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人类就已经懂得使用火、使用石制工具、箭矢和陶器，捕鱼、盖房屋、驯养部分牲畜形成畜牧业，种植作物从事农业，食用煮熟的食物；建立了自己的氏族和部落组织，形成了家庭和婚姻制度，产生了原始的文学和艺术。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在漫长的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实践中取得的伟大成就。然而，这些伟大的成就和创造，却往往被归功于神或神化的某些个人，由此而产生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神话。在这些神话中，又把人类群体的血统、宗祖与某些神话事物、神话人物相联，把他们神圣化。人类从组成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并且因某些具有共性的、或不同的种族成份的加入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民族的组成，使人们遗忘了原先做为氏族、部落的祖先而提出的某些神话人物的名称。而其中有的神话人物，则做为以后形成的古代民族的宗祖，在神话传说中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从而同现实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地理概念联系在一起了。这种情况犹如一种习惯势力、一种传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许多民族中。
应当指出，有关各个氏族、部落和民族的形成及其祖先的神话传说，做为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了解这些群体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俗具有一定的价值，然而却不能成为科学地揭示该民族社会发展史的确证。因为，任何神话人物或因各种原因和目的被附会成历史人物的神话人物，都是在人们自身的理解和想象基础上产生的，并非现实人物，从本质上说是唯心的产物。
在与维吾尔人的社会发展史有关的许多问题上，几百年来古人朴素、唯心的历史观明显占据了优势，对此，完全可以联系当时的社会情况和形形色色的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正因如此，近代的人们不是从有关的书面史料中了解历史，而是从关于帝王、可汗、和卓依禅、豪杰勇士的五花八门的神话传说、长诗、战争诗、传记中认识历史，然而，所有这些，现实的根据均不足，而神话色彩却很强烈，同时富于虚构和幻想。
关于维吾尔人古代史的较为可靠的信史，则是我国历代王朝依据传统书撰的史籍，以及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寻获的鄂尔浑碑铭。
在我国发生的诸如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所有的兄弟民族创造了思考和反思自身的历史、传统文化，重新认识自己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引起新变革的可能。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充分享有自身的自由、权利和机遇的各个民族，走上了共同繁荣的道路。在他们之中，珍重自身、相信自身的意识，感觉到自己存在的本体意识，以及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都极大加强了。
解放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部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撰写和发表了大量有关自身历史、传统文化和文学艺术的文章和著作，在维吾尔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少数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学说和原则掌握和学习得不够，他们撰写的一些文章和著作未能避免失误和错误。更有极少数的一些人，利用维吾尔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因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加强而必然产生的对自身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思考和自我认同的热情，企图将这种情感和意识引导到沙文主义、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邪路上去。他们继承了历史上的分裂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势力的衣钵，用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化观、宗教迷信、伪学术观、唯心主义、反动的历史和民族观来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和蒙蔽群众，破坏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和睦友好，妄图复辟在泛伊斯兰教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从而葬送民族的前途。
近年来，先后出版的《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和《维吾尔人》三本书，就是这类著作中最突出的典型。
在本文中，我主要谈谈三本书作者在历史研究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以神话人物取代历史人物来阐述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及其方法论。
上面提到的三本书的作者，就伊朗神话中的人物阿芙拉西亚甫写道：
“在伊朗和突厥传说中所说的阿芙拉西亚甫，是公元前七世纪我们最著名的英雄的祖先之一，我们的祖先称他为阿里甫·艾尔·同俄。阿里甫·艾尔·同俄是公元前七世纪时，我们的祖先在自中亚绵延至黑海的广阔地域上建立的塞种帝国的著名可汗，伊朗人把这个帝国称为‘突兰’。”（《维吾尔人》第53页）
“关于阿里甫·艾尔·同俄的这些歌谣（作者在这里指《突厥语词典》中收录的关于阿里甫·艾尔·同俄的几首挽歌--本文注），证明了阿里甫·艾尔·同俄是实有其人的历史英雄，证明他是在我们祖先心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伟大的可汗之一。”
“《词典》中提到的这三首歌谣，是我们的祖先在公元前七世纪因阿里甫·艾尔·同俄的辞世而写的历史长诗中保存下来的片断。”（《维吾尔人》第56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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