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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天枢先生在1979年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写的“题识”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十周年，余亦老矣。”上世纪九十年代此书增订再版，章培恒先生在为之撰写的“后记”中，特意将此语引出，感慨道：“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十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一晃又是十余年，现在，章培恒先生也去世了。
1953年，蒋天枢南下看望陈寅恪先生，临别陈先生赋诗以为送别，其一曰：“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其二曰：“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这些诗句用来送别章先生，也是恰如其分的。
陈思和先生在论及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时，认为存在着一个从鲁迅到胡风再到贾植芳的传统，这一传统随着数年前贾先生的西去，业已宣告终结。而在复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还存在着一个从陈寅恪到蒋天枢再到章培恒的传统，这三位先生的学术研究恰好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古代文学研究链接。陈寅恪先生尝言：“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又云：“上古史之范围，非寅恪所敢置词。”而蒋天枢先生，恰恰以治先秦两汉文学而名世。章培恒先生传其余绪，继而在明清通俗文学上造诣不凡，开辟新宗。从另外的角度来说，从陈寅恪到蒋天枢再到章培恒，三位先生的特立独行也是一以贯之的。
陈寅恪先生与蒋天枢先生的高谊，此处不再赘述，此处单讲章先生与蒋先生之间的患难与共。章培恒先生回忆，1955年反胡风斗争，章先生牵涉其中，被开除党籍，安排到复旦图书馆工作，次年回到中文系担任助教。当时复旦大学规定每位助教必须选一个导师和一个进修方向，章先生的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导师便是蒋天枢先生。
这一年，章先生去蒋先生家谈他自己的进修计划，蒋先生听了之后直率的告诉他：你这样的学法，一辈子都学不出东西来，并告诉章先生应该如何读书，并且详细地制订了未来三年的读书进修计划，末了，蒋先生拍拍章的肩膀，对他说：你在去年受了些委屈，但不要背包袱，好好的读书！
这句话让章先生惊诧莫名，心中感动，莫可言宣。章先生后来回忆起此事不禁感慨：“结合那个时代特定的背景，这反映了先生的正直和无畏。”章先生进而说道：“按照当时的惯例，受处分者固然应该表示心悦诚服，别人也要表示衷心拥护这一决定，说我受委屈，如果被我有意无意泄露出去，对蒋先生有很不利的影响，说他阶级立场不稳还是轻的，重则可以说他挑拨我和党的关系，煽动我的不满情绪。而且，就形势而论，也应该考虑到我主动举报的可能性。”
这样险恶的环境，现在的人很难想象，章先生说：“蒋先生这样对待我，恐怕并不仅仅是基于个人感情。”1955年以后，章先生生怕再出事连累别人，尽量不与人交往，即便是在路上遇到熟人，也是低头贴着墙根装作没看到，对蒋先生同样如此。章先生当时很少去蒋先生家，去的时候也是说完正事，稍坐便走。
即便如此，蒋先生对章先生依然非常关心，有一年蒋先生约章先生点《诗义会通》，但只让章先生做了两件事情，其一是去图书馆借一本《诗义会通》，其二是蒋先生点好了让章先生从头到尾通读一遍。书出版后，蒋先生把稿费交给章先生，让他自己去买书，剩下的留给他便可。这下章先生才明白蒋先生的良苦用心：“先生知道我穷，无力买大书，如果买了送我，又怕我心里不安，所以用合作点书的名义，让我不致太为难。”按照章先生的说法，当时蒋先生自己的生活并不宽裕，由于不肯曲学阿世，五六十年代他只发表了两篇考据文章，稿费之少可以想见。
在生活方面，蒋先生对章先生也是多有照顾，三年灾害时期，蒋先生曾经带着章先生去政协的俱乐部吃饭，吃完饭又送给他两斤的肉票——当时蒋先生每月似乎只有三斤的配额，而且蒋先生还有一家四口人，自己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章先生每每忆及此处，总是很动感情：“我以为先生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对学生的责任感，这跟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中所记藤野先生对作为学生的鲁迅的关心、爱护有其相似之处：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
