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中要注重社会变革的作用和历史延续的影响——访赵中维教授_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

人口研究中要注重社会变革的作用和历史延续的影响——访赵中维教授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2:11:32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俞金尧：赵教授，您好。据我所知，您现在是活跃于国际人口研究前沿的少数几位华人人口学家之一。您能不能向国内学者简单地介绍一下您所从事的一些研究？
    赵中维：感谢俞金尧教授和世界历史杂志社给我这样一个和读者交流的机会。我在1993年完成博士学习以后，头几年主要是进行历史人口学研究。这主要包括分析英国、中国的历史人口资料，运用计算机微观模拟方法考察亲属结构的变化及对家庭结构的影响。1996年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以后，我开始研究中国的生育转变、历史和当代的生育行为、及其与传统生育文化的关系。2000年至2004年，我重点研究死亡模式变化和东亚地区的死亡转变，并对包括东亚死亡模式在内的联合国发展中国家生命表进行了重新考查。2004年以后，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因素对健康、死亡的影响，和对亚洲健康、死亡转变的深入分析。
    俞金尧：您以前在剑桥大学的“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历史研究小组”学习、工作，而且您的导师正是这个研究小组的前任主任、著名的历史学家彼得•拉斯莱特 (Peter Laslett) 先生。“剑桥小组”以人口社会史作为研究重点，您在那里的经历对后来从事的人口研究有什么影响？
    赵中维：我在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历史研究小组先后学习、访问、工作，一共有8年。在这段时间内，我有幸在拉斯莱特先生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以后又和E.A.里格利(Edward Anthony Wrigley)、彼得•拉斯莱特、罗杰•斯科菲尔德(Roger Schofield)、理查德•斯密史(Richard Smith)、詹姆斯•奥潘(James Oeppen) 等世界级学者一起工作，确实终生受益。在那样一种环境中学习、工作，我的收获是很多的。就对我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影响而言，我想有两点很重要。第一，进行学术研究要严谨认真，有挑战精神，并坚持高标准。第二，研究当代社会人口问题时，要特别注意不要割断历史。既要注重社会变革的作用，又要看到历史延续的影响。
    俞金尧：您做过中国历史人口研究，您所使用的资料与方法主要有哪些？与国内的历史人口研究有什么不同？美国学者李中清、康文林等对中国历史人口的研究也是个案研究。您的研究与他们的研究又有什么异同？
    赵中维：这些年，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人口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李中清、王丰、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特德•特尔福德(Ted Telford)、史蒂凡•哈勒尔(Stevan Harrell)、伊懋可(Mark Elvin)、台湾学者刘翠溶等都为此作出了很大努力。与国内绝大部分人口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不同是，这些学者都使用了较复杂的人口或统计方法对历史上保存下来的个案人口资料（如家谱、族谱、人口登记或普查记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历史人口问题进行探讨。这种研究不仅能反映人口总量的变化，还能解析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人口因素及其作用。同时它还可以揭示人口行为的变化、这种行为对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反应、以及人口行为在不同人群甚至不同家庭成员中的差异。
    我个人在研究中接触及使用的历史人口资料与分析方法和以上提到的学者大体一致，即使用人口或统计方法对家谱、族谱、人口登记或普查的个案记录进行分析。除此以外，我还使用了计算机微观模拟的方法对一些运用常规方法难以解决的历史人口学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历史上的亲属结构，亲属结构变化对潜在家庭结构的影响，运用家谱、族谱进行人口研究可能造成的偏倚。
    俞金尧： 李中清等人的研究的确非常出色，这种研究值得国内历史人口学研究者借鉴和学习。但我有一个困惑：这种个案研究的结果在什么程度上可以用来代表历史上某一时期的人口状况？比如说他们的研究结果与我们以前所接受的有关中国人口史的一些基本看法不一样。于是，他们说，以前的观点是‘神话’，中国历史上人口的真实情况应该如他们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那末，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虽然传统的说法未必都对，但他们的个案研究结果对于历史上中国的人口有普遍意义吗？
    赵中维：上面已经提到，使用人口分析技术或其它统计方法对历史上的个案人口资料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使我们更详细、更准确地了解过去的人口行为与人口变化。李中清及其他学者近年来进行的一系列研究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够对曾经存在的对中国人口历史的一些误解或结论加以澄清或修正。
    当然，这种研究（包括李中清等人或我自己的研究）所使用的资料通常来自于某一特定时期的某一特定人口。因此，这种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就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我认为，李中清和他的同事对这个问题是有所考虑的。另外，他们或其他一些学者在得出的关于中国人口史的一些重要结论时，一般不会仅考虑自己对一两个案例进行研究的发现，还会对近期其他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据我了解，以上提到的学者在过去二、三十年中进行了多项历史人口研究。被研究的人口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布在全国很多地区、而且其总数早已超过百万。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的结果在一些方面非常一致。这就使得学者们能以这些证据为基础对已有的一些结论提出挑战。当然，这些新的结论也将受到今后更多研究的进一步检验。
