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后学的至理诤言（2004032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6:11:14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赵光贤教授驾鹤西去，在我国大陆先秦史学界又一颗巨星陨落，我仰望长空，不禁顿生苍凉之感。痛惜之余，忆起这近二十年来先有顾颉刚教授仙逝，后来徐中舒教授辞世，前几年送别了金景芳教授，如今赵光贤教授又离开了我们，一颗颗巨星陨落，使先秦史园地暂时让人感到黯然失色，不知同仁们与我同有此感否？ 我虽不是赵老的门生，但与他的弟子们一样，同样也仰受到他的恩惠。早在1988年11月先生就亲笔签名，赐赠予我《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生的殷殷情意、期望之心尽在书中。我认真拜读，深深感受到先生始终如一恪守中国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通俗易懂的阐述历史研究法，不仅使我受益匪浅，而且为我指导自己的学生提供了极好的入门津梁。虽然在学术会上，我拜见求教过赵老，但因学术会都是来去匆匆，不得近距离地聆听先生的教诲，总想利用一次机会拜见赵老，多向他讨教问题。这次机会终于来了，那就是1992年4月11日下午，我利用赴京出差的机会，经瞿林东教授引见，造访赵府，赵老欣然迎候，刚入亡尤室，先生一面询问长春学界情况，一面谈及学会工作，更对先秦史研究的发展方向谈了许多精辟见解。谈到他近期研究西周纪年的进展和参观三门峡市虢国墓的惊人收获，更是兴趣盎然，滔滔不绝，我们感到先生已是高龄老人，身体欠佳，多次想告辞而不得。最后瞿先生为留下这一难忘会面时刻，要我与赵老合影，不久瞿先生给我寄来四幅珍贵彩照，每当我目睹照片中赵老的学者风度，就想起那次难忘的会见，使我缅怀之情，绵绵不尽。当然这里也应十分感谢瞿先生考虑周到，是他主动携去相机，为我留下那一段美好的记忆。 赵老更以他的鸿文大作而留载千古。他的《周代社会辨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不久就销售一空。精辟的见解，周密的考证，厚重的文化内涵跃然于字里行间。凡是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有相同的体会：它是最少教条、最有创意的佳作之一。因为它是载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出版的先秦史专著，因此给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就在先生辞世前不久，赵老的新著《亡尤室文存》问世，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库赵光贤卷。该书搜集先生的论文90余篇，分古史篇、年代学篇、儒学篇、传统文化篇，并附雕虫集。卷首列《我的自述——学史贵有心得》。全书内容丰赡，我来不及篇篇述读心得。这里仅就卷首《自述》一文谈点阅读体会。 从《自述》中可见先生治史心路。这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但是不管遇到什么境况，先生始终如一钟爱和追求史学研究。先生从1938年被辅仁大学陈垣校长办的史学研究所录取，在心仪已久的名师指导下学习治史，赵老把这件事看作“在我一生中，是一次决定性的转折。”从此之后，他师从陈垣先生，练就了治史的基本功，学会对史料的搜集、鉴别和使用，以及做大量的史实考证工作。他无论是从事明清史研究，还是后来专攻先秦史，都能得心应手，做出成就。先生认为，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与援庵老的教导指点分不开，陈垣教授的爱生情谊和赵光贤教授的尊师之心都在文中抒怀流露。 先生认为治史之大忌就是空谈理论，他坚决反对“好高骛远，高谈论阔，一个具体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学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首先要破除教条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各个国家都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探索出本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写出本国的历史。”同时，他对一些青年学者“热中于西方的各种史学流派的理论”“而鄙夷传统的历史方法，认为那是繁琐考证，都是过时的东西”的看法，提出中肯的批评。当然先生并非排斥理论的重要性，解放后先生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经验就是“要根据中国自己历史的发展，用马克思最基本的原理去解释，去找出自己的发展规律，不能把欧洲的历史发展规律硬套在中国头上。这可算我对马列主义学习的一点收获吧。”我想这些看法都是先生出于肺腑之言，作为后学，我们应切切牢记。 《自述》文中，先生特别强调治史应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要加强治史基本功的训练，这些基本功包括史料的搜集、分类、鉴别和使用以及史实的考证。先生对当前史学界盲目引用史料，多多益善，不分什么真伪，不问何时成书的学风提出批评。正如文中所说“由于史料太少，学者往往贪多求博，见书就抄，于是神话、传说与历史相混淆，把后人伪造的古史系统当作经典看待，写文章彼此矛盾，时代颠倒，令读者目眩。”真是针砭时弊、一语中的。目前，我们读到一些论著，引用史料极其混乱，将其疑不疑，将其信不信。在此基础上写出的“论著”，能有多少科学性可言？先生针对这些史学研究之“弊”，写到“引用荀子论‘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这话很对，疑其所当疑，信其所当信，目的都在求其记载的真实可信。”我们后学辈当以此为信条，把练就治史基本功作为一生执着追求的目标。 赵老身体力行，在治史道路上一直贯穿求真精神，这些精神处处体现在他的鸿篇巨著中，如《周代社会辨析》、《古史考辨》等专著，《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左传〉编撰考》等论文都是考证精当，字字求真，自成一家之言的传世佳作。在此不能一一胪举。他那厚重的论著已成为先秦史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先生一生严谨治史，追求真理，是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今天我们缅怀先生的业绩，就是要在先辈们指引的这条治史道路上走下去，并让它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