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向“法老王国”的曲径上攀登——谨以此文庆祝刘文鹏教授从教50周年（2005080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2:11:19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风云变幻的现代国际形势，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世界史的兴趣和研究，但是世界上古史、特别是古代埃及史或埃及学的研究在我国却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埃及学在国外风风火火，已经有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而在我国，仅仅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起步的。刘文鹏教授在通向“法老王国”的埃及学研究上，显然是一位披荆拓荒的人物。他以其艰苦卓绝的努力，为创建我国的埃及学贡献了力量，在国内和国外赢得了声誉。 2005年正值刘文鹏教授从教50周年，作为学生，我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祝贺！ 一 刘文鹏教授，1931年出生于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1950年，他远离家乡，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有幸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代大学生。面对着博大无际的知识海洋，他如饥似渴，就象婴儿吸吮乳汁那样，竭尽全力，贪婪地吸取一切知识。1955年，年仅23岁的刘先生就结束了东北师大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留校任教。刘文鹏教授在其导师林志纯先生的教导和指引下，选择了人类文明摇篮的近东（西亚、埃及）古代史作为研究方向。 这是一个艰苦的选择，他不仅要学习近东古代史，而且还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汗水掌握研究近东古代史的外语工具。为此，他在已掌握日语、俄语的基础上，学习英语、德语、拉丁语。正是在这个劲头上，“文化大革命”冲击了刘文鹏教授的学业，他不得不拖家带口，来到山区插队落户。1972年 4月，他被第一批从乡村抽调回来，安排在吉林省通辽师院（即今内蒙古民族大学）工作。1976年，刘文鹏教授参与了林志纯先生组织的《世界上古史纲》（埃及部分）的编写工作，专著出版后，受到了好评。此后，刘先生的研究工作缩小到古代埃及的范围内，最终选定了一条神秘而陌生、艰辛而曲折的埃及学之路。近20年来，刘文鹏教授参加了国家“六五”、“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合作研究，主持了“八五”期间中华社科基金项目－－古代埃及史的研究。值得提到的是，刘文鹏教授还先后承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学》、《经济学》、《外国历史》各卷中有关古埃及考古、历史、经济史方面辞条的撰写工作。在《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历史》等杂志和学报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其中，有些论文被选编在我国第一部《埃及学文集》中，于1996年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 最近十几年，他辞卸了学校的领导工作，集中精力从事研究和写作。作为一名几乎把一生都献给古埃及研究的中国学者，最让刘先生激动不已的是1988年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出席了在开罗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埃及学大会。这也许是中国人第一次登上了埃及学国际会议的讲坛，他在会上交流了论文《古代埃及的城市和城市国家》，在会下结识了朋友。在会议结束后，他亲身考察了人类文明的伟大遗址－－金字塔、帝王谷、卢克索古城……。1992年，在意大利举行的第六届国际埃及学大会上，学者们期待着中国的埃及学者的演讲。尽管由于某种原因，刘文鹏教授没有成行，但他的论文《法老埃及的专制主义评述》同样在大会交流，并被收到论文集中。1991年我国唯一的世界上古史·古埃及史研究所成立，刘文鹏教授任所长。 正因为刘先生对中国埃及学研究的突出贡献，早在1989年他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专家，1991年他又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荣获曾宪梓高师院校（本科）教师二等奖。英国剑桥国际人物传记中心（IBC）编辑的1988年《国际人物传记辞典》收录了他的小传。 二 在50年从事教学科研的辛勤探索中，刘先生发表的论（译）著达70多篇（部），百余万字。刘先生的专著、2000年中华社科基金项目达52万字的《古代埃及史》在200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由中国学者独自撰写的最大部头的关于古代埃及的历史著作，学界对该书的评论是：“他的论文和专著反映了我国埃及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我国埃及学到目前为止的最高成就”（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该书至今已三次印刷，并被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1999年，由刘先生主编的中华社科基金项目和中国社科院重点研究项目《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国社科院主编的“世界文明大系”丛书之一。鉴定专家认为，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部有关西亚北非文明发展史的著作，是一部很有学术水平而又有可读性的好书。为我国古代世界文明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综观刘先生的学术之道，有这样几个特点值得我们注目: 第一，刘先生始终重视并强调，搞学术研究，尤其是关于远古文明的研究，必须把原始的文献资料与国外的最新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既领学术之前沿，又经得住考验和推敲。