    俞金尧：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是追求多生多育的。这被用来解释中国人口为什么增长很快的问题。但新的研究（包括您的研究在内）认为，历史上中国人其实有控制家庭规模的意愿和行为，而且认为中国人的婚内生育率比历史上西欧人的婚内生育率还要低。您如何解释文化观念与现实生活中的这一矛盾？
    赵中维：近年来，许多历史人口学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已婚生育率比西北欧一些历史人口中的已婚生育率要低。这和过去中国妇女生育间隔较长，停止生育较早有关。近来的研究还发现，过去妇女的生育间隔长短，胎次累进比高低，停止生育时间的早晚与已生育子女的存活状况及其性别构成有关。一般地说，当一些妇女已经有了儿子和女儿后（尤其是儿子略多于女儿时），她们就更倾向放慢或停止生育。这表明，在历史上人们是可以有意识地控制家庭规模的。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历史上人们真是追求“多生多育”，像一些人讲的在历史上中国人总是“尽可能地多要孩子”，“中国人不仅喜欢要孩子，他们喜欢要很多孩子”，“中国家庭会竭尽全力”去增加儿子的数量，那么就产生了您所提到的现实生活和传统观念的矛盾。
    我认为，对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也应细致考察，不应简单化。比如说，人们常常举出“多子多福”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作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鼓励多生多育的依据。这两种说法都有很长的历史。“多子多福”的说法通常被认为来自诗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出自孟子。这两种说法都会对人的生育行为产生影响。但严格讲，这两种说法或观念对于存活子女（或儿子）数量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第一种观念强调的是多，儿子越多越好。所以就要多生育。而第二种观念则强调要有“后”，或有儿子延续家庭的血脉。当死亡水平较高时，较多的生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但当死亡水平较低或已经有儿子活到成年时，继续较多的生育就变得不再重要。因此，这种观念并不一定要求妇女生育许多孩子。
    另外，在历史上人们的生活目标也会是多样的。过去的确缺少有效的避孕与节育方法。但认为人们没有能力依据自己的生活目标或家庭状况去考虑合适的家庭规模是不妥的。中国历史上既有鼓励生育的观念，也有限制人口增长的主张。当人们由于种种原因考虑减少生育或家庭人口时，他们是可以通过某些做法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其目标的。如在宋代，社会经济虽然比较繁荣，但溺婴现象却广泛存在。当时，很多人都对这种陋习进行过讨论与抨击。在记载这种现象的同时，很多人还提到当时许多家庭只希望要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进行过这种记载的人包括苏轼、杨时、朱松、李纲等历史名人。以上谈到的问题，我在几篇文章中都详细讨论过。我可以提供一个文章的附录，供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参考。(附录已在文后)
    俞金尧：如果历史上中国人的婚内生育率比较低，甚至低于相同经济社会条件下的（比如工业化时期以前的）西欧人的婚内生育率，那么，您认为18、19世纪中国人口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赵中维：关于18、19世纪人口增长较快的问题，我想强调两点。第一、当时较快的人口增长是个普遍现象。它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世界其它许多国家。比如说，一些西北欧国家19世纪的人口平均增长速度比中国要快得多。这段时期普遍出现的人口增长和很多因素有关，如工业革命和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与居住环境的改善，控制及防治疾病能力的增强。讨论这些问题的文献很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第二、在考察或讨论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快慢时，不要把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割裂开来。即使研究中国的问题，也要加强对世界的了解。这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问题认识的更准确。不然的话，我们就容易过多地、甚至盲目地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另外，人口增长不仅受婚内生育水平的影响，还受结婚率、死亡率、迁移率高低的影响。
    俞金尧：中国的人口史研究受历史资料限制，一直进展缓慢。多数研究属于宏观的叙述。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比较具体细致的研究，如郭松义、王跃生等人的研究。您从国际历史人口学发展趋势，如何评价当前国内研究的新动向？您认为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是否会像“剑桥小组”对于英国的人口史研究那样，出现突破性的进展？如何取得这样的进步？
    赵中维：和海外历史人口学发展相比，我国大陆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比较慢。在过去30年中，赵文林、谢淑君、姜涛、王育民、葛剑雄、冻国栋、吴松弟、曹树基等学者都对中国人口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使我们对中国人口历史比以前有了新的认识。但这些研究基本上属于对人口总数变化的描述及对这种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分析。
    郭松义、王跃生、彭希哲、候杨方等学者运用个案人口记录及其它原始资料进行的研究对促进历史人口学发展很有意义。这些研究能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过去的人口行为、微观社会结构、及它们与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大陆学者从事这种研究的人远远不够。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短时期内实现历史人口学研究的突破，取得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历史研究小组那样的成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想使我国历史人口学迅速发展，一方面需要国家的教育与科研部门对这个学科的发展给予大力扶持。另一方面也需要尽快建立起一支热心于历史人口学并为其奉献的研究队伍。此外，在我国历史人口学发展中，还应该在宏观人口问题与微观人口问题研究的结合上多下功夫。
