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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雅风流行己有耻 温柔敦厚和而不同——戚国淦先生访谈(上)(20070720)

戚国涂先生小传
    戚国淦先生原籍贵州修文县,1918年6月生于热河承德,出身书香门第,仕宦人家。先生开蒙甚早,4岁即随母读唐诗。家中多藏书,上学后,课余之暇,对于"四部"多所涉猎,因而国学根基颇为扎实。18岁考入国立北京大学西语系。抗战爆发后,北大南迁,先生因病滞京,羿年投考燕京大学,以第一名录取,先入外国文学系,后转历史学系,师从邓之诚、洪业、齐思和、翁独健等名家,系统研习中外历史,打下坚实基础并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毕业时,以优异成绩?quot;金钥匙奖"。先生在北平市中等学校执教多年,新中国建立后,任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历史组组长。1954年,北京师范学院初建,先生受命筹建历史系并担任系主任之职。先生自承以一介教师受此重托,当尽全力以报知遇之隆,遂多万筹划,广延人才,不辞辛苫,草路蓝缕,草创斯系。当时系内聚集十几位中青年学者,其中最年长者不过40岁,先生只有36岁。先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身作则,带动大家齐心协力,日间讲课辅导,夜晚备课开会,业余一起钻研业务,一起分担建系工作。先生有句云:"市肆求书迎晓日,重楼奋笔耐宵寒",就是他们当时生活的写照。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该系蓬勃发展,欣欣同荣,如今己踊身于国内著名历史系之林,堪与各名牌大学相颉顽。抚今追昔,先生建系之功殊不可忘。其间先生因工作成绩卓著被评为北京市文教战线先递工作者,出席市文教群英会。几十年间受业于先生门下的本科生近千人,硕士、博士生十数人。
    先生功底深厚,又得名家指引,故而学术方面宽广,于中外历史、古典文学以及旧体诗词、西文翻译等方面均有较深造诣,尤精于世界中世纪史和都铎英国史,著述颇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如自译及合译的《法兰克人史》(1981年)、《查理大帝传》(1979年)、《西方的没落》(1963年);主编的《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下册》(1983年)、《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二分册》(1986年);撰写的论文《16世纪中英政治制度比较》(1987年)等篇及多种汉译名著序言等等。为推动学术的发展,提高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水平,先生虽年逾花甲,仍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参与创办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和中国英国史研究会,曾任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英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史学会学术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等等,现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
    治学:惯从学海度年华,渐对无涯叹有涯
    筐底漫藏千百纸,笔端偶放两三花
    问:您自己的都铎史文章不多,却创建了 "都铎史研究中心"(世界史同行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室的称呼)(4),您能谈谈这方面吗?
    答:我常说 ,不在于我写多少都铎史的文章,而在于我发现了一个叫埃尔顿的人,大概中国人就我一人先发现的。(5)当时他还没现在这么大名气呢,今天他在英国那儿都是新一代的祖师了。(6)