在古代埃及史的教学与科研中，刘先生始终坚持以下两个原则：第一，尽量采用第一手的资料，保证教学、科研的科学性；第二，广泛搜集国外新的研究成果，保证新旧知识的延续与更替。他的论文绝大多数都是依据近半个世纪以来新发现的现代考古资料撰写而成。只要简单地浏览一下刘先生文章的注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原始资料和科学新观点的重视程度，这也正反映了他对学术的认真和负责。 第二，对于刘先生而言，上古文明的研究绝不是泛泛而谈，而且也不只是单纯的历史学上的认知和描述。从他选择埃及学研究的历程可以看出，刘先生是在构筑以上古文明研究为基础，并以古埃及史为核心进而展拓整个埃及学研究的三级学术体系。如果说对于上古文明的研究是一级基础的话，那么埃及学则是在此基础之上构建的二级高层平台。在埃及学中则突出了古埃及史的中心和历史学的功能作为第三级。从他的著述可以看出，刘先生不仅有对世界上古史一般理论与史实的深刻把握，而且其论述已较多地涉及了有关古埃及经济、政治、宗教、建筑、艺术、风俗等各领域，当然历史的研究是主要的，这同他本人对人类学、考古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的掌握是分不开的。 第三，同众多中国的世界史学者一样，刘文鹏教授的目光也不只聚焦于埃及学一个领域，他认为中国和埃及同样作为最早的文明古国，必定存在着的某种文明的共同现象和规律，需要我们挖掘、认识和把握。为此，他强调要加强中、埃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并身体力行做出一些尝试。例如他在对埃及金字塔、帝王谷以及我国秦始皇陵、少昊陵等遗迹的亲身考察基础上，撰写了《古代埃及与中国的丧葬习俗之类比研究》一文，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和认识古人的文化心理、生活习俗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 在以上论文和著作中，就古代东方文明研究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刘先生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在我国埃及学领域中作了重要的开拓性、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首先，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分期的角度确立新的古代埃及史体系。传统的历史分期认为，古埃及史以前王朝为开端，以公元前 332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埃及结束。包括了前王朝、早王朝、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和后埃及几个主要阶段，但排除了托勒密王朝和罗马统治埃及的历史阶段，往往把这两个时期的历史或者划到希腊化和罗马史的范畴，或者让其独立。刘先生在《古代埃及的年代学与历史分期》（《世界历史》1996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这种分期法，显然是不完整的”，它“割裂了埃及本民族的历史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把数百年的马其顿·希腊和罗马统治埃及的历史划分到征服民族的历史发展中，成为征服者历史的一部分，显然也是不公正的。”造成如此分期的原因主要是“西方作者的‘欧洲中心论’的史学观”的影响。为此，刘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为指导，并以埃及学的新成果为依据，对古代埃及史进行了全面的，综合性的历史分期，从而“确立了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古埃及史的新体系。”尤为重要的是把原来古埃及终结的年代由公元前332 年延长到公元642 年阿拉伯人对埃及的征服。尽管“古代埃及在其长期历史发展中，不断受到外来民族和文化的影响。而异族对埃及的征服和统治，特别是希腊、罗马的征服埃及的历史，理所当然是埃及历史的一部分。”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埃及社会照样是奴隶社会，古埃及文明还没有结束，更没有崩溃，直到公元642 年阿拉伯人最终征服埃及，埃及奴隶制才逐渐衰落进入了封建社会。古埃及文明在新体系下又延长了近一千年，这就大大增强了其历史的科学性和丰富性。这一点在《古代埃及史》体现得十分明显。 其次， 近年来，城市、城市国家和城邦问题成为国内外世界上古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这也正是刘先生古埃及史研究的重要题域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先生也有一家之言。按照一般的观点，认为城市和城市国家为西方（古希腊、罗马）所固有，而古代埃及则不存在城市和城市国家或者古代埃及的历史早期不存在城市和城市国家。刘先生认为，“这些观点与历史发展的实际相去甚远”，是需要重新探讨的。为此，他先后撰写了《古代埃及的早期国家及其统一》、《希拉康坡里王朝及其霸权考》、《古代埃及的早期城市》、《论埃及文明的起源》等关于城市、城市国家、统一国家等问题的系列文章。 刘先生认为早期城市与城市国家是相关联的两个问题，弄清了早期城市才能更好地解决国家问题。他指出，所谓“早期城市”是指“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即“相当于所谓‘原始城市’或‘最初城市’，处于‘准城市’和本来意义上的城市之间的中间状态。所谓古代埃及的早期城市，大体上是指古埃及前王朝时代的城市。严格地说，这个时期的城市通常表现为城镇。”通过对前王朝时代末期的文物那尔迈调色板和利比亚调色板的分析和考察，刘先生认为它们已经描绘了城市形象，至少表明古埃及早期城市是存在的。在对考古发现的早期城市遗址的考察基础上，刘先生指出“到了涅伽达文化Ⅰ、Ⅱ时期”，埃及已经无可非议地产生了城市，而“希拉康坡里是迄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典型，最完整的城镇遗址”。 与早期城市相关联的是早期国家问题。刘先生断然否定了认为埃及不存在城市国家的说法，认为埃及同其他文明古国一样符合由城市到城市国家再到统一王国直至帝国这个古化国家规模的阶段性发展规律。他指出，“古代埃及的城市国家，乃是以城市为中心，包括其附属的乡村，形成起来的一些独立的小国家。