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写作和学术研究的方法（20050619）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2:11:06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1）我常对学生说：“My maxim is ‘Accepting everything with a critical mind’ ”（我的行为准则是“用批判的头脑接受一切”）。我怀疑过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为此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黑龙江大学遭受了400人大会的批判。但我并不因此改变我的行为准则。在学术上我也贯彻这一准则，因此能较早地同季羡林先生的“21世纪西方文明将让位于东方文明”等论断进行辩论（见上引《语言和文化评论集》），能较早地发现几个被炒得发紫的人的剽窃和自我克隆的行为并与之进行斗争，不论这些错误言行来自多大的权威、高官和有后台的人。我写过《怀疑和学术批评对发展学术的意义》（刊《学术界》2003年第3期）。在此，还应对该文做如下补充。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第33节写道：“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北宋哲学家张载（1020－1077）说：“学则须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南宋哲学家、教育家陆九渊（1139－1193）也说过：“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转引自肖川教授著《教育的智慧与真情》第104页，岳麓书社，2005年）今人经常引用的胡适的话：“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实脱胎自张载语。南宋大哲学家朱熹（1130－1200）说他的治学思想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转引自《光明日报》1988年10月9日王忠文的文章《悬棺之谜与朱熹的紫阳书院》），也包含了怀疑和思辨的思想。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介绍方以智（1611—1671）时说：“他的治学方法有特征三端。一曰尊疑……二曰尊证……三曰尊今”。梁引方以智的话：“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其故也……学不能观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贵书簏乎？”梁启超说方以智“的学问，全由疑入。‘无问题则无学问’，此理他见得极透”。吕叔湘先生说过：“无论是当记者，还是当编辑，或者做其他文字工作，都要善于怀疑，也就是肯动脑筋，把该问的问清楚，该查的查清楚。”（转引自张巨龄《从为〈光明日报〉撰稿看吕叔湘语文思想》，刊2004年7月8日《光明日报》）David Cogswell在他所著的Chomsky for Beginners（中译本：《乔姆斯基入门》，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0页上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训练你的心灵，使你不致受骗。练习进行批评性思考和提出质疑。被动地接受是一种危险的习性。质疑一切。” 同怀疑有密切关联的是要积极地参与学术批评，上引《学术界》所发表的拙文就是将这二者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怀疑，发现别人的错误，就应该进行批评。教育部2004年发布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第21条明确规定“应大力提倡学术批评”。不破不立。百岁学者周有光教授为上引《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的题词是：“除伪存真是扫除学术障碍的开路工作”。不清除垃圾，就不能很好地前进。年轻人怕打击报复。我们老年人无所畏惧，应该为他们做清道夫，哪怕为此牺牲个人的学业。郭沫若说过：“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对于瓦釜加以不恤的打击，我以为这是批评家所应取的态度”（郭沫若：《批评－欣赏－检查》）。在今天这话仍有很大的意义。我常对学生引范仲淹的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中共中央指出：“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学术道德修养，提倡做人、做事、做学问相一致，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04年1月5日）我们应坚决贯彻这一指示。 （2）要尽量多练习写作，光读不写，印象不深，极易遗忘。过去我们跟苏联专家攻读副博士学位时，他们规定了十几本最低限度必读书目，但未布置我们写学习笔记或书评。1956年我用了大约半年的业余时间通读了上面提到的俄语理论大师B.B.维诺格拉多夫的《俄语》。由于没有写读书笔记和书评，当然，也由于后来不再从事俄语研究，现在对该书的内容已经几乎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一个教训，后来我就不这样做了，而是边读边写。我经常对学生说：“生命在于写作”。拉法格说过：“思索是马克思最大的享受。”要写作就要不断思索。 同这有关的是要尽量记卡片，学习图书馆有书名卡和作家卡的方法。重要的语录可同时记在作者卡和书刊出处卡上面，以利查询。我在同剽窃、自我克隆、伪科学和形形色色的学术谬论进行斗争时，都根据我所记下的他们的言论的卡片，所以能做到准确无误。 写文章不要凑字数，要少而精。我常对学生说“著述好比绣花，一针一线都要十分仔细，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最近我审阅一篇英语语言学方向的博士论文时，发现作者提到奥格登和理查兹合写的《意义之意义》中附有马林诺夫斯基的文章（该博士论文用的是essays）。