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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价与历史的价值判断

在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中,论者对于历史功绩的评价往往与历史的价值判断混为一谈,似乎凡是历史上作肯定评价的文化遗产,也就是我们要吸收的精华,而今天应予摒弃的糟粕,则须作历史的否定。这种意见实际上把辨别精华与糟粕等同于对历史功绩的评价,用历史的科学评价代替历史的价值判断。这是一种误解。
    
    历史的价值判断与历史评价所观察的对象虽然都是同一客体,即已经过去的人类历史,但两者的视角是不同的,因而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历史评价是以历史学的观点去审视以往人类活动在历史上的客观作用和科学地位,即就是把历史上不同阶级不同时代人们的实践活动、思想、观点、学说和主张,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不同性质的历史事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审视其对当时社会所起的客观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推动社会进步还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是顺历史潮流而行还是悖历史潮流而动。也就是从历史视角去反观人们的历史活动,“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①从而判断其历史作用的正负与大小,并“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
    历史的价值判断所用的尺度则是现实的社会需要。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②也就是说,凡是能够满足现实的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就有价值,反之就没有价值。历史的价值判断就是从价值视角去观察、衡量和决定历史文化的内容和资料对现实生活的意义,即从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把历史分解为精华与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过去在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讨论中,就有以“当时当地为标准”和以现实的需要为标准两种不同意见。其实,所谓以“当时当地为标准”,意思是把历史人物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审视其对历史所起的客观作用和历史地位。这是从历史学的观点来评价古人。而“以现实需要为标准”,说的是历史人物对当今社会有无用处和利益。这是从价值观的角度去反观历史人物的现实意义。两者都是历史分析中不可缺少的和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历史评价与历史的价值判断的区别。他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③在这里,“根据历史活动家”“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东西”,去“判断历史的功绩”,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评价;而“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则是他们的历史活动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意义,属于历史价值判断的范围。由此可见,历史评价是一种过去完成式的客观性评判,而历史的价值判断则是现在可变式的主观性抉择。前者以往已经凝固的静态的历史范围为根据,用的是客观尺度;后者则依托现代判断主体不同时期的动态的需要为转移,用的是价值尺度。因此,与历史评价考察历史文化的真实内容、时代特点、客观作用和科学地位不同,历史的价值判断以审定历史文化在当今的认识价值(真假)、行为价值(善恶)、艺术价值(美丑)和应用价值(好坏)诸种不同的价值功能为内容。显然,两者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是有别的。
    
    由于历史观和价值观两个范畴的视角和标准不同,所以人们在运用双向透视法去观察同一历史现象时,往往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归纳起来,大约有两种情况:
    其一,历史文化中许多对现实生活没有价值、甚至有害的糟粕,在历史上曾经起过某种进步的作用。古代的奴隶制,是十分残酷、野蛮和荒谬的制度,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文明就是以奴隶制为前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恩格斯甚至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④历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后,列宁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然而它在资本主义初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具有“巨大的历史功绩绩”。⑤
    历史上的小农经济、民族战争和原始宗教的出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以及农民的平均主义、乡土观念、忠君思想,乃至剥削阶级的一些经济学说、伦理道德、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管理思想等等,虽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的进步,“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⑥但是,它们在历史上某些时期的出现和存在曾经是合理的、正当的,并且还起过某种进步的历史作用。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二种情况则是在历史上起过消极作用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具有某种社会价值,成为“对我们有用处”的“珍贵品”。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由交换规律产生剩余价值”的观点,列宁认为“在经济学的形式上则是正确的”。⑦这种理论对人们认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质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当时站在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运用这种观点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历史上却是应该否定的。秦始皇役使刑徒70余万为自己建造陵墓,历时30多年,又强迫工匠10余万塑造殉葬兵马俑。这一祸国殃民的恶作剧使人民惨遭其害,在历史上对其作彻底之否定,不论怎么说都不过分。但是,秦俑坑的发现,兵马俑的出土,不仅为当代学者研究秦代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在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国际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价值。这一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文化遗存,实是我们民族的瑰宝。象类似的事例同样也是举不胜举的。
    总之,上述两种情形都是以往人类活动的历史作用与现实价值的背离,说明了历史评价与历史的价值判断是两种不同的治史方法;它们在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中的作用和功能都是缺一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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