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记我国著名行政法学专家王名扬先生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1:11:08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搞物理学研究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牛顿爵士，搞中国行政法研究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王名扬先生。王名扬先生，是公认的新中国行政法学的奠基人，他以丰硕的学术科研成果，在国内掀起一股关注行政法学、热爱行政法学、研究行政法学的热潮。他的近200万字的《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和《美国行政法》，在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发展道路上的开拓和引领作用，是少有行政法学著作能够企及的。他的著述影响所及，对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无庸置疑。王老的学问博大精深，虽然笔锋所及，多为外国的内容，然而布局谋篇，全然依照中国法治建设的实际需要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加以安排，字里行间，苦心孤诣，不经意间处处留透出学贯中西的一代法学巨匠对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深思熟虑和卓识远见。作为一名晚辈，一位王老的学生，就学术造诣而论，虽然有心、恐也难能对王名扬先生宏博的学术思想概括归纳，本文仅仅试从自己和同学们、老师们与王老的接触和见闻，尤其是我对王老的特别访谈，讲述一些王老的生平事迹及为人治学，以使大家加深对王老的认识和了解。 少年时代 三湘大地，物华天宝，地灵人杰，从古到今，涌现出多少才俊风流，辉映中华史册，促进华夏文明。1916年，王名扬先生出生在湖南省衡阳县一个普普通通的贫下中农家庭。他的祖父和叔叔们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为了给自己家族供养出一个读书人，全家起早摸黑挣钱供他的父亲王三一在外面念书，王三一不负众望，读书非常刻苦认真，高中毕业后，考取了湖南省当时著名的岳麓山工业大学堂。毕业以后，他终生从事中学数学教育。据说，这位老先生爱好数学成癖，几乎达到了痴迷的地步，以至于到了八十多岁时，还以一个人解中学代数和几何题作为消遣。父亲这种做事的投入和敬业精神，对王名扬的一生都产生了迁移默化的影响，生长在这样一位家长的熏陶下，王名扬从小就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由于家境贫寒，他还时常抽出大量时间帮助家里干农活。通常，他清晨趟着露水去打猪草，白天去上学，月下在池塘边放牛，他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学习，初中毕业后，以全衡阳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立湘南五中，即衡阳师范中学，在衡阳师范读书时，每逢寒暑假，他总是回到家里，卷起裤腿下田劳动。在谈到中学生活时，王老特别提到他上中学还靠当时本地（王家）宗族社制度下宗族给的补贴。中师毕业以后，他按规定当了一年的小学教员，又考取了武汉大学法律系，从此与法学结缘。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位朴实无华的农家少年，未来会对新中国的行政法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 热血晋南 王老说：“若问我青年时代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觉得最难忘的是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段。我和全国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即王名扬考取武汉大学那一年，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要灭亡中国，一时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消息传来，王名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他和许多同学一起，穿上军装，参加了战地服务团，来到了晋南前线。在那里，王名扬翻山越岭，走村串寨，青春的身影走遍了晋南的山山水水，到处宣传抗日救亡，“那一年多，我们居无定所，几乎把晋南一带走遍了，可谓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王名扬广泛接触群众，了解到百姓疾苦，深刻认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将自己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满腔热爱，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挥洒在晋南抗日前沿。1938年，王名扬离开晋南，随武汉大学内迁到大后方西川省乐山县。