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要恢复“人”的尊严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1:11:19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美国普林斯顿郊外树林里一幢独立的房子，屋前有一个小鱼池，屋后有一片小竹林，格局与一般美国家庭不同。屋中大书房上挂着郑板桥的书法“小书斋”。 小书斋的主人余英时先生在这里安静地著书立说，影响却远及整个华人世界。余先生曾用这种情况来形容历史人物康德和胡适：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中有人与康德立异，也有人和他同调，但绝没有人能够完全不理会他的学说。今天，学术界也将这种评价用于余英时。 在余英时的历史世界里，总是以“人”为本。在他看来，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从2002年起，他极力避免一般常用的“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尽量恢复“人”的尊严。 重寻学术历程，钱穆和杨联升对余英时影响深远。余先生说：“钱先生给我关于中国传统学问的基本指导，要我在经、史、子、集上选取最重要的原典下扎实的功夫，必须做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地步。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才能自己发挥。绝不能书未读通，便抢着想表现，急于发表文章。”至于杨先生的教导，他说：“杨先生知道我已在钱先生门下受过熏陶，所以开玩笑地说我是‘带艺投师’。因此他教我另外一套治学方式，也就是现代西方学界——包括‘汉学界’——的普遍规矩：基本料材当然是原始文献，但原始文献中有许多地方必须用现代的眼光去理解，读者才能明白，这就得考证和分析，不能不负责任地引用经典原文，便算了事，更重要的是，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上的大问题，其中都涉及无数次一级的小问题，有些是现代学人已研究过的。你必须广读相关的他人著作，英文、法文、日文等不能放过。这些是所谓第二手的资料，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你不能不知道，那是会受同行讥笑的。所以我很有运气，两位老师各教一个方面，恰好互补，综合与分析并重。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 2006年获得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在余先生看来是机缘巧合，不可强求的。“许多外面的东西我认为都不必去求的。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我也没有别的才能。至于将来得到什么荣誉，这是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等于不存在一样。我只要够吃饭就行了，用不着蝇营狗苟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 他对权力也有独到的看法：“权力对我毫无意义，我做了两年新亚书院院长，自知与性情不合，便断了搞行政的念头。那时候我才四十几岁，若把学问丢掉，处理人事，那是舍己之长，用己之短，浪费我的真生命，校长虽然有些权力，但是我不知如何使用它，不认为这是人生的价值所在。我觉得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后面还是继续犯，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但难以舍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所以我认为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 他师从钱穆和杨联升，在学术界影响深远。 他被誉为“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 他在2006年获得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著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等。 “我对传统文化有参与的体验，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 1930年，余英时在天津出生，童年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抗战爆发后，余英时回到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官庄乡。乡居八九年，余英时接受了古典文化教育，“至于现代知识则依旧是一片空白。”抗战胜利后，余英时接受了不完整的大学教育。 记者：我看过你写的《我走过的路》，了解了一些你小时候在安徽潜山县官庄乡的生活，那种经历的印象似乎跟你的同代人有些不同？ 余英时：我很幸运，我的教育一般讲是“失学”，从1937到1946年的九年时间里，很少正式上学，小学中学都是分散地上过一两个学期的学校。 严格讲，我没有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一方面，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另外一方面，我无意中在乡下生活那么多年，我懂得中国传统社会是怎么样的，这是后来才发现的。 这一段是跟我这一代研究中国的人很大的差别，所谓”差别“就是他们都是在都市长大的，他们谈到中国乡村种种，都没有切身经验。 传统社会的种种生活是怎么样的？