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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学者纵谈天下事——周有光先生访谈录(下)(20071114)


    苏联的瓦解,中国应该很好地研究。国内也出版图书介绍了一些情况。一本是《苏联兴亡史》,上海出版的。现在出第二版,和第一版完全不一样,把苏联改变的情况,可以说一半都介绍了。另外有一本是北京社会科学院出版的《苏联兴亡史论》,也是让你了解一半苏联的事情。就是一半真相拿过来,你看了也是惊人。从历史上看,俄国在中国明朝时,还是很落后的社会,是一个封建奴隶社会。这个历史背景很重要。美国建设比拉丁美洲晚一百年,可是美国跑到前面去了,拉丁美洲始终是跑不上去,到今天还是跑不上去(张森根插话说:历史上老早有一种看法,是说北美接触的是新教文化,当时说新教文化代表资本主义文化;拉丁美洲是天主教,天主教比新教文化相对代表落后保守,用宗教来解释)。我想呢,这个话当然有道理,但不完全。从经济上看,美国一早就走资本主义道路,走工业化道路;拉丁美洲一直是走的是农业化,奴隶制度。美国南北战争时,美国的南方就是搞农业。在南北战争以前,究竟走工业化还是走农业化道路,面临两条道路。走农业化很方便,你只要搞几个奴隶来就能赚大钱。搞工业化麻烦,美国走这条路走通了。恐怕这个问题和宗教问题要结合起来看。
    全球化的口号,国外早提了,国内是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知道的。当时什么是全球化,国内谁也不懂,有人找我写,我就写了一篇很幼稚的文章《什么叫全球化?》,有七个杂志转载。我是外行瞎讲。我是85岁才离开办公室退休回家的。之后,就不看专业的东西了,看专业以外的东西,看点文化的、历史的,也写一些笔记式的不成熟的东西,尽说外行话。还有一篇《什么是现代化?》,也是好多地方转载。我的讲法和他们不一样,因为我是从外行的角度来讲的。外行看问题,往往和内行看法不一样,很可能内行不注意的地方,外行倒可能注意了。内行看问题慢慢地形成了一个模式,反而受束缚了;外行看问题,他没有固定模式。我的一个看法是,人类文化从两河流域算起大概七千年。人类文化是聚合运动,一开始老死不相往来,慢慢地往来了,文化就慢慢地聚合起来。人类文化总的说,聚合运动是主要的,分散运动是次要的。人类起跑都是一样的,但一跑开就有先和后,有的地区跑在前面,有的地区跑在后面,就不平衡了,这就产生了享廷顿讲的文化断层。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与现代社会的磨擦背景就是这样。
    整个人类文化可以分三个阶段,从广义上说,第一个阶段是神学文化,第二个阶段是玄学文化,第三个阶段是科学文化。社会进化论还是对的。神学文化,就是原始社会,相信菩萨,一切事情都是由神来决定。后来有了圣经,那神学文化就提到相当的高度了。人最早一直不认识自己,人这个字原来是没有的。当人认识自己是人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神学的思想方式的冥想,闭着眼睛看世界。玄学就不一样了,玄学它要观察,它要推理,这就大大进步了。许多哲学就是这样,广义的玄学主要包括哲学,也可以说哲学时代。第三个时代是科学文化,科学与前者有很大的不同,科学是要实证的。天文学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看到的早上太阳出来,晚上太阳下去,当然是太阳绕地球转嘛,这是玄学时代的思想;后来经过科学实证的才知道,是地球围绕太阳转。和玄学的观察不一样。
    神学文化很容易说清楚,科学文化也很容易说清楚,而这个玄学文化就复杂一点,其过渡形态就是以哲学来领导的。先秦诸子都是哲学,哲学有很高深的思想性,但是没有实证。先秦诸子里面,既有社会科学,又有自然科学,不过先秦诸子里社会科学多一点而自然科学少一点。那时候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是经验科学,没有实证,也就是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它是从神学到科学的一个中间阶段,在历史上有几千年的时段。三阶段就全世界而言都适用。这样的玄学是广义的。中国的哲学是玄学,中国的玄学也是玄学。玄学就是离开了神学了,神学是一种教条或是命令,你不能怀疑的;玄学不一样,玄学要思考了,要怀疑的。早期大哲学家,都是属于玄学时期。