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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如今已经是一种时尚，我辈虽然垂垂老矣，更应该竞起效尤。何况，当年授业于诸师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离题千里
古代汉语，恐怕是中文系大部分学生最头痛的课程之一，不仅枯燥，而且难学。但我们的古代汉语课，却深得人心，极少有人逃课。因为我们幸运地拥有一位优秀的师长——许炳離教授。
许炳離是名满全校的硕儒，用今日的话语界定，当属于“资深教授”。他的课，学生最喜欢听，究其原因，不在严谨，而在渊博且随意。教材上规定的内容，他常常略去不讲，而课本以外的一些鲜活的内容、生僻的典故和野史所录的传闻，特别是属于他自己的若干体悟与感受，则每每脱口而出、语惊四座。
有一天，许先生上得堂来，首先开题：“今天讲《陈涉世家》，开头是‘陈涉者，阳城人也’。”立马便从“阳城”生发开去，洋洋洒洒，越说越远，与课文的关联越来越稀疏，内容却越来越精彩，学生们听得自然也越来越起劲。不知不觉，两节课讲完，下课的电铃声响起，讲课的和听课的才从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的忘我境界中惊醒过来。许先生一愣，说：“噢，打铃了！今天讲‘陈涉者，阳城人也’。”两节课里，唯有这两句，算是符合“教学大纲”的规定。
汗流浃背
1983年春夏之交，薛绥之教授来信命我随同进京，为的是商议编撰《鲁迅大辞典》的有关事宜。那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拜访他的老师，时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的李何林教授，求教关于辞典编纂体例、热点词条、组成人员、编写经费等大事。按照李先生的习惯，有关问题，薛师事前早已书面请示，当面商谈，为的是解决一些非常琐碎但又不可忽略的“细枝末节”。
那天上午，我们到达史家胡同，已经十点左右。在敲门前，薛师居然问我他的纽扣是否系得对头——薛师的衣扣，往往是上下错位，或者并未扣好，虚掩而已。进得大门，只见李先生正站在台阶上，一身干干净净的毛氏制服，深蓝的；里面的衬衣，雪白的；脚上的圆口布鞋，深黑的；鞋沿上露出的袜子，又是雪白的。全身上下，干净而又得体，庄重而不板滞。李先生也许正在工作一段后稍事休息，所以我见到的第一印象，是他在仔细地掸去肘间、袖头的浮尘，那么专注，那么气定神闲。
薛师一进门，就怯生生地喊“李先生”，同时恭恭敬敬地站在台阶下面，低眉顺眼，双手垂立，简直像一个打碎了教室玻璃的一年级小学生！我从未见过我的老师如此神态，好奇极了。只见李先生未下台阶，就扬起手来指着薛师说：“薛绥之！你寄来的两封信，我早收到了。里面提的问题，我都详细做了回答，挂号寄到聊城去了。”说着，话头一转，开始批评：“我说过多少次了，你写字还是马马虎虎，那么潦草！做老师的人，这样写字，怎么给学生做榜样？字写得好坏莫论，但总得一笔一划，写得让人家辨认……”话音未落，李先生注意到薛师身边还有一个年轻人，连忙招呼进屋，倒水——白开水，吃水果——好几样，待我比对我的老师热情多了！
谈完问题，李先生就送我们出门。走出大门，薛师长出一口气，大有如释重负的模样。我见他拽起衣袖，拿下眼镜，擦着不断从白白胖胖的面颊上流下的硕大的滴滴汗珠——薛师大概从来不用手绢之类“奢侈品”，擦汗，就随手撩起，就近解决问题——方便。我问薛师：“你的老师，常常这样不留情面地批评你吗？”薛师笑笑说：“随时随地！因为写字潦草，随时随地呵！”
赋诗“下岗”
1963年，我从山东师院毕业，分配到泰安师专教书。那时的泰安师专，有一种长幼有序、以老带新的风气。青年教师可以自由地向老教师请教，而老教师也大都乐于传授教学经验和解答疑难问题。李震远先生，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之一。
听说李先生出身鲁西南巨富之家，先世以盐商为业，富甲一方。到得先生，却无意经营，偏好学问。同时对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极度不满，乃出走到北京中国大学就读。20世纪50年代，先生在山东菏泽一中执教，成绩突出，从而被“上调”到泰安师专任教。
我曾经随李先生听课学习多次，每次均有收获。印象最深者，则是他讲解《战国策·赵策·触龙说赵太后》中“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关于“老妇”，先生操浓重的鲁西南乡音解释：“那个老嬷嬷，说她非得吐你一脸唾沫！”古语而用现代的话语“链接”，自然惹得堂下笑声一片，故至今不忘也。
由于没有足够的“科研成果”，多年执教成绩不菲的李先生就只能带着“讲师”的头衔退出教师生涯。退休那天，正值中文系召开全体会议。在有关领导宣布李先生退休决定后，先生不紧不慢地说道：“我教了四十多年的书。凡是好人，都说我教得好；凡是说我教得好的，都是好人！”说罢，口吟五绝一首，其末两句为“教书四十年，白头老讲师”，随即拂袖飘然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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