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祭奠》之GC：怀念邵循正先生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2:11:02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多年来，一直想把与邵循正先生的几次交往记下来，一直动不了笔；曾经拟了个题目，叫《邵循正先生二三事》，再一想，我与邵先生交往甚少；我在这里说三道四，有借邵先生大名招摇过市之嫌。然而或许真是“职业病”，学历史的，不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记载下来就寝食难安。那么怎么写？自己虽曾忝列门墙听过几节课，想来却是最差劲的学生，“文革”中还跟着做过一件对不起邵先生的事，于是拟定题为《邵先生，我向你请罪》，似乎可以下笔了；仔细一想更是不妥！邵先生文革中遭遇迫害，持续数年，应该向他请罪的人多了，怎么轮也轮不到我；这个题目更有夸大其词、招摇过市之嫌。事情就这么搁下来。 近日在陕西师大《数字史学网》上见到qishan的“博客”中转发云南师大方龄贵先生《忆邵循正先生》一文。方先生从1938年到45年一直在西南联大历史系随姚从吾、邵循正先生攻读蒙元史。方先生的回忆令我感慨不已；对比六十年代的北大，终于使我下了决心，觉得可以完成此文了。 邵循正先生福州人，1909年生;清华研究院硕士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是先生早年成名之作；1934年赴法，从伯希和习波斯文；又去柏林大学进修蒙古文；36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讲中国近代史及元史、清史、蒙古史研究等课程。先生精通英、法、德、日、波斯、蒙、满等语文，能读突厥文、女真文、满文资料，尤邃于语言对音之学。1945年秋，先生与陈寅恪、洪谦、沈有鼎、孙毓棠联袂赴英讲学，任牛津大学访问教授；46 年回清华，50年任历史系主任；52年院系调整，任北大历史系教授；与中央民族学院翁独健、南京大学韩儒林为国内蒙元史三巨擘。然先生在教学工作中，精力用于近代史为多；曾希望重新校译《元朝秘史》，因辗转流徙和“文化革命”而中绝；“限于条件而又天不假年，从而未能充分展现对蒙元史的高深造诣、多留下一些东西传世”； 1973年4月27日病逝于北京，享年六十有四。（引文出自方先生文，下同）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是当时举世闻名的中国最高学府。其历史系，“有陈寅恪、钱穆、姚从吾、邵循正、张荫麟、郑天挺、雷海宗、向达等蜚声海内外的一代史学大师、泰斗，在所专攻的学术领域中，‘自成一家，各有千秋’”。 当时昆明西南联大的学子们，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安贫乐道，弦歌不辍；学风严谨，读书风气极为浓厚。一清早，校园里乃至墙外的田边地角，到处都是琅琅书声（大半是读英语）”。 联想到我所在的六十年代的北大：向达被打成右派后，走路低着头；汪篯被批判右倾后，掉了六十斤肉；田余庆讲话字斟句酌；邵循正给人的印象就是畏畏缩缩。学生们一早最好是读《毛著》，读英语小心被人斥为“白专”。到“文革”兴起，读英语被骂做“吃中国人的饭，放洋人的屁”，读俄语便有人说你想“投靠苏修”。疯狂年代，有甚么道理好讲？ 方先生说：“还记得当时昆明空袭频繁。敌机来时，有的老师和同学一起躲警报；趁轰炸的间隙，在山洼野地里把同学聚拢，照常上课。此情此景，大概是敌人万万料想不到的。”我想，敌人怕的正是这！敌人不怕我中原大地派系林立、争权夺利，不怕我庙堂之上混杂昏庸之辈，舞榭歌台充斥靡靡之音。敌人最怕的是在中国腹地的云南昆明，一群杰出的学者以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哺育着中国新一代的科技人才和文化精英！ 可是到了六十年代，我们在北大做甚么呢？这时没有空袭警报，却有阶级斗争的号角不断吹响。到文革中，我们分裂为两大派，都称自己最最最革命，最最最忠于毛主席；互相攻击，欲将对方置于死地。据说谁在这时还惦记读专业书，只配放进动物园，与不懂进化更不懂革命的猴子关在一起。我们的敌人或者潜在的敌人害怕这个吗？怕我们“革命的新一代”吗？不！他们欢迎这个！因为有了这，他们可以放心发展自己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实力，并且，在思想上，打心底里鄙夷我们。 方先生介绍了邵循正先生在联大的一次学术演讲——《元遗山与耶律楚材》。教室内座无虚席。开讲不久，停电。邵先生离开提纲，摸黑继续。“听讲的人无不为邵师的渊博学识、高超见解和非凡记忆力所打动。于时黑暗之中鸦雀无声，无敢哗者。讲演结束时，电灯亮了，全场掌声雷动，啧啧称叹。”由此，我们可以想见邵先生当年的才华和神气。我想到了汪篯先生在我班讲台上肆意挥洒的那几节唐代文化课，应该是也有类似效果的；可是不久即遭到批判。到邵先生给我们讲课时，在我这个差生的印象中，就是沉闷的；尤其是他那带着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容易让我走神。近见《福建北大人》上说，六四、五年邵先生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中国近代史》，“循循善诱，朴实无华”；我只有苦笑，只有叹息。实际上，邵先生是无可奈何，只好如此，如此循循，如此无华。 那几年，邵先生在学术上还是颇有建树的，发表了《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的问题》、《关于洋务派民用企业的性质和道路——论官督商办》、《论郑观应》等重要论文。