1940年，王老以优异的成绩从武汉大学毕业，又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研究生院，在当时行政学权威、留美博士张汇文导师指教下主攻行政学和行政法学，1943年，王名扬获得了硕士学位，在武汉大学法律系任行政法讲师。1948年，王名扬又飘洋过海，远赴法国留学，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 留法岁月 1953年的一天，阳光明媚。在巴黎大学法学院的一间宽敞的教室里，一位身材挺拔，目光炯炯的中国留学生，正面对着世界上一些著名的行政法学权威，以流利的法语宣读博士论文《公务员的民事责任》，这位中国留学生就是王名扬。答辩委员会提出的各种学术问题，王名扬对答如流，顺利通过了行政法学博士学位答辩。在答辩中，他的表现是如此出色，以致于导师埃森曼（Ei Senmann）高兴得当场与他紧紧握手，为自己又带出一位东方的行政法博士感到由衷的欣慰。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虽然王名扬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再接再厉，又在法国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了三年俄语和日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一位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王名扬风华正茂、正踌躇满志盼望着用自己的所学，报效自己魂牵梦萦的祖国。 王名扬在国外的时间里，祖国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巨大变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千百年来，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扬眉吐气、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新中国的国势蒸蒸日上，抗美援朝节节胜利，消息传来，法国华侨也为之欢欣鼓舞：“有原子弹的美国佬，中共也能战胜它，真了不起!”在法国友人和华侨的交口赞誉声中，王名扬坚定了有朝一日回国服务的决心。 在法国期间，每当王名扬乘车去巴黎南郊的凡尔赛宫参观时，那茵绿的草坪，巍峨的王宫，水道通衢，错落古堡，这些举世瞩目的名胜古迹，都使王名扬联想到我们伟大的祖国，联想到东方瑰宝———故宫和长城，并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当年的“凡尔赛和约”，列强强加于中国身上的二十一条和那席卷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于是，他思念故乡之情，不断地升华。1956年，新中国第一次在没有建交的法国首都巴黎举办国际博览会，此举轰动整个西欧。王名扬主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博展团团长李琢之的法语翻译。琳琅满目的展品，向法国、向世界展现了新中国那光彩夺目的建设成就。王名扬以自己熟练高超的语言水准和娴熟精彩的翻译技巧，成功的帮助西方人了解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她的亮丽风采，她的卓越成就。通过成功地担负翻译工作，王名扬为世界认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段为博览会服务的经历，被王名扬看作是自己一生中最光彩、最值得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在此过程中，王名扬也加深了对新中国的认识和热爱。为了进一步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让更多的人加深对中国的正面认识，王名扬担任起以在法华侨为主要读者对象的《侨众》报的独任编辑，专门介绍新中国的新人、新事和新气象。由于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西方国家大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中法当时也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的消息在国外很难听到和读到，许多海外华侨听到的消息，看到的报纸，大都是来自台湾国民党方面的歪曲宣传，王名扬的努力工作，使来自新中国的一丝丝和煦的春风，拂过了千山万水，吹进法国爱国华人的心田。 祖国也没有忘记这位海外赤子，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王名扬秘密地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取得了护照，只身回到了阔别就已久的祖国，天涯游子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温暖怀抱，那一刻，他的心情是何等激动啊!很少有人理解，在一个物质文明如此发达的国度里生活了整整十年的人，除了一台旧半导体收音机外，王名扬带回来的都是厚厚沉沉的书籍。