    另外我也说,不在于我写多少都铎史的文章,关键是我建立了一个研究点,留下了一大批学生 。说起来还很有趣,我 18岁考上北京大学,念西语系的时候就开始念了点儿莎士比亚的书,对那时候人民的生活、社会风情总涉猎一点儿,所以对于伊丽莎白时期就有偏爱了。后来教中世纪这么多年,在我印象中最精彩的就是中世晚期,因为它跟近代接轨,而且现在?quot;近代"给吞并了,英国史上这两个时代的交叉呢,就是都铎王朝。当时我是讲 154课时,里面的中世晚期的英国也没几点钟,应该讲4课时,比现在肯定多一点,但是我因为对这个偏爱,而且自己这方面知道的多,就难免按照自己的兴趣多加材料,课时就得膨胀,我大概顶多讲到8课时。
    1958年"大跃进",人人都敢想敢说,我也敢想,我说咱们成立一个英国史研究室,而他们也答应了,那哪儿能成立得了啊。直到60岁了,那年我按说应该退休了,可看起来学校还是预备让我再干些年,时隔20年,我又再度提出,这1958年不成的事1978年就成了,咱们学校批准让我招研究生,另外成立英国史研究室。当时我就想,不可能搞英国的通史,都铎王朝这一段年头比较短,100年多一点(1485年一1603年)。第二是内容最丰富,你讲资本主义萌芽、讲原始积累都得讲都铎史,讲君主专制也得讲都铎史,等等,所以我说这里面题目就非常多。
    然后,人呢?我想,就我一个,我就要凭我自己带出学生来,让学生给我做助手,然后我们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把培养研究生的过程跟你自己的研究、跟学科的发展结合起来,制订一个长远点的计划,有一个合理的布局。当时我设想,我这是一个小的园地,很小,但是我如果把树栽成一圈,得挖很多很多的树坑,然后一棵苗、一棵苗往里搁,早晚也能长起来,像一个花园似的。所以我就要求我的学生来了以后,按照我的规划里头所提的小范围、小领域各自去占,也就像我说的挖了那么多树坑,你迸哪个坑都行。你比如说,政治里面的:政治制度、政府改革,这由我的大弟子郭方研究;还有议会这样的老题目、老热门是刘新成搞的;到现在还没研究过的枢秘院制度,我把它送给赵秀荣了,她要到人大的博士后流动站去做这个题目。宗教、教会万面:刘城写的是清教,王家风和赵秀荣写的是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经济题目就多了去了,大体区分一下,就有商业、手工业、农业这些。社会经济比较困难,资料积累了一些,人员上等我的若同事、老助教同时也是我的学生陈曦文加盟,就和王乃耀搞起了这些;外交是最难的题目了,一直耽误了多少年,我郁70好儿、快退休的时候了,夏继果才完成的:现在领域又有扩展了,像江立华研究的人口问题。另外,我这个"都铎园地"里的学生,只有一个不是搞都铎史的,就是王华,他写了一个人物,就是约克王朝很出色的爱德华四世。找特意让他写的这个,都铎王朝就是接替了爱德华四世然后统一起来的,要推源求史的研究一下他是可以的呀。这样呢,人家渐渐也就知道了,说要到戚先生那去呀,就是研究英国都铎。来的人呢,当然得接受我们这一套的计划,在这个轨道上运行,当然他们也都还心甘情愿,觉得都铎很有研究价佰。
    另外我抓了一个资料建设。当年没有外汇呀,邢怎么办呢?我说咱们复印去。78年我招了第一批三个学生,挺顶用,我就让他们把别的图书馆馆藏的东西都复印来。我很感谢当时的一个校领导,他很慷慨的批给我l万块饯,那会儿一万块饯可顶事了,我们还是很节约的,水平不够的还不许印,结果才花了5000块钱就印了5、600本书,哎呀。我们就变成了全中国收藏都铎史图书最阔的单位了。我的学生要是出去开会,都带点饯去给我复印回米。以后渐渐的我们小有名气了,也有点外汇了,就来了不少原版书了。还有一条增加复印资料的路,我的学生谁要是写论文需要新书而能印到的话,不要你从研究生费里出,我们研究室给你出钱,但是有一条,你用完了毕业时可不许带走,这样,一个学生又给我们增加了几十本。到现在咱们还有这么一个声望:收藏都铎史书最多的地方是首都师大历史系的英国史研究室。
    你要研究世界史这个学问,目前我看我这个办法可能是行之有效的。就是你得把人比较细一点分工,几个人合起来,攻克一个题目。我现在回想自己走的这条路,虽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反正走的还比较准。老师全国闻名那倒还有,你说你一个研究点这样子受重视的,恐怕没有几个吧?这点,我和武汉大学的吴于廑教授是两个典型,我是集中搞一个题目,吴先生是这个世纪全面开花,你搞日本也行,你那边搞拉丁美洲也行。他出来的还是单篇,我们出来的可以是一本书。
    为师:植成桃李千株艳,换得先生双鬃星,
    且喜 宫多博硕,繁华似锦祝前程。
    问:我们了解到,您年轻时还摸过不少中国史方面大部头的史料,像 《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四大日记"等等,您也曾经为我们做过对联的讲座,而且自己还能写诗词。您是搞世界史的,但国学修养还是挺高的,这正是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所缺乏的,就这个问题给我们作点指点吗?