所谓地主跟农民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并不认为地主和农民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彼此不能容忍、对立的。在我们安徽那一带，是实行永佃制的，佃户只要租了你的田，你不能赶他。他有保障，等于是美国大学教授在某一时代拿到长期聘约，是终身的，而这是世袭的。地主不能欺负佃户，他交得不多，也就算了，没有什么办法。我在桐城县舅舅家里，看到他去收租，看佃户打稻子，打稻子有艺术的，他们打稻子不干净的，有三分之一还在里面没打出来，地主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有些租你的田的佃户还是你的叔叔辈，你过年过节还要跟他磕头呢，这就是阶级界限减轻了。当然，中国地方很大，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是这样。 记者：王元化1991年回忆录中说，在夏威夷开会时他谈到中国的农民问题，引起了你的批评。你说抗战初在农村住过，所见到的农民都是很质朴老实的，他则以1939年初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亲身经历为例声辩。 余英时：我说中国这么大，不能说没有冲突，各人所见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户欺负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儿寡妇，那是没有办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强的退休官员，有势力，欺负佃户也是有的，那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王元化的这个回忆录我看过，但我们后来也没有为这些问题去争辩了。我常常说，中国这么大一个社会，比整个欧洲还大，不可能每个地区都是一样的。 记者：抗战期间在乡下的生活体验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余英时：我自己也不一定理得很清楚。但至少我对传统文化有参与的体验，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 所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中国调查，在我看来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并没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经验，精神（内核）抓不住，（抓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数字上的。因为社会学调查通常都是问卷方式，然而中国人的问卷跟西方人的问卷不一样，中国人答复常常不可靠的，不给你说真话。外国人答的问卷确实是真实的，他们有这个传统的。中国人就怕我这个话说错了，将来出毛病，要保护自己，许多话都不肯说真的，或者有相当保留的，甚至于歪曲的。有一位人类学家在印尼华侨社群做过问卷调查，但他发现两次问卷，同一问题都有先后不同的答案，他很困惑。 记者：后来你能用文言文来写文章，是不是当年在乡下受教育打下的基础？ 余英时：当然，我学的是文言，没有什么白话的。 记者：很有意思的是，胡适和陈独秀都是安徽人，可是他们所鼓吹的五四新文化却在安徽没有多大影响。 余英时：没有什么影响的。五四运动影响的层面大概都是城市里面，有些是大学生、中学生之类，当然还是有些别的。我记得胡适在1920年或1921年有一个考北京大学的问卷，问“五四运动”，没几个人答对的，可见我们夸大了“五四”的影响。说“五四”是不得了的影响，像洪水猛兽一样，流向全国，其实有点夸大，但在少数知识人圈子里面影响很大，因为这些人都是写文章的，看来看去都觉得不得了——说是思潮，但真的是“潮”吗？因为整个社会并没有动啊，所以这就是胡适老要奋斗的原因。 记者：在老家乡下时有没有接触关于西方的书籍？ 余英时：根本没有碰到。 记者：你父亲余协中先生的专业是西洋史，对你的影响大吧？ 余英时：当然，我对西洋史有兴趣是从他那儿来的。他当初写过《西洋通史》，在中国还是很流行的，后来我还拿到两本，（不清楚）是新加坡还是中国台湾印的。因此我不光对中国史有兴趣，还对西洋史有兴趣，看看西洋史是怎么变化的。我用比较的观点来看历史，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关的。 “进了新亚书院以后，我就决定将来研究中国史” 1950年1月初，余英时从内地到香港探望父母，终于留了下来。一个月后，余英时进入新亚书院，成为钱穆的学生，奠定了以后的学术基础。此间，余英时一方面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与历史的求知欲望，依旧希望以西方为对照，以认识中文化传统的特性所在。 记者：你的父亲原来跟钱穆先生有渊源吗？ 余英时：没有太大的渊源。原来我父亲在沈阳办中正大学的时候，还决定请钱先生去教书，钱先生当时还答应了，后来没有去成。到了香港以后，我父亲就说：钱穆先生现在这儿办新亚书院，我送你去念书吧。我那时候想着好好去念一念，大概是1950年，从一二月待到六月。我那时候心里还没有打定心意是否在香港待下去。 记者：那时候新亚书院是不是非常简陋？ 余英时：根本谈不上，就是一个普通楼房的两层，学生也不过三四十个人。 记者：钱先生考你的经历还是非常有趣？ 余英时：他出一个中文题目，还让我再写一篇英文的作文。 记者：那时候钱先生的英文水平有多高？ 余英时：英文不是很高，但普通的东西可以看的，他在抗战时期读过英文《圣经》和西方史教科书。 记者：师从钱先生对你后来的整个学术生涯的影响很大？ 余英时：这个影响并不像外面想象的那样：他给我传道，传什么儒家精神之类的。不是这样的。他就跟我讲中国历史怎么学，对中国历史什么看法，纯粹是学术性的，不是一个价值观念传授的问题，是怎么样做学问，怎么样写论文。这是钱先生教给我的办法。而且说老实话，钱先生那时候心情也不好，教书也没有好多心思，常常要去台湾找经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