    附录：赵中维发表的部分有关文章及书籍　　1. Zhao and F. Guo (eds.) (2007), Transition and Challenge: China’s Popul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Zhao, (2008), “Historical demography”, in Y. Zeng (ed.) Demography, in Encyclopedia of Life Support Systems (EOLSS), Develop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UNESCO, Eolss Publishers, Oxford ,UK, [http://www.eolss.net]
    3. Zhao (2007), “Interpretation and use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82 Model Life Table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Population, Vol. 62: 89-115.
    4. Zhao (2006), “Computer microsimulation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A comparative review of SOCSIM and CAMSIM”. Revista de Demografia Historica, XXIV, Vol. 2 : 59-88.
    5. Zhao (2006), “Income inequality, unequal health care access, and mortality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2: 461-483.
    6. Zhang and Z. Zhao (2006), “Reexamining China’s fertility puzzle: Data collection and quality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2: 293–321.
    7. Zhao (2006), “Toward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ast fertility regimes: Ideas and practice of controlling family size in Chinese history”, Continuity and Change, Vol. 21: 9–35.
    8. Zhao and Y. Kinfu (2005), “Mortality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Vol. 1 (1): 3–30.
    9. Zhao (2004), “The Far Eastern pattern of mortality is not a unique regional mortality model: A reply to Noreen Goldman”, Population Studies, Vol. 58: 121–124.
    10. Zhao (2003), “On the Far Eastern pattern of mortality”, Population Studies, Vol. 57: 131–147.
    11. Zhao (2002), “Fertility control in China's past”,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8: 751–757.
    12. Zhao (2001), “Chinese genealogies as a source for demographic research: A further assessment of their reliabilities and biases”, Population Studies, Vol. 55: 181–193.
    13. Zhao (2001), “Registered households and micro-social structure in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Vol. 26: 39–65.
    14. Zhao (2000), “Coresidential patterns in historical China: A simulation stud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6: 263–293.
    15. Zhao, (1997), “Deliberate birth control under a high-fertility regime: Reproductive behaviour in China before 197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3: 729–767.
    16. Zhao (1997), “Long-term mortality patterns in Chinese history: Evidence from a recorded clan population”, Population Studies, Vol. 51: 117–127.
    17. Zhao (1997), “Demographic systems in historic China: Some new findings from recent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Population Association, Vol. 14: 201–232.
    18. Zhao (1994), “Demographic conditions and multi-generational households in Chinese history. Results from genealogical research and microsimulation”, Population Studies, Vol. 48: 413–425.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