    答:要是这个问颧呀,找倒是很想留点话,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学生应该怎么学习啊。我不太愿意我的学生就拘束在他现有的那点课程中间,应该是涉猎的广博一点,知识面宽一点。
    为什么你说现在我能写点诗,我还背过不少的诗,这个都是小时候自由阅读的结果。实际上在中学的时候我的兴趣就是念中国古典文学。我为什么考北大呢?就是因为北大当时有"五马三沈",五位姓马的和三位姓沈的名教授,轮流在北大教课,我想到那儿去入中国文学系。我一下就考上了,可是呢,我那中文的分考太少了,考了57分,小时候我不太会写白话文,我们老师提倡写古文,我的文言不错。英文考了87。结果考上了我就去报中文系去啦,中文系说:你不够分。哎呀,我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啊。那时侯年轻呀,18岁嘛,我转过身来就报了西语系了,马上就取了。但是我向往中国古典文学的心一点也没死。我就随便乱看书,也不怎么念西洋文学,挑有兴趣的,就念了念莎士比亚。但是我对法文就特别用心,要是出国留学到美国去啊,英文不算外国语,你还得有两个外国语。后来抗战开始,我没跟着到西南联大去,就考到燕京大学去了。这次到燕京可跟上次不一样了,一个是学校制度不同:美国式的学校是赶羊似的,你非得好好念书不可,一个自己的自觉性加强了,深后悔浪费了一年,所以我这年开始用功了。历史系可以和哈佛互换学生,我希望能够由燕京把我送到哈佛去。另外,当时中文系有两个名教授,我也跟着他们念古典文学。可是我的命实在是不好,大学的挫折太多了,北大念了一年,断了,这燕京念到三年半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我没毕业呀。我就出来当中学教员了,当到45年胜利了以后,燕京马上就复学了,我又重新念了一年。当时我已经大了,当了好几年老师了,可不能随便跟小同学那样念书了,我就挑了几门课,其中就有邓之诚先生的《明清史》,还有齐恩和先生的《世界史》。这样我就在46年才真正领到了燕京大学的文学士文凭,由1936年到1946年,十年磨一剑哪。当然也有好处,念的学校多,见的老师多,岁数大点就比小孩知道用功,也多思考点吧。所以这样子我就不是专跟看老师一门一问搞作业、写笔记啦。我就到处测览,你像我在本科就看人家研究生念什么课,我就借研究生的书翻一翻、看一看,自己眼界也高一点。选课嘛,别的系有的课,好的,我也选点儿。燕京大学的教学计划也有点特别,文科的,你得念一间理科的课;你还得念几门法学院的课,我就去念点对自己有用的,你比如 《比较政府》,我能够在里面念念英国政府是什么样子的呀。我觉得我念的课比较多、比较杂,而且自已的兴趣还能够保持一部分,都是对我后来有点用处的。
    所以我认为在校的学生千万把自己的知识面多扩大一点,我觉得我这辈子得到的好处,就是我从小起中文和英文的根底比较深。
    问:英文对于世界史研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您能谈谈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吗?
    答:那我就谈谈我怎么要求我的研究生吧。老实说,考我的研究生,英文这关很难过,我要你的是能阅读,要熟练、快。所以我的考题主要考英译汉,那一大打子的英文,要求你又快又好,没有一个人能完成,要是我自己也不及格。你要是能把我这个东西翻译出来一多半了,阅读能力就很不错了。要是考一小段,你们俩都翻出来了,谁英文水平高只能从译文的好坏来看了。考阅读能力,要求的是长劲,很难看见跑长跑的并驾齐驱、最后差不了几分之一秒的。考上以后,我仍然要求他们大量地阅读,不断地继续念,不妨囫囵吞枣,吞着吞着你也就渐渐地能消化了。你一点钟不能念十页,也得念个七、八页,否则论文中要求的那么多参考书你什么时候看完呢?