同时，邵先生计划着恢复重译《元朝秘史》的工作。早在三四十年代，邵先生据标音蒙文，参稽有关典籍及伯希和的考证，已完成新译《元朝秘史》之作；尚未出版，因战乱辗转流徙而遗失。1961年，邵先生欲邀方龄贵去北京，协助校定《元朝秘史》本文（text）。此时，日本学者小林高四郎已有《元朝秘史研究》问世。邵先生命方先生先行译出，以为校定《秘史》之参考。方先生竭三年之力将日人大作译出。其间邵先生几度希望中华书局或北京大学调方先生赴京工作，然昆明师范学院不肯放人。尽管《元朝秘史》已是举世蒙元史学家攻治的一门显学，尽管该书由邵先生主持新译极有利于蒙元史研究，且将大大提高中国蒙元史的学术地位，但在当时的体制下，邵先生又是无可奈何。 与此同时，“教育要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首当其冲的北京大学不能不有积极的动作。于是，作为教育革命的重大举措，学校要求任课教授放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住到学生宿舍与学生“三同”。（按：当时对干部下乡参加“四清”运动的要求：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1965年春，邵循正先生住到了我们隔壁。他身体羸弱，有同学替他下楼到食堂打饭，我就常替他提开水。先生每次都要起身致谢；说要自己去提水，见我乐意提，也就不再坚持。我在向斜对门住的许大龄先生请教了一两个问题之后，见邵先生愁眉不展、坐立不安，几乎是出于同情，我想到了一个困惑自己多时的问题，去请教邵先生： “我看到很多论文，总是前面几句话，中间一、二、三几大段，最后来个小结，象做八股文。能不能不依这样的格式，写成散文的形式，可以灵活机动，肆意发挥？” 邵先生认真想了想，回答我：“作为论文，西方学者几乎都用这样的格式，这是严谨的学术论证的需要。提出问题，有论点、有论据、每段之间有逻辑联系，层层深入，解决问题，这不能说是八股文。”邵先生声音很低沉，态度很严肃；面对我这个毛头小子，敢于说出“西方学者”如何如何，是要有一定勇气的。邵先生看对了人，我绝对不会去告发他。邵先生还否定了我想以鲁迅式杂文谈论问题的打算，希望我多读书，积累到一定阶段再说。 就在这年秋天，我们下乡参加“四清”；除了读《毛著》，就是读“阶级斗争这本大书”了。第二年春天，上面传来“最高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就这样，我读书的劲头和邵先生译书的计划一样，成了泡影。直到文革结束后，八十年代中期，我四十出头，才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孔子仁学的历史地位》。 文革开始，北大成了风暴发源地。两大派群众从66年秋的“口诛笔伐”斗到68年夏的梭镖长矛弹弓盔甲据楼攻守战，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被“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制坐到了一起。让大家坐到一起的妙方，是把所谓“牛鬼蛇神”（包括原校长陆平手下的“黑帮分子”和邵先生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关进“牛棚”，成为革命学生的共同敌人。两派学生暗中憋住劲，都想从“牛鬼蛇神”们那里取得“钢鞭材料”以显示自己这派的革命觉悟和斗争水平。牛棚里的人就不时被革命小将“提审”。一天，收容了我的这派同学分配我一项光荣任务：到牛棚提出并押送邵循正到我们所住的38斋。不知他们怎么看中了我？大概是我成天玩双杠、练举重，在那群文弱书生中，勉强有点武夫的样子。我和另一位同学来到“牛棚”（现在的赛克勒考古博物馆西南一带），办了手续，从凶神恶煞的监管人员手中接出战战兢兢的邵先生，陪着他步履蹒跚地走到38斋。在上台阶时，先生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我立即上去扶住他，心里就想着：他是牛鬼蛇神，没问题，但我的责任是安全押送。 在审问中，我稀里糊涂地听得，我的战友们是想挖出邵先生当年处理希姆拉会议文件时有过甚么卖国行为。邵先生低声回答着问题，令审问者很不满意，猛然拍了一下桌子。邵先生惊得浑身一震，几乎站不住。审官以为打中了要害，颇高兴。没想到仍无结果，只好让我送回。因为心力交瘁，邵先生几乎不能下楼。我即扶着他下楼，同时在思想上与他划清着界线。其实那时我背上有黑锅，也不是甚么纯洁的分子；难得接受了一次光荣的革命任务，自然要把觉悟提高些。 近日在网上查得北大张寄谦文《邵循正先生二三事》，知1948年底有人劝邵先生离开北平，美国某大学力邀先生前往任教，先生留了下来。我那些想从邵先生的文章中捞出他“卖国”的“钢鞭”材料的战友们（包括我在内），在“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煽动下，已经不能冷静地思考甚么叫爱国、甚么叫卖国。以邵先生的学问和见识，他在哪里都会给中国人争气！邵先生没有一句爱国的口号，他用一生的努力告诉了人们甚么叫爱国。 据《福建北大人》介绍，先生在文革中还被抄家，挨批斗，受惩罚劳动。后来，据说是周总理的指示，他们一批人参加了《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用这些本该成为大师的学者去标点《二十四史》，拙见以为，可以说是杀鸡用牛刀。不过这总比把他们关在牛棚里接受无知狂徒的训斥为好。所以此事成为学者们额手称庆的善举。邵先生当然乐意参与，而最后竟然累死在这件事情上；时间距我们提审他，仅仅四年半。 一颗本来应该璀璨闪耀的文昌星，就这样默默地消逝在遥远的星河。他留在我心中的，是永难释怀的歉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