伏尔泰是从玄学进到科学时代的思想家,他就是要走出玄学进入科学,但那时候,社会科学还没有成为科学,他是把社会科学变成科学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但他的著作,还没有达到科学。科学是实证的。今天达到科学要求后,很多哲学看起来就不希奇了。科学的标准,要能定性、定量。政治学在不断地进步。经济学原来也都是经济哲学。什么人把经济学变成科学的呢?凯恩斯。有一个笑话。50年代我到人民大学去上课,休息时候吃咖啡,教授休息室很大,另外有两个教授在讲,他们说,我们请了一个苏联经济学家来讲课,一上课就骂凯恩斯,学生问他什么是凯恩斯,他说我不能讲,我要讲了,就是替反革命做宣传。苏联这种不许人家解释的,这就不是科学。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早已走出神学了,这不成问题,但他们还面临走出玄学,他们还没走出来。到了凯恩斯的经济学,能够计算,能操作,原来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周斯波动很大,大恐慌以后改变了。政府能够利用货币等好多手段来控制经济,使大波动变成小波动。所以好多年美国经济没有大的恐慌了。当然,现在还没有到了绝对的程度,就像航海以前靠自然风,后来人们利用其他能源了。凯恩斯是把经济学变成科学,讲经济学离不开凯恩斯。我们改革开放把凯恩斯的书都翻译过来了,凯恩斯的书很难念,但他的道理很简单,就是货币总量和总需求以及一些其他条件,控制社会经济运行。
    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西欧的社会主义者也同意这两个原则的,可是后来,美国经济学家完全否定。你遵守这两点,经济就不能发展。有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打了败仗,实际上是美国管它,让日本定宪法。日本定宪法就把这两个原则定在里面。美国人说不行,不能有这两个原则定在里面。当时日本人想不通啊,这两个原则不要还了得?美国坚持。特别是平均地权,日本打了败仗时,全国人口农民占60%左右,是多数,不平均地权,那不得了啊。美国的经济已经进了一步,不能平均地权,刚刚相反,要合并,大地主吃掉小地主这才是进步。对此,我们认为是反动的。后来日本没办法,只依照美国。还有节制资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到欧洲,去了英国时,那时候最红的一个经济家叫贝弗里奇(William Henry Beveridge),“贝弗里奇计划”(《关于社会保险及其相关设施的报告》)是了不起的,他提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他就是节制资本思想。这么一来呢,工党就多年掌权。英国经济政策多年是这套,一直到撒切尔夫人上台才改。为什么撒切尔夫人上台呢?英国在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统治之下,经济越来越糟糕,从战后一个英镑等于八个美元,后来慢慢等于四个美元,最后慢慢地等于两个美元了。英国就恐慌了。撒切尔夫人说,现在英国不是二等国家与三等国家问题,而是很快就要做四等国家了;愿意走四等国家的道路的就选工党,不愿意做四等国家的就选举我。我要上台讲清楚,我要减少福利,我要把亏本的国营企业都卖掉。当时谁也不知道撤切尔夫人上来能不能改变啊。可是英国的确是不能再那样走下去了。她上台以后,凡是亏本的国营公司都卖掉。谁也没有想到卖掉后,立即就变成赚钱的。“私营化”这是撒切尔夫人提出来的。所以我们的改革开放,至少一半是成功吧,应当说我们受英国的影响,受全球化的影响。我们机会很好。没有全球化,你不能外包,我们工业怎么发达?当时国内既无资本又无人才,什么都没有了。真正领导国家前进,是社会科学,没有这个社会科学,单是自然科学不行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原则,就是国民党也是非常重要的,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原则上的嘛。从美国经济学来讲,把这个否定掉了,因为你遵守这个你就不能够发展。日本人当初是不相信的,后来的确受了这个好处,经济就大发展了。这个变化真正大,我也是事后诸葛亮,当时也没有看到这个变化。有些事情我们自己好好想,大家会慢慢地明白起来。苏联走的就是完全否定资本主义,苏联走的马克思主义的左倾的一面,西欧走得马克思主义比较温和的一面。
    问:您对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有看法吗?
