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以平常心看待大学的变迁（2007092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8:11:43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采访：刘艳萍 温新红 □受访：阎步克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现在的大学生比我们当年强 《大学周刊》：回首这么多年的治学路，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阎步克：感受最深的就是四个字：勉为其难。我小学五年级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没怎么上过课，所以基础不好，学起来很吃力。 《大学周刊》：从您24岁开始，直到现在，大学一直都是和您联系在一起的。大学在您心目中占有怎样重要的地位？ 阎步克：对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能够考上大学，赶上那趟末班车，挺幸运的。在那个时代，上不上大学后来的差距很大。相比较当时我们一个连队的战友、一个工厂的工友，现在的处境都是不一样的。大学对我的影响当然非常大。 大学周刊：您那时候的大学跟现在的大学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阎步克：那时的大学给人百废待举之感。“文革”刚结束，远不像现在这样正规。最强的感受，就是那时的大学生大部分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其思维方式和关心的问题，跟现在的大学生差别很大。现在的学生经过系统训练，知识比我们扎实，视野比我们开阔，外语比我们好。我上大学之前一天历史都没有学过。进校门后一切从头开始。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挺不错。 《大学周刊》：您与很多人的观点不太一样。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大学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比较浮躁，比较功利化等等。 阎步克：我想不能这么简单看吧。也很难用是否浮躁、功利，简单比较两批大学生。真正不同的，是时代和社会的差异。我的感觉是，20世纪80年代的学生更关注政治，更富怀疑、批判精神，其思考更具“宏大叙事”意味。这是特定阶段的特定现象——当时改革将发未发、方向莫定。也不能否认有一定程度“红卫兵精神”的残留和变形。随社会变动深化，生活相对进入“常态”了。大学生关注自我，这是开放社会的正常现象。全世界的大学生都要考虑就业，都要赚钱以自食其力。 很有意思的是，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课堂上，很多学生对历史考据不感兴趣，他们更喜欢讨论中西政治比较、中西文化比较等等大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讨论”也正在高潮。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学生对“宏大叙事”兴趣下降，对文史考证却兴趣上升。我在课堂上就有这种感觉，学生会说“老师多讲点考证吧，那多有意思”。 最好的老师给学生上通识课 《大学周刊》：您所讲授的中国古代史课程深受同学欢迎，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阎步克：我想我的课还算有点特色的，可能就是我从2000年就尝试多媒体教学吧。现在这已不算新鲜事了，但当时用多媒体课件上历史课的大概还不多。当初在电化教育上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承担项目，制作通用多媒体光盘供出版发行，而我更倾向于各位教师去制作自己的实用课件。回想起来，仍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这套课件花了我很大心血，课上收到了好的效果，也得到了好评。国家的精品课程项目立项，我的课程第一批入选。 《大学周刊》：制作PPT应用于教学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这么去做的原因是什么？ 阎步克：是个人兴趣。我少年时装晶体管收音机，后来当雷达兵、学过无线电，所以对与电脑相关的东西兴趣浓厚。若没学历史或重新选择，自己肯定去学计算机、网络和电脑艺术之类。学了历史，个人爱好被压抑了。而现在正好有个机会，就是用电脑做课件，能把专业跟爱好结合起来。有兴趣的事情就容易做好。 《大学周刊》：我觉得有一点矛盾的地方是，学生对你的课感兴趣，但是不愿意上历史系。 阎步克：很多公众都对历史感兴趣，但不想拿它当做专业。记得20世纪80年代，美国某大学东亚系主任来我系，也谈到他们那里选历史的学生少了。历史本身是启人心智、富有魅力的，但以历史学做专业则是另一回事。 《大学周刊》：北大现在推行元培计划，您也是参与的老师之一。对于这个计划您怎么看？ 阎步克：发达国家的大学，其本科教育相对都更倾向于通识教育，这应是一个时代趋势。但因中国目前的高考制度和就业形势，以及校内的双轨制，元培计划的优势也许会打一点折扣。 在高考制度和就业压力下，进入元培计划可能被看成二次选择热门专业的机会。比如我的分数不够光华管理学院，那么我先进元培计划，再寻找机会进入光华管理学院。社会和市场对各专业的评价定位，毕竟不是一个学校所能改变的。 其次是校内的双轨制。系里的本科生培养倾向于“专”，学生跟本系老师的接触也相对密切，有的学生大二时就参与老师的课题了。而元培计划则希望学生“宽”一些，学生花时间修了很多领域的课程，特定的专业方向上可能一时不如本系学生。毕竟，“宽”所带来的优势，有时是在较长时间后才显示出来的。此外，元培学生在选择方向时，也会遇到各系资源的限制。 元培计划的理念，体现了大学通识教育的长远方向。若说改革的话，不妨考虑并轨。首先，元培计划不妨稍作调整，文科班分为社会科学班和人文学科班两块较好。这看起来违背了元培计划的初衷，但其实是以退求进。社会压力造成的社会科学热、人文学科冷，还不是一所大学能改变的，那么立足现实、适当限制仍是可取的。进而，可以让本科生脱离各系，采用元培模式统一管理。例如设文学院，统管此前由人文各院系管理的本科生，课程通选，做毕业论文时再进入各系。最后，文学院一律授予“文学士”学位，不再分专业授学位，按文学院毕业生毕业。这是为了便利学生就业，使学生不至担心冷门专业会在就业市场上受限，就对自己喜爱的专业望而却步。 《大学周刊》：您的通选课是以什么方式上的？ 阎步克：相对本系课程，要“活泼”一些。在你面对着理科、工科、医科的学生时，毕竟很难用给本系学生讲授的方式给他们讲授。