它是埃及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于古典世界的以公民为主体的城邦。”“古埃及城市国家是以城市的形成为基础，以王权的出现为标志”，“到涅伽达文化Ⅰ的末期和涅伽达文化Ⅱ时代，随着埃及城市化过程的展开，无疑的，埃及开始出现了城市国家或诺姆”。在对“诺姆”进行详细考证之后，刘先生认为，诺姆已经是城市国家或小邦，因为它“具有自己的固定的区域，固有的徽章，而且是政治上独立自治的单位”。刘先生还结合对美尼斯这个人物的历史真实性及其与那尔迈关系的考证，分析了埃及统一王国形成的程度和过程，指出在时间上埃及的统一王国建立于那尔迈统治时代，也就是第一王朝初，而在进程上，尽管“那尔迈开创了埃及统一的局面，但是完全统一埃及的任务是经过其后继者的不断努力完成的”，是“经过了早王朝时代几百年间的长期的和反复的上下埃及之间的斗争最后实现的。” 再次， 在理论界，长期存在着“东方专制主义”这样一种理论，就埃及而言，其核心是指埃及法老王朝的专制主义是统一灌溉农业的结果，是“治水国家”的“治水专制主义”。而且有的观点认为埃及法老的专制主义是“自始至终”的。刘先生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了批驳，认为专制主义作为一个具有一定历史范畴的概念，在古代埃及最初是没有的，其形成也不在于水利灌溉。刘先生通过对法老的神化与神性，法老埃及的君主专制统治以及法老政府的官僚主义集权化管理等几个方面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法老埃及并非自始至终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专制主义是在古王国以后开始出现的，而且其“专制统治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几经曲折、几度消长”。刘先生承认“水利灌溉在古代埃及农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表明法老埃及的专制主义就是“治水专制主义”，“古代埃及的专制主义是到了古王国时代，随着上下埃及统一王国的实现，国家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复杂化，王权的不断发展等各种社会因素的综合而形成起来的”，而埃及“较大规模的统一灌溉建设”最早是中王国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二者之间显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古代埃及的专制主义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 除此之外，作为一名以古埃及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埃及学专家，刘先生还参与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并提出古王国时代埃及就出现了土地私有制；他还对古代埃及的文化、宗教、建筑、艺术等有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发表了有关金字塔、神庙建筑、宗教神学，丧葬习俗等专题论文，目前，他仍勤耕不辍，正从事《古代埃及史》的姊妹篇《埃及考古学》的资料收集和撰写工作。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的埃及学正在构筑自己的新体系，并且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刘文鹏教授是开辟了埃及学中国化之路的著名学者之一。 四 的确，刘先生在这条通向“法老王国”的曲径上执着地攀登着，他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也采撷到了累累硕果。但是，他并不为此而陶醉，作为令人尊敬的学者和师长，他的成就并不只是学术研究，还在于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教书育人。 多年来，刘先生从来没有离开这他热爱的教学岗位，在本科教育方面，他还承担着“马列主义历史经典著作选读”和“古代埃及史”两门课的教学，并对毕业生论文进行选题和辅导，学生们都为能听到这样一位学者讲课而感到高兴，而他的课对于加强学生专业理论思维和拓展专业深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他还讲授“古代埃及史”、“埃及考古学”、“西方史学史”等基础课和专业课。他常说，必须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实现教学互长，这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讲都很有益处；在他的带动下，历史专业的教学风气，学习风气，科研风气飒然而动，催人奋进。 刘先生还特别关怀和帮助青年人的成长。在加强整体教学的同时，他对部分学生进行定期或临时的辅导和培养，或着重于专业方向或着重于思想和理论，笔者正是这样从刘先生那里受益良多的人。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不少学生都考上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有的已在大学任教，担负起独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他还选送个别突出的学生或青年教师到东北师大等学校进修。但是，在刘先生的头脑里始终有这样的想法：名牌大学固然好，我们学校条件相对较差，但也不能因此限制个人的发展。 从1981年起，刘先生先后在中国社科院、东北师大、陕西师大、西南师大、内蒙古大学等院校主持或参加硕士或博士论文答辩，应邀在东北师大、四平师院、湖南师大、曲阜师大，广西师大等校作学术报告。1998年，内蒙古民族大学硕士点被批准，刘先生终于如愿以偿，可以亲自培养自己的研究生了。目前，刘文鹏教授仍以70有余的高龄负责着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的重任，他积极参加学会的学术活动，在会上交流学术、交流思想。 这就是作为学者和师长的令人尊敬的刘文鹏教授，正如他自己所言，“在我敲响奥西里斯的大门之前……我还愿意在‘法老的王国’里探索，在埃及学的这条艰辛而崎岖的小路上继续攀登。” 我们祝愿刘先生面对着古代埃及历史的伟大的文明遗产能写出更多更美的篇章；期盼他的《埃及考古学》专著早日出版。 （本文即将刊发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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