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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罗荣渠教授

 
    罗荣渠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对美洲史、世界现代化的理论与进程造诣很深,贡献良多。
    我认识罗荣渠教授始于文革初期。1966年我暂时从北大法律系被借调到历史系工作,在昌平北太平庄搞半工半读,担任世界史66级班主任。1966年6月1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广播后,我就被贴大字报,靠边站了,被安排在世界史教师组参加运动,交代问题。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罗荣渠同志。他和其他教师是从下乡搞“四清”回总校参加运动的。在短暂的共同学习中,我发现荣渠同志言谈极为谨慎,而我当时正在火中烧,情绪比较低落,不愿与人交谈,自然与荣渠教授没有深入接触。
    1986年,我担任北大副校长,主管外事工作。因工作关系,与荣渠教授有所接触。他英语好,外事政策比较熟悉,交往能力强。学校遇有相关的重要外事活动,常常请他接待或参加接待,我与他的接触也就多了一些。以后,我们又是北大中关园的邻居,在上下班的路上,或在晚间散步中,有时结伴同行,偶尔还相互串门,但我们从未谈及生活琐事。他人文功底深厚,知识面宽,洞察能力强,又关心校内外、国内外大事,为人坦诚,具有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与他交谈,听他的见解,常常可以获得某些启迪。1991年中韩建交前夕,荣渠教授陪我访问了韩国。此次出访,主要任务是探讨北京大学与韩国高校合作问题。我们会晤了许多韩国政要、大企业家以及高校的领导和教授,访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荣渠教授的书法造诣很深,他的墨宝大受韩国朋友的欢迎,给代表团增光不少。记得当时有一位郑姓的韩国企业家询问在中国能否找到他们的家谱,荣渠教授回答说在北大图书馆可以找到。第二年,这位韩国朋友访华时,果真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郑氏家谱,十分兴奋,一再表示感谢。
    荣渠教授高度赞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思想。他认为,闭关锁国的政策害苦了中国。他常说,唐以后,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虽进入国际社会,与许多国家交往,但错过许多发展机遇。改革开放后,我国各个方面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充满生机与活力。北大也扩大对外交流,除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外,还增派一些教师出国进修、参加学术会议、合作研究、短期讲学等。对此,荣渠教授高度赞赏,同时他还提出,文科老师应多了解国外情况,研究国外学术动态,既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吸收别国精神文明的成果。他还介绍了在国外进修考察的收获与感受。他坚持“双百”方针,主张学术自由,反对政治运动,反对闹学潮,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争取有更多的时间做学问。他认为,社会发展的进程实质就是现代化的进程,无论改革还是现代化进程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广大的海外留学人员,除极少数民运分子外,都是爱国的,应鼓励他们回国或为国服务。这是我国现行的政策,大家都很赞成。但在“六四”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都清楚。而罗荣渠一贯坚持这一观点,他几次向我表达他的看法,并为此专门给吴树青校长和我写信。他对学生要求很严,又十分爱护学生。他认为对个别讲了错话、做了错事,能改的学生就应加以团结,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一时期,我们就北大的发展谈了很多,其中谈到北大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现状时,共同的看法是需要大力加强,认为重工轻理不对,重理轻文也不正确,北大应文理并重,加强人文社科建设。记得有一段时间,北大一些教师讨论资源开发问题。大家普遍认为北大的理工科资源极其丰富,应搞好产学研相结合,充分发挥北大的科技优势。但是,北大人文社会科学是否也是一种巨大的资源,要不要利用、开发,如何利用、保护并发挥作用?即文科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体现在哪里?对这些问题有深刻认识的人不是很多,而罗荣渠同志是其中的一位。当时,我主张利用北大的文科资源对外多办班,多招生,扩大影响,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他认为这是很必要的,可以加强;但同时还应当利用北大的资源优势,继承和发扬北大优秀的学术传统,研究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问题。他身体力行,率先潜心研究现代化的理论与进程,并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史学中增加了一门新课程,而且他的《现代化新论》也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一本重要著作,引用率很高。我在编写《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一书的过程中,也参阅了他的论著。
    罗荣渠1993年3月成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对此他非常高兴,认为是对他的成就、影响和作用的肯定。他意识到,这不仅是荣誉,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在政协委员中,他属于社科无党派界别。他努力联系所属界别的群体,反映他们的要求和意见。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他先后参加到天津、宁夏、四川等省市视察,深入调查研究,每次视察考察,他都十分认真、十分深入,努力掌握资料,积极思考,建言献策。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发表了《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书面发言。他十分关心精神文明建设,在第二次会议和第四次会议上先后发表了《人文生态响起了警钟》、《经济腾飞,精神扫地!》的书面发言,他指出,当前高速经济增长引起了文化层面的快速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但同时也再现令人忧虑的文化滑坡、教育滞后、人文素质下降等突出现象。他呼吁对这些现象要引起高度重视,建议采取相应的举措,加以控制和扭转。罗荣渠是一名优秀的学者,又是一位负有责任心的社会活动家。在全国政协的活动中,他始终与执政党肝胆相照、同舟共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认真履行职责,施展自己的才能,不辱使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十年前,荣渠教授去世时,我不在北大校内,没能给他送别,时常感到非常遗憾。今年是他离开我们十周年,我作了一些回忆,写了上面这些话,表达对他的怀念。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