    另外我的一个要求就是,你不妨有个副产品一一跟我学点翻译。我常常给他们讲我翻译的经验:我很有幸,在中学的时候是跟着专抠语法的老师学的外文,这就跟"听说领先"这条路不太一样。当然我这话也有点和现在在唱反调了,因为现在英语教学调整的时候是把语法减轻了,我一听这个呀,心想,将来这翻译就难说了,不懂语法,你就翻不出来啊。我曾经参加翻过一本 《西方的没落》,那书没法读,二、三十行才是一句话。但是我翻得不困难,因为我的因为我的语法抠得比较多,会句子分析,就好像有100人站到这儿,乱七八糟的,我把你编成好多小队,按照我的思路一站,中文句子就出来了。另外一个,我觉得要是翻译好了啊,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中文得好。因为搞翻译的人英文程度都差不多,翻译的好坏就得看中文了。
    我这些研究生人人都发表过翻译的成果,一个是他们多了一种本领,另外要是搞过翻译的人再念英文呢,就不会丢三落四了,因为你有刀惯了,得抓住完整意思。而且从长远看,世界史材料那么多,谁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种语种,你能翻译点给同行,同行再从别的语种翻译点给你,咱们不是眼界更广了吗?
    做人:不将诗兴疑红叶,待遣闲情品苦茶,
    却羡老槐生益旺,映窗尤自舞龙蛇。
    问:您的学问非常好,受命创建历史系并且就任了系主任,您的学生刘新成老师学问也非常好,还就任了副校长。这就让我们不禁想到,您的人生理想,是否是中国古代文人一贯向往的"学而优则仕"呢?
    答:没有,没有。我不是党员,也没有大学教书的经历,结果建系的时候,被大学老师翁独健推荐,就当上系主任了。我觉得这确实超乎我本人应该达到的,我就是想终身当教员,所以当这系主任是很勉强的;我有两句格言:"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既然让我做,我一定努力干。这完全是一种感恩的想法。不让我干了,我是求之不得的,1955年东北师大来了滕净东先生,他是老党员,我跟校领导说我就是一个教员材料,不是系领导的材料,请求让膝先生当这个系主任。不过因为我做的大家都说好,可能考虑各种影响,学校不让我辞,同意膝先生当正主任,让我继续当副主任,一直就到了65岁才退下来。文革当中,军宣队让我当教研室主任,那还真是抬举我了,我硬不干。人们都说,你得罪了军宣队可了不得,我才不管呢,就是没当。
    你要说人生理想嘛,我自已始终认为自己很平凡,所以对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决不想要。我这辈子没有什么太多的奢望,自已给自己的都是不太高的,但是我做到的都比它高,所以没有什么不能满足的。我从小就是想当个讲师,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有一个亲戚在大学当教授,他生活太舒服了,每星期都请我吃饭、看戏。我就问他挣多少钱,他说挣300多块饯。我一想300多块钱,太多了,我说要比你少点的是--?他说讲师--I60。我说160就够了,我以后就当个讲师吧。这是我第一次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想法。我曾经想到哈佛去读博士,虽然因为各种因素没读成,但是我在三十儿岁的时候,仍然到大学来当讲师了。而且越来越高,当了副教授,升了教授,而且有一点我也没想到:我自己不是博士,但是好多个博士都经我手毕业了,这个我觉得也就应该满足了。平心而论,自己并没有那么大的学问,主要是和学生配合得好,把我这点经验传授给他们了,人家自已一个一个都成博士了,那你说我还要求什么呢?
    这一辈子,只要该做的我一定不后退,反正能够多做点就多做点。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是可以跟每一位党员的工作量--别的也不敢说--媲美吧。刘新成给我写了一段,说我女儿出生那天我忙的无暇过问;还有就是我去北戴河休养的时候拿着译稿读了七天。所以我说我还是努力的。你说什么是我的人生观啊,总之我是在努力中间度过了一生吧。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