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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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清华人物 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雷海宗 【发布时间:2009-12-07】 【访问计数:511】 王敦书 解放后，雷海宗最初仍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并发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的论文，探讨古书中所见的古代华北的气候与农事，指出其后逐渐发生的变化，并对今后华北的气候状况和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 以上简要介绍了雷海宗的生平及其重要著述。总起来看，雷海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雷海宗一贯主张，历史学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才能对人类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总的了解，才能对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精深的研究，得出真正有意义的认识。他的多方面的著述体现了这一主张。他一生读书孜孜不倦，精通多种外语，不仅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军事、政治、气象、生物和科技等领域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他曾先后讲授史学方法、中国通史、史国上古史、殷周史、秦汉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名著选读、物质文明史等各种课程。 在历史认识论方面，雷海宗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普遍称为“过去”，而过去有二：一为绝对的，一为相对的。把过去的事实看为某时某地曾发生的独特事实，这个过去是绝对的和固定不变的。但是，史学的过去是相对的。历史学应研究清楚一件事实的前因后果，在当时的地位，对今日的意义，使之成为活的历史事实。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一种宇宙人生观用于过去事实的思想反应。所以，同一的过去没有两个时代对它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以孔子为例，认为孔子之为孔子已经过去，万古不变，但这个绝对的孔子，人们永远不能知道。不仅史料漏载的孔子言行已不可知，即使有文南可征，其当时的心情、背景和目的，大部也永不能知。历史上和今日所“知”的孔子，是不同时代的后世对上述：“不可知”的孔子的主观认识。由此，他提出了主观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对于过去的活动的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是主观的。”（参见《历史过去的释义》和《历史警觉性的时限》） 雷海宗的历史认识论是与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分不开的，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一定的宗教色彩。他采用佛家语“大我”、“小我”作为哲学名词来观察人生的境界，把个人看成宇宙的缩影，个人就是小我；把宇宙看为个人的扩形，宇宙就是大我。他认为：宇，空间，整个的太空，在物质方面是因果的世界。宙，时间，有机的发展，在心灵方面，是复杂的意志，无穷的希望，整个是有意义的。时空无限的宇宙之能有意义，是人类给予它的。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一切，都在人的方寸之中。人类总想在方寸所造的宇宙中求解脱和出路，但追问所得的答案各代不同，至今尚无一个令人长久满意的解脱方法或最后出路。可以勉强猜想，宇宙中大概有不知是一个什么的力量，要自知自觉，生命就是这种力量的表面化。人类，表现一种相当高的知力和觉力，但绝不代表最高可能的知力和觉力。人生中偶然会因过度悲喜和过度奇异的遭遇，而出现某种一纵即逝的心境和经验，突感超过普通人生，好似与宇宙化而为一，明白了宇宙最后的真理。伟大的诗品，不朽的艺术，超绝的音乐，都是此种心境下的产物。然而，于此种心境最浓厚深刻的，是真正的宗教家，如耶苏、释伽、庄周之类的创教圣者。禅定修行，杂念全消，一片光明，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最后达到无碍自在，不生不灭的永恒境界。雷海宗觉得，最好将此种经验视为宇宙中的自我表现力可能高于今日的预示。他由此展望：或进步不已的今日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新的灵物，对于宇宙必有大于我们的了解，终有一天有物能彻底明了宇宙·与宇宙化一，小我真正成了大我，大我就是小我。（参见《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 就历史观和整个历史体系而言，雷海宗深受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他认为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在时间上以最近的五千丰为限，历史是多元的，是一个个处丁不同时间和地域的高等文化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迄今可确知七个高等文化，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和欧西。这些时间和空间都不相同的历史单位，虽各有特点，但发展的节奏、时限和周期大致相同，都经过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和政治破裂与文化灭绝的末世这五个阶段，最后趋于毁灭。 第三、追求真理，锐意创新，勇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雷海宗生活成长于中学与西学、新文化与旧文化相互冲击激荡的时代，又远赴美国留学，他决心吸取西方新的理论和思想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改造旧史学，创建新史学。 雷海宗从军队、家庭和皇帝制度三个方面来考察和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光明坦白的社会，这是武德的象征。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乃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家族而言，汉代恢复古制，大家族成为社会国家的基础，此后维持了两千年。大家族是社会一个牢固的安定势力，中国经“五胡之乱”而能创造新文化，至少一部分要归功于汉代大家族制度的重建。但大家族与国家似乎不能 并立，近代在西洋文化冲击下，大家族制遭到破坏。大、小家族制度，各有利弊，当去弊趋利，采中庸之道加以调和，建立一个平衡的家族制度。在政治制度方面，秦汉以来，皇帝制度统治中国，直至近代。在西方势力摇撼下，经辛亥革命，这个战国诸子所预想，秦始皇所创立，西汉所完成，曾经维系中国二千余年的皇帝制度，以及三四千年曾笼罩中国的天子理想，一股结束。废旧容易，建新困难，在未来中国的建设中，新的元首制度是一个不能避免的大问题。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政局的稳定与否，就由元首产生时的平静与否而定。古代罗马帝国的制度，或可供将来的参考。 从一二·九运动到卢沟桥事变，这是雷海宗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前此，他是一个基本上不参与政治的学者，中国文化两周乃至三周说的体系尚未最后完成。抗日战争的烽火，赫起了他满腔的爱国热情。雷海宗开始积极议政，将学术与政治联结起来，不仅确立中国文化二周说，并进一步提出第三周文化的前景。他强调中国之有二周文化是其他民族历史上所绝无的现象，是我们大可自豪于天地间的。他检讨自己前此的注意力集中于传统文化的弱点，对中华民族的坚强生命力，只略为提及，但抗战开始后，这种缄默已不能继续维持了。当欧西文化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战国中期阶段），其时代特征是大规模的战争和强权政治，发展趋势是走向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而中国文化已发展到第二周的末期，面临建设第三周崭新文化的伟大局面。抗日战争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它比把水之战更严峻，更重要，中国文化第二周的结束和第三周的开幕，全都在此一战。中国前后方应各忠职责，打破自己的非常记录，通过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雷海宗慷慨激昂地写道：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干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更旧创新的重任一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 ） 转自中华文史网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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