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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介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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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介绍(一)(2008-06-10 23:36:51)
    标签:杂谈分类:转载
    
    雷海宗ANG="EN-US">
    王敦书
    内容提要
    雷海宗(ANG="EN-US">1902-ANG="EN-US">1962),字伯伦,是中外驰名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雷海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生涯,随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国家社会性质的根本变革,总起来说可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大阶段,而前一阶段又可以ANG="EN-US">1937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其学术观点和学术成就主要有这样四个特点:⑴学识渊博,中西融汇,古今贯通;⑵以一定的哲学观点解释历史,自成体系;⑶热爱祖国,积极弘扬中华文化;⑷追求真理,锐意创新,勇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雷海宗毕生忠诚于教育事业,身教言教,爱护学生,桃李满天下。不少知名学者皆出自他的门墙,至今仍深深怀念他。ANG="EN-US">
    雷海宗(ANG="EN-US">1902-ANG="EN-US">1962),字伯伦,是扬名中外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晚年是天津市南开大学的名教授,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专设条目。ANG="EN-US">
    少 年 壮志 ANG="EN-US">    远 游 异 国 ANG="EN-US">  讲 学 宁 汉     声名鹊起
    1902年,雷海宗生于河北省永清县,出身于具有书香门第气息的中农家庭,父亲雷鸣夏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雷海宗勤奋好学,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雷海宗树立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科学的志向。1922年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深受导师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时年二十五岁。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国留学生自然以中国学问见长,雷海宗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而获得优秀成绩,这是难能可贵的。六十年后,雷海宗的同窗好友、前南开大学秘书长、天津市图书馆馆长黄钰生教授回忆道,美国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发达,男女社交公开,血气方刚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难免受到影响,卷入较多的活动。但雷海宗专心读书,毫不旁骛,并规劝其他留学生当抓住难得的机会,利用大好的条件,努力学习,不要受外界的干扰。黄老感慨而深情地称雷海宗是他的诤友。
    《杜尔阁的政治思想》是雷海宗所写的第一部学术论著,充分显示出一个青年史家的横溢才华和卓越见识。论文用英语写成,未发表,共分导言,杜尔阁——行政官和哲学家,杜尔阁的政治思想(一)、(二),以及结论五个部分。雷海宗以1913-1923年最新出版的居斯塔夫·舍尔主编的《杜尔阁著作集》(原文为法文)为根据,参阅大量史料和有关专著,对杜尔阁的一生、时代背景、思想渊源,特别是由政治实践和改革方案着眼,对杜尔阁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他认为杜尔阁是18世纪启蒙时代的产儿,重理性和人道主义精神,比较温和现实,并受重农主义影响,是一个具有哲学头脑的实际政治家,相信人类趋于完善的可能性和历史不断发展的进步性,以改革旧制度、促进人类精神进展为己任。他的理想和改革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旧制度、旧势力根本抵触,遇到了以法国王后为首的贵族朝臣特权集团的反对,终于失败。
    1927年,雷海宗返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发表《评汉译〈世界史纲〉》、《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和《孔子以前的哲学》等文章。雷海宗在美国专攻世界史,返国在中央大学不仅讲授西洋史,迅又研究和讲授中国史,以身体力行其史学家应贯通中外、改造中国传统史学的主张。但是,其中也有一段小插曲。据当时中央大学历史系学生、已故著名史家蒋孟引回忆:
    雷海宗先生,一代英才,学贯中西,但在中央大学时,只是一个刚从国外
    回来的青年,讲授的又是外国史,有些冬烘先生妒火中烧,竟胡说他中国史学
    问不够,中文水平不高。这当然不是雷先生所能容忍的。所以随即大写中国史
    文章,并讲授中国史,无不大得好评,誉满全国,这远非冬烘先生之流所能望
    其项背。[1]
    《评汉译〈世界史纲〉》一文最先刊载于1928年3月4日《时事新报》,后又转登于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办的《史学》第1期(1930年)。雷海宗在文中认为,时间上和空间上人类史都不是一息相通的,人类史实际是好几个文化区域各各独自的发展演变,因此世界通史根本无法写出,若勉强写成,要么是“一部结构精密不合事实的小说”,或者是“前后不相连贯的数本民族专门史勉强合成的一本所谓世界通史”。由此出发,他批评《史纲》是威尔斯“鼓吹世界大同的一本小说杰作”,而作为世界通史,“此书本身无史学价值,我们不可把它当作史书介绍与比较易欺的国人”。[2]
    《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亦刊登于《史学》第1期,该文实际为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奇的名著《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1章《历史与记事》的翻译。雷海宗在译文前说明,“克氏的议论虽不免有过度处,但以大体言之,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他觉得“中国真正史学不发达”,因而介绍克氏的史学理论,以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
    《孔子以前的哲学》发表于《金陵学报》第2卷第1期(1932年),是一篇功力深厚、具有开拓性质的长篇学术论文。雷海宗对《尚书》与《周易》中的有关篇章(《周书》、《虞书》和《彖传》、《象传》、《系辞传》)的思想与年代进行了分析考订,然后据以勾勒探讨西周时代初兴的哲学和春秋时代发展了的哲学,最后得出结论:
    孔子是史官思想的承继者,所以他言必称尧舜(《虞书》)、周公
    (《周书》)。他是专注意治国之道的,与《尚书》的作者一样。老子
    或《老子》的作者是筮人思想的承继者,他是偏重玄学的。后日中国哲
    学界最占势力的儒道二家是直接由孔子与老子传下来的,间接由无数无
    名的史官与筮人传下来的。
    应该指出,雷海宗不仅密切注意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而且吸取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他特别提出法国学者马斯伯劳“192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是一本空前杰作”,“本文得此书暗示的帮助很多”。[3]
    1931年,雷海宗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发表《殷周年代考》一文,载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他采取了新的研究方法,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根据温带人类的生理和平均寿命来推断殷周的年代。他提出“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中国古今朝代,皆不逃此原则”的观点,先对已确知的中国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总年代做出统计,以证明“四世当合百年”,亦即“每世平均二十五年”的看法基本无误,然后根据已知周代君主的世数而推定周室元年当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并进一步推断盘庚迁殷适为公元前1300年,汤定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4]
    雷海宗在武汉大学讲授欧洲通史。武汉大学图书馆善本室现藏其《欧洲通史》(二)一课的铅印详细提纲,由之可看出雷海宗在世界史方面的渊博学识和深湛造诣。该提纲共三百页(六百面),分四十九章,每章末开列外文参考书目,合计约三百余种。《欧洲通史》(二)包括时间约从公元5世纪到20世纪初,雷海宗将其分为:(1)黑暗时代(西洋文化酝酿时期,476-911);(2)封建时代(“中古”、“中世纪”时代,911-1517),其中又分为封建文化之极盛(911-1321)和封建文化之破裂(1321-1517)两个阶段;(3)旧制度时代(1517-1815),其中又分为旧制度及其文化之成立(1517-1648)、旧制度之极盛(1648-1789)和旧制度之末运(1789-1815)三个阶段;(4)欧美文明时代(1815以下)。全部提纲体系完整,层次鲜明,子目详尽细致,覆盖面极广而条理一目了然。其特点在于:(1)打破国别界限和王朝体系,以全局的眼光,抓住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来讲述整个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历史;(2)着重探讨阐发西方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嬗变发展和各个流派,19世纪尤详。整个提纲实际是一部绝好的西洋文化史,内容极其丰富,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可惜只是一部提纲,未能窥其全貌,但已足以启人深思,仔细玩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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