北大的通选课本来有这样的用意：某系的某一门专业性强、水平高的课程，允许校内通选。但实际上，有时候通选课弄得接近公共选修课了。 《大学周刊》：您觉得学校应该怎样推行通识教育？ 阎步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最好的老师给学生上那些课。 每个人都应该有人文素养 《大学周刊》：您感觉现在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相比，地位如何？ 阎步克：重理轻文，重社科轻人文，现在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北大当然还是很好的，它的文史哲传统非常深厚。但据某些同行抱怨，有些院校的领导对文史哲或多或少地持冷落态度，资源分配上有歧视。 《大学周刊》：这样的社会现象会造成什么后果？ 阎步克：不利于人文学科的发展，进而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弘扬。人文精神看起来无影无形，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但它影响社会的方向。近年有些专家在公共事务上发言，却引起非议，被指责缺乏人文精神。这也使我们看到，除了拥有一技之长，人文精神至少是同样重要的训练。它是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条件和观念基础。 《大学周刊》：说起这样一种气氛，现在有很多学者在《百家讲坛》上讲述历史知识，公众对此也很感兴趣，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阎步克：学者们拿出精力向公众普及历史文化非常值得赞扬。像易中天先生讲《三国》，据说就娓娓动听，很受公众欢迎。有记者问易中天，说“你名利双收，是不是对埋头做科研的人不公平”。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好，有点儿“东方式嫉妒”的味道，好像埋头做学问的学者嫉恨易先生一样。 研究生招生方式要灵活 《大学周刊》：您怎么看待现在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阎步克：现今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将会受招生模式的影响而发生某些变化。现在研究生的招生模式越来越接近高考。 不妨说，对研究生招生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比较传统的。在很多年前，读研究生的人不多，只是那些打算从事高教或科研的学生才读研究生；而老师招收研究生，也有点像师傅招徒弟。老师若觉得某学生有研究潜力，会建议其留下来读研究生；学生也会预先跟老师联系，呈上自己的论文、表达自己的研究兴趣。若老师觉得学生的资质或背景不合适或缺乏了解，可能私下里就拒绝了。我们也往往拘泥于这种传统，依然认为招研究生，就是由老师选拔其满意的学生以共同进行科研。师生共同科研的前提就是双方乐于合作，若有一方不愿合作，那为什么要非成为师生呢？面试的方式也曾是比较自由、不拘一格的。 但现在，情况早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随高等教育的普及，研究生日益成为一种“学位教育”。首先，这样的报考者越来越多了：计划拿一个硕士、博士学位，以提高自己的品位，但将来并不打算从事高教或科研。进而在公众看来，导师只是受雇于学校而提供“学位教育”者而已，所以只要考生达到了分数，他没理由不接受。再之，现已形成一支百万考研大军，而考试的规范化、标准化、流于形式化的程度，必定与考生数量造成的社会压力成正相关。古代的科举就是如此。面对这样一支考研大军，招生模式不可能不发生变化。还有，现在高校中是行政主导，行政主导的倾向就是“事为之防，曲之为制”。凡此种种，那种较为自由灵活的录取方式，只能淡化下去。 有几起研究生考试纠葛，在我看多半是不同观念的冲突造成的。跟同事聊天时我说，公众和社会的力量比导师强大，教员也是公众纳税养活的，所以得接受招生模式业已发生的变化。研究生变成了一种“教育”，普及化了，也应看成好事。不要觉得自己是学校“礼聘”的——某些国家的大学还有这种气氛，所以教授授课和招生的自由度都相当之大——我们只是学校的雇员而已，尽量照定下的规矩去做好了。其他学科我不敢说，对历史学来说，我觉得研究生入学考试分数的“含金量”很低，与研究能力关系甚微。入学不是自我选择，导师将把研究生视为“攻读学位者”而非“合作者”，这倒免去了某种“额外义务”，不必共享共同的困惑、探索、激动和发现的惊喜。所以说，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将受招生模式的影响。 《大学周刊》：但很多人觉得如用师傅招徒弟的方式，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那可能会有更大的弊端发生。 阎步克：没错，我完全同意。问题也在于，现在导师队伍的道德水准、学校招生运作并没有达到令公众满意和信任的程度，这是很可悲的。公众有权利寻求公正。 我们忧虑研究生招生的“高考化”，而教育家对高考制度已有很多批评。但我们也知道，高考的社会功能不仅仅是选拔优秀学生，还在于维系社会公正和社会流动。比如科举制度，唐代的政治家也批评它“所习非所用”，甚至斥责它败坏人才。科举制在唐代还灵活得多，发展到后期已颇像游戏，我曾这样形容：好像只在寻求一种办法，以刷掉一批人而录取一批人似的。但从另一角度看，科举制建立并逐渐完善了一整套游戏规则，人们得以公平竞争，由社会下层向上流动，实现“知识改变命运”，这在以前的社会是了不起的事情。 现在的情况，某种意义上与科举相似。全国有900多万高考考生，上百万的研究生考生，都想通过考试改变命运。千万双眼睛紧盯着招生考试的每一个细节；那么多落选者在探求自己的落选原因，是否被不公正地对待了；甚至导师的一句问话、面试的一份记录都能引发争议、遭遇挑剔。尤其是目前公众对社会怀有相当的不公正感；社会学家的研究也显示，中国社会分层日益固定化，社会流动有减少的趋势，甚至对大学生入学和就业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上层居优、权势者居优。在这种压力下，你如何选择招生方式？是一种更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和科学研究的方式，还是一种更能保障社会公正与社会流动的方式？这二者并不完全一致，其间的选择是相当艰难的。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哲学是魂 史学是根——黄进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 下一篇：生不逢时雷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