    周:我对北欧没有研究。北欧原来并不发达,是个落后的地区,后来它发展上来了。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很成功的。福利和效益,这是个把握分寸的问题。美国也在变,美国受了欧洲影响也搞福利制度,美国比欧洲晚,可是美国搞福利制度,没有损害资本的积累,所以他经济能发展,英国就是损害了资本积累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全世界小汽车最好的牌子是英国的奥斯汀,那时人们都买奥斯汀,后来,这个奥斯汀都听不到了,这个牌子没有了。为什么呢,节制资本,资本家钱赚得太少了,没有钱来更新设备,连奥斯汀这样好的工厂都不行了,这是一很大的改变。
    在中国,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首先要发展经济这是对的。可发展经济怎么个发展?重要的,你没有资本没有人才,工人都没有,工人要有训练的,资本家都打倒了嘛。中国的资本家原本就不多,现在还都被打倒了。那天买了一个罐头,是康元公司,想起解放前,我在上海新华银行,康元的老板,姓项,叫项康元,这个人是一个了不起的资本家,他第一个在中国办罐头公司,康元公司,他第一个在中国生产出青豆罐头。青豆中国多得很,但烧出来是黄的,就不成绿的。你怎么把青豆放进要变成绿的而不能变黄,而且还不能放化学的东西。以前都是美国人搞的。他是第一个中国人能做到这一点的,他常到我们银行来,我们银行也很支持他。但是, “三反”“五反”时,他自杀了。现在越来越明白,资本家不是完全剥削,剥削是一个方面,资本家有创业的功能,这是最困难的。资本家有管理的能力,早期的资本家都是发明家。做资本家不容易的。项康元他也是美国留学的,有人开玩笑,说他一个大美国留学生,回来生产一粒豌豆。苏联把资本家都杀光了,地主、富农也都杀光了,今天要恢复起来,不要进口粮食了。一个大粮食国家,多少年粮食一直靠进口,苏联时代粮食一直不够吃,可以想到他们的政策完全错了。
    问:您能不能讲一下汉字改革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答:关于汉字改革与文化,第一点,文字是一种工具,不是神圣的东西,把汉字说成是中国文化的根儿,那是错了。《诗经》里面,很多诗歌是创造在还没有文字的时代,《诗经》里很多重要的篇章都是没有文化不认识文字的人创作的口头文学嘛,那么《诗经》就没有根儿了?汉字改革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比较方便的工具,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研究汉字在人类文字历史上的地位,这个得用比较文字学。一比较你就知道,你要从人类的文字史才看得出汉字的地位,这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整个人类文字史看:第一个阶段是原始文字,第二阶段是古典文字,第三阶段是字母文字。分这三个阶段。从历史发展的阶段看,汉字呢,就属于古典文字阶段。汉字和字母不是并列的,从总的历史看,字母的产生比古典文字产生晚两千年。文字它有继承性和习惯性,只能稍加修改。古典文字,不仅是汉字,还有其他的古典文字,而其他古典文字都不用了,只有汉字在用。你不改它不行,你要改它,怎么改呢?只好修改一些。搞一个拼音来帮助它。汉字文件很难进入电脑,拼音要把汉字和电脑接轨。拼音是一个桥梁,同时,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要沟通往来交流,要有一个桥梁,这桥梁主要就是汉语拼音方案,我做的这点工作小得不能再小,小儿科。但你不能没有它。文盲进入文化需要汉语拼音。你给人家一张名片,方块字人家看不懂,要有汉语拼音。这是一个桥梁,也可以说是润滑油,如此而已。
    作者赵诚,高级研究员。原载山西《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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