他坚信，知识就是力量，他早就下定决心，要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全部所学，来报效自己深深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坎坷行路 世事如白云苍狗，社会的变迁，人生的命运，真让人难以捉摸。王名扬怎么也没有想到，回国以后，正在等待他的不是一展所长、身手大显，而是一系列不公正的对待。应该说，从建国后到1956年，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此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以及领袖人物的历史局限性，加上深刻的历史、经济和社会根源，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动集团的肆意破坏等多重原因，重人治，轻法治，甚至逐渐诋毁破坏法治的状况愈演愈烈，直至引发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一场噩梦。这是共和国的悲剧，是中华民族的的悲哀。多少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一起，象汪洋中的不系之舟，一任风吹浪打，流离飘摇。和当时许许多多人一样，王名扬的道路也充满了坎坷、泥泞。1958年，王名扬回国后不久，就被安排在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理论教研室“洗脑筋”，说是“脑筋洗好了”才能教法律，这一洗就是整整四年，结论是“脑筋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事实上，由于“教改”，当时法学在课程表上几乎被取消了，教法学的教授们有的靠边站，有的改行当，法律学得再好，再精通，也不过是屠龙之技。好在王名扬不仅是法学专家，而且留“洋” 十年，外语水平挺高，在那个怀疑一切的年代，这一点总算没有人怀疑，那就让他教外语吧。命运真会戏弄人，有时真让人哭笑不得。这样，1963年，王名扬就被调到了外贸学院担任法语老师，他平静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认认真真地教起了法语。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更倒霉的事情降临在王名扬的头上，仅仅是因为他回国以后和仍在法国的同窗好友通过信，王名扬被怀疑“里通外国”，一连串的打击连踵而至，多年辛勤积攒的书稿全被没收，付之一炬，人也被送入“牛棚”，隔离审查。1969年，王名扬又同其他一些老学者一道，被遣送到河南固始县和息县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整天种菜园、挖水渠。繁忙的农活和沉重的体力劳动虽然对从小就吃苦耐劳的王名扬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即便那时他已过了不惑之年，但极不公正的对待对一个人心灵所产生的那种煎熬和无可名状的苦痛，却实在是太难以忍受了。王名扬一度对发生的一切大惑不解，对自己的前途，对国家的命运都感到有些茫然，此时，王名扬端庄贤惠的妻子千里迢迢从东北赶来探望他，见到自己深爱的丈夫那瘦肖的身影风里来雨里去，从事着那样繁重的体力劳动，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但深明大义的妻子忍住自己的悲伤，劝慰逆境中的丈夫：“再熬一段时间吧，国家不会让一个博士总担大粪的。”妻子温存的话语，在当时来讲，是对王名扬多么巨大的精神支持和心理安慰呀。不管怎样，艰难、困苦和不公正的待遇并没有压垮王名扬的意志，炎炎烈日和猎猎雪霜却进一步磨砥了他的思想。王名扬和神州大地亿万人民一样，在盼望祖国春天的到来。 学术春天 久已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四人帮”被打倒，束缚人们思想的“两个凡是”也逐渐被否定，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1982年新宪法颁布，标志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经历了狂风暴雨的摧残和血与火的洗礼后，重新起步，迈向新的历史时期。1983年，在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王名扬重新回到中国政法大学，回到了久违的法学教育岗位，这时，他已经鬓添华发，韶华不再了。毕竟，此时的他已经是67岁的老人了。对许许多多象他这样年纪的老人来讲，早已经到了退休和安度晚年的时候了。有了这样的一把年龄，尽管壮心不已，对不少人来讲，也是力难从心了。然而，当中国政法大学的方彦、应松年、朱维究教授找到他，力请王名扬先生出山，为中国十年文革中遭到严重摧残和破坏，成为一片空白区的行政法研究出把力时，王老义无反顾，重新出山，担任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专业硕士生导师，后来，还担任了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顾问。对王名扬老人来讲，他的一切才刚刚起步。经历了漫漫严冬的雪压霜欺，坚冰覆盖，王名扬这棵大树的生机并未被扼杀掉，当阳光洒来、春风拂过，这棵老树的枝头，开遍了芬芳美丽的新花！