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论陈寅恪常标榜其乃“文史大师”、“国学重镇”，至多不过提及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思想的提出。我在这里则想抱“理解之同情”，来探索陈寅恪青年时代的行为思想，探讨热血青年与大学问家的可以沟通处和严格界限。
其实，在我看来，国人易于把人物标本化、偶像化，一提某人就易有一定之成见，殊不知人在社会发展之中亦是在不断变化的。陈寅恪之所以能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中国学人的一种神话，固然与他个人的风骨精神有关，也与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割裂关系密切。夏中义作《谒陈寅恪书》，梳理现代学术传统源头，称：“先生碑文倡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实是将乾嘉学风所孕育、后经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思辨洗炼过的现代学统，提纯为简约明澈之‘八字方针’，当更见学统的文化含量之凝重且幽邃。”并强调说：“其间，‘独立精神’为学统之魂，‘自由思想’为学统之骨，风骨清澈，魂灵才得以发扬。”此文形容陈寅恪“将学统溶入血脉，用生命来承诺碑铭”，推崇其功用则为“一匡当世学风，示人以准则也”。
我这里不再赘述陈寅恪作为一代学人的风骨高节，而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切入青年陈寅恪的精神世界，看看被顶礼膜拜成学界圣人的陈寅恪的凡间形象，还原一个栩栩如生、生气勃勃的青年陈寅恪。其实，国人的传统素来是“政学合一”，书生从政本是儒家之治道，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俗语，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读书人的理想和人格模范，张载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更涵盖了多少代中国知识分子承担“天下兴亡”的书生意气和社会责任感。身处晚清的陈寅恪虽然游学多国，但古代士人的这种忧患意识却根深蒂固，所以他经常强调：“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在我看来，如果从那个时代背景下来审视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则更易理解。年轻时代的陈寅恪，虽然幼承家学，并得风气之先以游学多国，但其基本发展轨迹与思想人格构成，与其后自德国归来任教清华，逐渐成为纯粹的学人仍有很大的不同。其根本要点则在：经世情怀依然蕴藏于胸，学人独立风骨尚未成型。
我们不妨从李璜的一段回忆录入手，李璜在《忆陈寅恪登恪昆仲》一文中对当时的柏林留学生活有详细记载：“是时寅恪年约三十三岁，而研究梵文甚勤。但与慕韩相识之后，即时嘱登恪约慕韩与我至寓或下午五时共同把酒清谈于康德大道街头之咖啡馆中。寅恪所专与我辈彼时所学皆不相类，然甚喜慕韩谈清季中与人物曾国藩、左宗棠与胡林翼之学术及其政绩。且寅恪早对日本人之印象不佳，而对于袁世凯之媚外篡国，尤其深恶痛绝，并以其余通北洋军阀之胡闹乱政，大为可忧，因甚佩慕韩内除国贼与外抗强权之论。不过，寅恪究系有头脑分析问题、鞭辟入里的学人，于畅饮淡红酒，而高谈天下国家之余，常常提出国家将来致治中之政治、教育、民主等问题：大纲细节，如民主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我参加此一酒会有两月之久，计每周至少两次，除寅恪、登恪、慕韩与我而外，有时宗白华与俞大维先生亦在座中。”
这里所展现的陈寅恪形象，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学界大师，象牙塔中人之模式化相去甚远，然而在我看来，这样意气风发的青年学人陈寅恪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1910年，陈寅恪作《庚戌柏林重九作·时闻日本合并朝鲜》诗，将其指点江山的学子激情外溢无疑，先是说“惊闻千载箕子地，十年两度遭屠剖”，对朝鲜之任人宰割命运深表关切，结语则为“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孤愤豪情一展无余；也可为李璜叙述之参照。这里需要提及一些背景情况，陈寅恪曾两度赴德留学，此时当为第二次。年过而立的陈寅恪，虽然一方面在勤研梵文，但同时竟然对国家大事如此关心，确实与我们原先期待的“纯经院”式的学人形象有所区别，似乎标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就必然是对政治深恶痛绝一般。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历来的学人对国家都充满了“血肉相连”之情，虽不必如康有为“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是不会淡忘的。故此点并不难理解，若参照日后陈寅恪自己的一段自述心态，则犹可体察学人之心。抗战中期，陈寅恪曾困居沦陷地香港，在《陈述〈辽史补注〉序》一文中他对此有一番回忆：“回忆前在绝岛、仓皇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四十年，似无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逃亡之际读宋史，牵之挂之的仍是母国情结，关心的却是政治问题，而且以史鉴今，其意味颇有深长而值得细细品味处。
李璜说他之所以追述往事，谈指点江山、既关心国家大事又不乏政治热情的青年陈寅恪，其目的则在展示陈寅恪被“神化”之后的为人的真实一面，他阐述道：“我近年历阅学术界之纪念陈氏者，大抵集中于其用力学问之勤，学识之富，著作之精，而甚少提及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其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此其所以后来写出吊王观堂先生之挽词而能哀感如此动人也！”
其实，“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的本意就是要求读书人要问政治的，科举考试所网罗的不都是读书人吗？政治与学术在传统中国并无严格的界限，二者并非如后来学者形容的那样水火不容，所谓“最易而且最常侵犯学术独立自由的最大力量，当推政治。政治力量一侵犯了学术的独立自主，则政治便陷于专制，反民主。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不单是保持学术的净洁，同时在政治上也就保持了民主。政府之尊重学术，亦不啻尊重民主”。贺麟这段话当然很有道理，但就陈寅恪等人在少年时代所接受的儒家传统教育，还没有这样政学分离的概念，而所存“救国经世”大志者，则比比皆是。所以陈寅恪在留学时“甘于清贫，潜心读书，志在求得真才实学，不要任何学位，因而受到留学生们的敬重”固然是真，但其胸怀“救国经世”大志恐怕也不会是假。很可能正是在域外求学的过程中，陈寅恪将其“救国经世”大志逐渐定位为学术，而弃政治而去，这在其归国后之志向选择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推究原因，恐怕也与其在“读书破万卷”后逐渐意识到“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大有关系。也就是说，终其一生，陈寅恪也未忘却“救国经世”之传统士人情结。虽然口中不说，但其实心中牵之挂之。可是作为一代纯正的学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奠定中国现代学术之精神的人物，陈寅恪严守“政学分离”之界限，将其所怀的“救国经世”之理想深藏之，固然是由于政治环境使然，但主要恐怕还是为了彰显学术之独立精神。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身为学者而心怀“救国经世”的一代学人陈寅恪，真是让人感念多多，“先生本乃人中龙，救国经世性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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