朱东润先生晚年在回忆录中记载，他刚到复旦大学任教时，讲授《采薇》中的内容，朱先生照本宣科地讲了下去，末了，一个同学站起来对朱先生所讲的内容提出了异议，他说：“按照讲授，‘一月三捷’是打了三次胜仗，但是上文说‘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下文又说‘岂不日戒，玁狁孔棘！’‘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一点胜利的气氛也没有，那怎能说是打了三次胜仗呢？”这一问让朱先生尴尬不已，思考了好久才回答，最后还郑重的指出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不能成为定论，这个“瘦瘦的个子，戴了深度近视眼镜，说话的时候，多少带些口吃”的学生，便是章培恒。
朱东润先生还在自传中说：“后来我在系内担负行政工作的时候，曾经对他加以着重推荐，至今仍是中文系一位得力的教师。”对于章的关心可见一斑。“文革”初起，两人都以牛鬼蛇神的身份被关进牛棚，有一天早晨朱先生忽然对章先生说：“我家里有点事，今天不能去劳动了。”章先生回忆道：“他的语调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只是嘴唇不住剧烈的颤抖，那种可怕的样子，今天似乎还在目前。”后来劳动结束，工头告诉章先生等人朱师母已经自杀，并告诫章先生一干人等不要步她的后尘，自绝于党和人民。
章培恒二十五岁大学毕业便当上了系里的党支书记，1949年以来的复旦园中和中国大地上的种种政治运动，章先生都难逃厄运，吴中杰先生在《复旦往事》中记载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旧事，章先生都是亲历者。
这些革命时代的旧事，章先生回忆起来，依旧百感交集。章先生年轻的时候非常进步，他当时认为追求民主自由平等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只有依靠共产党的努力，于是他选择了一所地下党办的中学；以十五岁的年纪加入了共产党，当时被认为在学生运动中非常积极。这种积极，在“文革”的时候依然若隐若现，章先生曾在1958年的时候短暂的“趋时而作”，他写了一篇名为《王国维文艺思想论略》，自认为颇有创建，却遭到了蒋先生的严厉批评。1975年，他曾经和黄霖先生写过一本《宋江析》的小册子，依然有着难以抹去的“趋时”痕迹。
所幸章先生定力尚可，有蒋天枢这样的严师，最终没有误入歧途。章先生后来回忆，复旦之所以在学术上有所创获，与其他上海的兄弟院校相比，最主要的还不仅仅在于有几位名师，还在于当政者的开明。
章培恒回忆起当时的朱东润先生时，谈起了他在复旦园中的回忆：“记得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中曾经说过，他的记忆像是被刀刮过的鱼鳞，零落不全，而且还混着血丝。年轻时读这些话，不能真正理解；现在记忆力日益减弱，一二十年前的事即恍若隔世，极力回想，也只能迫到一鳞半爪，这才懂得了鲁迅的那个譬喻。”他接着说：“不过，就我来说，血丝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光明、幸福的新社会。正如有一位同志所现身说法的那样，在这样的社会里，即使有时遭到些委屈，那也只是子女错受了母亲的责打，算不得什么的。”
章先生的学生刘晓虹在章先生生前，多次和他谈到生死问题，后来谈蓓芳告诉她，章先生走前两三天，对周围的人说自己就在这两三天了。刘晓虹写道：“这种准确的预料，多是宗教里的高僧们修成的正果之一。让我联想到佛教讲的‘往生’，生了一程，面向死亡时，又开始往另一个生程里去了。他这样直面生死的态度，正是儒家说的‘视死如归’。”
章培恒在追念朱东润先生和师母时，曾经援引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他自己很觉得悲观：“即使青史留名又能如何？也不过供后人作为评说的材料而已。”陆谷孙先生撰文悼念贾植芳先生时，曾经以《性情中人，又弱一个》为题，感慨贾先生的离去，文中有云：“贾植芳的名字，多少人依以扬声，然而又有几人能为长者折枝！？”章先生也恰恰如此。这一质问，不知道要让多少人羞愧得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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