1984年，王老首先应《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辑部约稿，编写国际私法及行政法词条，接着他参加了我国第一部行政法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撰写了“行政行为”一章的主要部分，同时写了几篇论文，收录于《行政法学研究资料》里，这些论文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发表较早的几篇论文。1987年，王老的第一部专著、25万字的《英国行政法》出版发行，两年后，65万字的第二部专著《法国行政法》发行，1991年，又有两部专著《英、法、美、日行政法简明教程》（山西人民出版社）和《外国行政诉讼制度》（山西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1995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老的第五部专著、长达百万字的《美国行政法》上下卷。这几部书都是王名扬根据大量第一手资料撰写的，有不少资料还是作者在法国、美国进行了特别考察后收集到的，这些著述内容翔实，论证严密，对英，法、美等国行政法的一系列原则、制度及其作用和历史沿革作了精辟阐述，并对其利弊阐发了独到的见解，对我国研究借鉴外国行政法制的经验，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和规章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英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和《法国行政法》，可谓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使王老无可争议地成为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一时洛阳纸贵，成了行政法学者、研究人员和广大学子们的案头必备，虽一版再版，仍供不应求。1995年《美国行政法》出版时，王老已经年届八旬了。王老却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动情地说：“年龄不饶人，我得抓紧著书，把我学得的东西多多地留给后人，才好瞑目啊！”这样，王名扬又以八十岁高龄，马不解鞍地向比较行政法这块领域发起了冲击。 治学为人 提到王老的人品操守，不能不提到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一个热血青年，“慷慨赴国难”，真可谓豪气冲天！豪情万丈！而作为世界著名学府巴黎大学才高学富的行政法博士，他不慕灯红酒绿，不求官高爵显，放弃留在国外或赴台湾发展的机会，不相信对党、对新中国的歪曲宣传，冲破阻力，毅然回到仍很贫穷的祖国，这份对国家、对人民的忠心赤胆，真是可圈可点。从法国巴黎环境的舒适优雅，到被遣送河南农村去挖渠种菜，他的肉体，他的灵魂，经受了何等艰苦的磨练，遭受过多么剧烈的震荡！然而，王名扬无悔无怨，劫波度尽，笑容依然灿烂。回到法学研究和教育岗位后，他“身居斗室、心忧天下”，数百万字的巨著，虽绝少涉及中国的现实内容，然布局谋篇，处处在考虑为中国的现实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提供鉴戒，提供服务。可以说爱国主义在其所有著述里一以贯之。 王老让人扼腕兴叹的地方，还在于他为了搞学问而自甘清贫，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他抱朴守拙，淡漠功名利禄，对富贵奢华无动于衷。半个多世纪的治学生涯，走过的是一条艰辛、清贫和寂寞的路。他对事业、对学问孜孜以求，为了探求学问的真谛，他忍常人所不能忍，容常人所不能容，从不向组织伸手，提个人生活待遇方面的任何要求，任何到过对外经贸大学惠新里家属院王老家的人，看到王老现在仍然居住着的拥挤的两间斗室，看到房间里寒素、简朴的摆设，王老却恬然自得，无不悚然动容。2002年元旦前夕，中国政法大学新校长徐显明教授上任伊始，去探望王老，谈话间，徐校长诚恳地问王老生活上有什么实际困难，王老不假思索地回答：“肯定没有什么困难啦！” 王名扬名高天下，却从没有自己张扬过自己，他几乎不愿参加任何外面的社交活动，做人十分低调。他曾半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我说话别人听不清（王老自嘲自己说话乡音重），别人说话我听不清（王老自嘲自己年龄大，耳朵不太好使）。”他谦虚、含蓄，甚至偶有外人来访时，还略带些腼腆。他衣着朴素，穿着很不起眼，印象中，他总是一身整洁的中山服，或浅灰或深蓝，和人们想象中留法十年洋博士可能具有的那种西装革履，盛气凌人的派头截然不同。 王老不求人，却记得清楚别人对他的任何支持和帮助，王名扬在撰写三部行政法著作时，曾在法国、美国作访问学者，那些帮助支持过他的人，如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副校长G•蒂姆西（Timsit）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盖尔霍恩（Gellhorn）教授，纽约大学的施瓦茨教授，美国的老友王学增先生等等，对这些人，王老在自己著述里一一提及，表示由衷的感谢。在与我谈话时，还特别动情地提到那些帮他誊抄过英国行政法和法国行政法手稿的学生：于安、柳砚涛、夏桂英、周国弘、林静、马龙、胡建淼、肖凤城、吕锡伟……。 王老今年已经八十七岁了，从外表来看，王老身材不高，腰板挺直，面容慈祥，一双眼睛和善而有神，头发几乎剃光了，一丝丝白色的发根很惹眼，人显得很矍铄。 不少人很难理解，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何来那样旺盛的精力进行科研和写作？ 