我指出，通常一部专著不大可能附别人的几篇文章，让他到图书馆复查，果然是只附了一篇，从而避免了该论文多出了一个复数后缀-s所带来的大的错误。 （3）做任何工作都必须全身心投入，不可敷衍了事。我在引人文章时，必定反复核对；引用外国著述时，必定尽可能找到原著原文反复核对。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的老校长陈垣教授说：“文成必须有不客气的诤友指责之”，因此他总是将自己的文章给老师、朋友、学生传阅，征求意见。（见郭齐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研究新成果（二）》，刊《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04年11月10日）。我也是学习着这样做的。即令是帮我输入电脑的刚入学的研究生，都曾对拙文提出十分宝贵的意见。 我在主编《国外语言学》及其前身《语言学资料》、《语言学动态》期间，我在主校兹维金采夫的《普通语言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年）时，都是全身心投入，有关内容能长久铭记在心，因此当申小龙大量剽窃上述三种刊物和上述著作时，我能较快地找出他剽窃的页码。 （4）要多学几种外语。恩格斯说：“目前世界上”至少有“两种可能使人超越狭隘民族观点的杠杆：两种古代语言（指拉丁语和希腊语—伍）的知识和多种现代语言的知识。前者给各民族中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展现了一个共同的广阔的视野，后者可以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并且熟悉本国以外所发生的事情。此外，本族语言的语法应该读得烂熟。但是，要了解‘本族语言的材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这些材料和形式的形成及其逐步的发展；如果一不顾本族语自身的已经死亡的形式，二不顾各种活的和死的亲属语言，那么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7德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格林（1785—1863）说过：“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国的历史”。我所接触的外国语言学家几乎都熟悉几种到十几种外语，所以他们能够在阅读外国语言学文献和引用外语例子时游刃有余。我在写上引《怀疑和学术批评对发展学术的意义》等文章时得益于A.Arthbar编的《意大利语、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英语、希腊语的格言和格言性语汇比较词典》。除上述语言词典外，我还有数十种属于印欧系的语言词典，还有日语、越语、朝鲜语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包括藏语、满语等）共200多种语言的词典和手册，这对我撰写十余篇有关语言类型学和语言词汇的地理分布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引用几十种语言的材料）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学生常问我：“我英文还没有学好，怎么能再学其他语言呢？”其实，一个人很难精通一种语言。熟知一种语言后再学第2种或第3种语言，尤其是亲属语言，会极大地帮助你进一步提高第一外语的水平。例如，当我学习英语词sanguine（血的、血红的、红润的），sanguinary（沾满血的、血腥的）等词时，感到不易记住。但是等我学习法语，得知在法语中sang（血）是一个像英语的blood (血)一样，使用频率极高的词以后，记忆上述借自法语的英语词就易如反掌了。英语中有半数以上的词借自法语，因此解放前清华大学英语系的学生必修法语。 对学习外语，有人常抱畏惧心理。其实，只要掌握一种语言的文字基础，学会查词典，日积月累，自然就会逐步地升堂入室。尤其是学会一种印欧语系的语言后，再学它的一种亲属语言，比北京人学广东话还容易。我用业余时间学习法语，不到两个月，就可以读法语专业文献。 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不仅应掌握一两门屈折语，还应至少掌握一种黏着语（特别是日语），加上孤立语型的汉语，就能对世界上的三大类型语言都有感性认识，这对进行语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日语，是中国语言学家必须学的，因为它不仅有助于了解汉语中的大量日语借词，而且有助于学习音韵学，因为日语中许多借自汉语的音读字（词）还保留着古汉语的入声尾。这对仅会普通话的中国人来说，不失为一条记住入声字的捷径。 顺便说一下，多学一种外语，可以开阔你的眼界。例如，当我学到法语pillage（掠夺、抢劫）的转义是“抄袭、剽窃”时，这极大地加深了我对这种现象的鄙视。 （5）要读原著。恩格斯说过：“我还希望你更进一步地从原著里去研究问题，而不要依靠第二手的作品”（转引自《学习》杂志1955年第2期第9页）。从事理论语言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必须读外语原著，因为译本中往往出现许多译者理解原文的错误。意大利语中有句成语Traduttόre —traditόre（翻译者是背逆者）。这句话巧妙地运用了两个头韵和尾韵，朗朗上口，容易记住，所以几乎传遍西方所有主要语言，如英语中的Translator is a traitor（保留了意大利原成语的头韵和尾韵）。我写过一篇文章《请读外语原著》（刊《外语与翻译》1999年第2期），列举了一些炒得很红的著作中的译文错误，诸如将“多佛尔海峡”误译作“多佛尔大街”。这里再补充一个例子，我在批评学术骗子徐德江的《索绪尔语言理论新探》时，详细考查了徐是如何根据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高名凯的几处错误的译文8，加以歪曲，错上加错的。为了辨别我是否正确理解了索绪尔的法语原著，我参看了该书有关部分的英、俄、意译本，然后才确证高名凯先生译本的几个重大错误（详见上引《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第194－236页）。