。于是，我曾和他约定同去变卖衣物字画之类的东西以救命、救急。我还记得在政治气候最恶劣、社会气氛最紧张的时候，我们时常在他居所附近的新华书店见面，他把现金夹在“毛泽东诗词”之类的“红色著作”里交我应付口粮、取暖之需。直到“文革”时期，杨兄曾由百万庄徒步到东单米市大街一家牛奶蛋糕商店和我见面，将准备好的钱物面交。当时，由于有红卫兵“东纠”“西纠”的禁令，所有“黑五类”分子和“走资派”均不准乘坐公交车辆，否则“格杀（斗）勿论”，因此，我也往往步行送他回到“西郊”甘家口一带。这种古道热肠的“管鲍之情”，思之令人泪下……
    早在“文革”运动之前，我尚未被分配到兰州某高校“任教”前，毫无经济收入，生活极端困顿，杨宪益兄不仅介绍北京的几家报刊编辑向我约稿，我曾以笔名向“中新社”专稿部撰写《郑和下西洋》的章回体小说，当时正处于大唱“百花齐放”高调之际，我还以他的名义撰写以《广群芳谱》为“蓝本”的名贵花卉介绍以换取稿费，延续生命。至今在杨宪益的译著年表中查不到以他署名的、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小说《黄巾的故事》、《赤眉军》，这其中奥妙则是这家出版社的负责人得知杨氏是一位“学富五车”的文史学者，就特意请他为当时中小学生写一点有关古代农民起义的历史故事作为历史知识性读物、“阶级斗争”思想教育作品。杨宪益就答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邀请，并且自定选题供给对方上述两部“知识性”较强的农民起义历史故事。为此，我们先研究好提纲，然后由我去当时位于北海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查阅史料；最后对完成的书稿共同推敲、把关。至于稿费自然全部支援我这个衣食不周的穷朋友了。这种基督、佛祖般的博大胸襟，这种体现“上天有好生之德”的情怀，除去杨宪益兄外，恐难觅得第二人了。
    关于笔者以杨宪益教授之名撰写历史中篇小说（故事）的事情，是属于我们之间的“最高机密”，他连自己的两位胞妹都没有透露。至于，那位好心肠却又十分“讲原则”的戴乃迭夫人是否知道此事，我就不得而知了。当然，若干年来，我也不曾向任何人讲过这件并非“不足挂齿”的历史往事。我在一篇发表在港刊《镜报》（1979年初）杂志上的介绍关于杨、戴二人“合作”从事中译英成就蜚然，其英文版（三卷）《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轰动西方读书界的专访文章中，曾专门称杨氏是一位“因心灵而致伟大”的文化大师，其根据概源于此。当年罗曼·罗兰用这句话颂扬他的“圣者”，我借来纪念我的挚友，应该是毫无问题的。
    值此杨宪益兄仙逝两周年前夜，特撰此文以记其人、其事、其德如上。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