我觉得首先要归因于王名扬先生对科研、对事业忘我的投入和献身精神，强烈的责任感和饱满的工作热情。他对自己的要求极严，总觉得自己需要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为后人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而自己已经做到的又实在太少太少，所以始终埋头工作，乐此不疲，达到了痴迷的地步。除了迷恋工作，王老还痴迷于电脑，不少人也许不知道，《美国行政法》近百万字的科研成果，不是靠打字员，而是全部由精通电脑并熟练掌握打字技术的王老自己敲键盘敲出来的，由王老对电脑的熟悉，你也可以想象王老对新事物有着一种怎样的接受态度和学习精神。直到现在，我们见到王老时，他还谆谆教导我们要多上互连网查资料。就象当年自己的父亲痴迷数学一样，王名扬也痴迷于自己的事业——行政法学的教研，那种忘我，那种投入，那种激情，那种进取精神，是他永葆旺盛活力的重要原因。任何和王老具有同样心态的人都会永远显得年轻、自信，不管他的年龄有多老——在认识了王老之后，我对此深信不疑。 王老研究学问，给我们的另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他的 “勤”。王老反复告诫学生要“勤学，勤思，”王老说这是自己治学一生的心得。王老自己身体力行，坚持不懈，每周都要抽出至少三、四天时间，一大早就往北京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赶，去那里的新书阅览室阅读最新版的外文图书，收集最新的外文资料。所有最新的英、法文行政法和行政管理学方面资料，王老都仔细阅读，认真作笔记，反复思考，整理归纳，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直到图书馆闭馆，王老才恋恋不舍的离开那里。一年又一年，除了偶尔生病住院，王老从未间断过到图书馆查资料。 王老做学问的一丝不苟，更是令人难忘。听过王老讲课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这种精神，他的讲稿清晰明了，重要的是学生们总能从他那里听到国外最新的发展动态和王老自己的独到思考。他讲课时湖南乡音较重，但学生有听不懂的地方问他时，他耐心地向你重复，还写在黑板上或纸上给你看，直到大家都明白为止。据出版社的人讲，在出版《美国行政法》的前一周，王老还不断和出版社的同志交涉，不断根据刚刚获得的最新资料来更新和完善有关内容，这种高度的负责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使出版社的同志也深为感动。 王老的忘我精神和顽强毅力，还表现在锻炼身体上。他每天起床很早，不管刮风下雨，坚持锻炼身体，任凭天寒地冻，也不从间断洗冷水浴。王老尤其喜欢游泳，从刚刚入夏直至秋天已到，王老几乎天天抽时间去游泳，一游就是一两个小时。这种自觉的体育锻炼，使王老体魄强健，能应付一切紧张工作压力。联想到现在不少中青年学者，虽然成果颇丰，由于不太注意锻炼，身体过早就垮掉了，一些人甚至英年早逝，给国家、社会和本人都造成巨大的、难以弥补的损失，王老坚持锻炼的做法及所表现出的非凡毅力，真值得好好学习。 春风化雨 王名扬先生在1936年至1937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前，做过一年的小学教师，而王老执教法律，却是从1943年在国立（重庆）中央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并留校任教开始，一直到年届八旬的1995年止。王老的道德文章，身教言传，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多少行政法学人的茁壮成长！ 王名扬先生著述甚丰，早年还翻译过一些书，如《共产主义法学原理论》《南斯拉夫经济困难》《法和国家》等等。然而，王名扬先生贡献最大的还是他的二百万字的三部外国行政法巨著，即《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和《美国行政法》。这三部书出版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和法治建设恢复与发展之时，促进和帮助了了几代行政法学人茁壮成长，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法治国家，应对入世后可能遇到的挑战，都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这三部著作，奠定了王名扬先生新中国行政法学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地位，使王名扬和他的著作在中国法治建设与理论研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闪烁着不朽的光辉。王名扬先生的巨大努力和贡献，使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深深烙上了他的印记，以至有的学者将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的行政法学研究，称之为“王名扬时代” 。中华大地，多少人已经或正在王名扬先生的书中，汲取养分，使自己为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更好地服务。王名扬，这个从来发自内心不愿张扬自己的人，他的著述，却被那么多次地反复引用，他的名字也无声无息地传遍神州大地，甚至越洋过海。