这件事也进一步证明了学习多种外语的必要性。 （6）要珍惜时间。人生苦短，学无止境。除积极锻炼身体外，要记住古人的教导“寸金难买寸光阴”。我学法语时，利用的是我给小孩煮牛奶或排队等零碎时间，一次背会一个单词或一个短句，积少成多，便会大有收获。我学意大利语和收集某名人5本书中的大量错误，都是在住院期间一手进行静脉注射，一手捧着书本进行的。 （7）做学问要淡泊名利，要有耐心，不要急于求成，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都不要气馁。我因上述坎坷经历，妻离子散，仍以坚强意志控制住自己的悲痛，继续做学问。杜甫在《梦李白二首》之二中，为李白穷愁潦倒而抱不平，写下了如下名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我们做学问的人就应心甘情愿吃苦，不要羡慕冠盖。蔡元培说过：“大学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转引自2004年12月2日《光明日报》所刊梁家贵文《也谈“名师当官”》）。现在有个别大官，根本没有时间钻研学问，却要信口开河，以致错误百出。曾在湖南岳麓书院讲学的朱熹说过：“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转引自《辞海》“朱熹”条）。上述大官根本没有系统地读过理论语言学及其历史的著作，却要当理论语言学博导，不可能不误人子弟。我们应引以为戒。我忘记是哪位名学者说过：“青年人应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竹林七贤之一、三国时魏国的阮籍（210－263）说过：“宁与燕雀翔，不随鸿鹄飞。”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是清高。不要媚官、怕官，不敢坚持真理，不敢批评大官的错误。 我1962年调进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时写了一篇题为《二分法和直接成分学说》的文章，被当时的某权威枪毙，但我并不灰心，仍不断钻研这个问题，继续收集资料，历经19年，终于在《现代英语研究》1981年第1－2期上连载了该文。我写《模糊语言学》时，遭遇到学术骗子的诬告，但我强忍着对这场颠倒黑白的诉讼的无比愤怒，继续写作，历时近20年，终于在1999年(即我获得事实上的胜诉后的第2年)出版了该书。关于此事的详细经过可参阅上引拙著《模糊语言学·自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引拙著《语言文字学辨伪集》、《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和新华社高级记者张春亭文《语言研究成就卓著，学术打假当仁不让》（刊《人物》2003年第2期）。要相信，有一份耕耘，必有一份收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第33节说：“不问其所疑、所求、所创者在何部分，亦不问其所得之巨细，要之，经一番研究，即有一番贡献。” （8）时时刻刻关注语言现象 雅各布·格里姆说过：“语言科学的灵魂在于对语言的观察”（转引自裴文：《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第112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以语言学为专业的人就应时时刻刻关注和收集语言现象。举三个例子。1950年我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担任俄语助教时学生常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说Дoбрый вeчeр（傍晚好），而不再说Дoбрый дeнь（日安）。我问俄罗斯人，答案莫衷一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开始研究模糊理论，这个问题才得到解答：原来“傍晚”是个模糊概念，从下午几点种开始才算傍晚，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界限，它可随着日落的早晚而提前或推后。 1970年我在干校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了解到英国资产阶级利用night（夜）这个词的模糊性质，故意延长夜工的时间，以便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超额利润，遭到工人的强烈反对，议会不得不作出决议，规定night是指晚6点到第2天的早6点。 1982年我翻译G.雷可夫的上引论文《模糊限制词和语义标准》时，对他研究什么动物可以归属bird (鸟、禽)很感兴趣。美国语言学家关于这类问题的研究导致后来诞生了范畴理论和原型(prototype)理论。2005年4月我宴请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波兰学者，问他要点什么菜。他说什么菜都可以，只是不要birds。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范畴和原型随语言而异。问中国人点什么菜时，得到的回答可能是：“我不吃鸡、鸭、鹅（肉）”，而不大可能是“我不吃鸟（或禽）肉9”。方以智说，他“于颓墙败壁之上有一字焉吾未之经见，则必详其音义，考其原本；既悉矣，而后释然于吾心”（转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2节“清初学海波澜录”）。这种时时刻刻不放过对语言文字现象的观察，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9）最后，但却是最重要的是：要热爱自己的专业。只有当你对语言学有执着的、深厚的感情时，你才会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坚决地捍卫语言学的尊严，绝不容忍学术骗子和其他信口开河的人糟蹋语言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