也许他自己至今都还没有意识到，其实他根本不会去关心 ——他，王名扬，已经成为人们心中行政法学研究领域的泰山北斗，一代宗师！ 1995年11月23日，王名扬老先生八十华诞，王老先生的弟子们在中国政法大学留学生楼自发地组织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会，热烈祝贺王名扬先生八十华诞暨从教五十五周年 。庆祝会的当天，贺电贺信从四面八方雪片般飞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豪才，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胡康生，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应松年、朱维究、姜明安、皮纯协等行政法学著名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历届毕业的行政法专业研究生及在校行政法专业研究生，共计八十余人到会。庆祝会上，各位来宾纷纷登台致辞，高度评价了王名扬先生广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品，对王先生治学严谨，诲人不倦的五十五个春秋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王老举杯答谢，用炯炯的眼光扫视着大家，在闪烁的镁光灯里，将手中缤纷的花束交给身边的养女，端起餐桌上酽光四溢的红葡萄酒——喜欢喝红葡萄酒，可能是留法岁月不经意间对他产生的影响吧——一饮而进。 壮心不已 “我的身体越来越坏了！” 王老不感慨地对我说。现在，王老思维虽然清楚，但身体自我感觉已大不如以前了，和我谈话和交流时，因为重听，还时不时得借助铅笔和纸片。王老曾讲 “岁月不饶人”，是啊，他今年毕竟已经是87岁的人了。在1995年美国行政法写作和出版工作完成后，王老立即又投入了比较行政法的研究和撰写工作，他的研究依然是一如既往地投入、一如既往地忘我。1997年，王老因患脑出血，不得不住院抢救，出院后，不能从事繁重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止比较行政法的写作。但是，王老告诉我：“比较行政法我已经完成了四章初稿，我还要再把他们修订一下。” 展望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未来，王老激情洋溢，信心满怀，仿佛忽然间又回到年轻时代，他敏捷地抓起一支铅笔，奋笔疾书：“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发展迅速，人才辈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前途光明万丈！” 离开王老家时，一抬眼，看见窗外阳光灿烂，春意盎然，阳台上的海棠花开得正红正艳。我们真诚祝愿王老身体健康，幸福长寿！ 附录 王名扬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 陈金波 新中国行政法学的启蒙者和奠基人、我国著名的行政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著名教授王名扬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11月6日晚20时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11月10日上午11时，北京八宝山公墓竹厅庄严肃穆，来自全国各地的亲朋好友、法学界同仁及学生百余人参加了王名扬先生遗体告别仪式，送别这位学界的大师、睿智的长者、慈祥的前辈。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等，我校党委书记石亚军、副校长张桂琳、副校长马怀德、副校长高浣月等校领导，缓步来到王名扬先生的遗体前，与王名扬先生做最后的告别。 “求学法国，问道中华，九二载纸笔人生，君不见跋山涉水甘苦自怡，未酬壮志身先逝；身居陋室，名扬天下，三四部煌煌巨著，有道是黄卷青灯桃李如云，常使后学泪满襟”，告别厅悬挂的挽联，纪念着王名扬先生求学问道的一生。王名扬先生鞠躬尽瘁，致力于我国行政法学教育研究事业，为培养我国行政法学人才队伍做出了卓越贡献，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发展和行政法治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是公认的新中国行政法学的启蒙者和奠基人，没有他，新中国行政法（学）的建立至少推迟十年。他是我国法学界学习的楷模和典范，他的思想和影响跨世纪、跨两岸、跨欧美、跨中西、跨学派、跨年龄，他开创了行政法的“王名扬时代”。 王老先生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学人，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的逝世是我国法学界的重大损失。他的治学精神、为人之道和学术思想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高尚品德、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在此，我们沉痛悼念王名扬先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