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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只见窗外便是拴马桩、碾子、水井，还立着一块镌刻着“研经铸史”四个字的太行巨石。
    中心所在的鉴知楼里，从田野中搜集来的浩如烟海的史料展现在我眼前。漫步在档案室、图书室以及布置于楼中的“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综合展”，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里是山西大学副校长、区域社会史的拓荒者行龙带领团队奋斗且陶醉其中的学术园地。
    行龙，这是一个在区域社会史研究领域响当当的名字——与导师乔志强先生合著《中国近代社会史》，在国内首次提出了社会史的理论体系，具有划时代的学术意义。在基本确立社会史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的学术转向，扎根本土，聚焦山西，率领团队较早开始了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及抗日根据地社会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绩。
    此外，如何进一步彰显历史学的资鉴功能和现实意义是行龙至为关切的问题。他提倡“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理念，带领研究团队栉风沐雨，不避寒暑，深入乡土民间，开展田野调查。同时，他关注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多年来，他对每一个研究领域的开拓，既是学术规律的自然演进，也是现实民生福祉问题对他心弦的深刻触动。他以历史的眼光对“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进行的深度阐释，被誉为“山西转型跨越发展的历史读本”，为山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行龙的学术选择背后，是他对三晋热土的深厚感情与自觉认知，也是他对三晋未来发展的美好寄托和深情期盼，更是一位社会史研究者鉴古知今的现实情怀。
    根植三晋大地
    不仅他的求学之路有着三晋烙印，成为学者后，他更是始终思索着如何用实际行动回报养育自己的家乡。
    晋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深厚。1958年，行龙就出生在这里。
    行龙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家在一个小山村里，到上大学之前，我一直都在村里。”由于生长在普通的农村家庭，相对艰苦的生活、学习条件，培养了行龙勤劳、坚韧、好学的性格，也使他在日后的学术道路上时时怀有一种朴素而浓厚的乡土情结。
    行龙的学术道路，也从未脱离过三晋大地对他的影响。
    1979年，行龙怀着求学求知的梦想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他将自己埋首在浩如烟海的书堆里苦读，经历着一次心灵之旅和收获之旅。
    在山西大学，至今流传着行龙当年的故事：那个年代，到图书馆借书需要在借阅登记卡上签署借阅者的名字和借书日期。有一年，图书馆统计全校师生进馆借阅图书情况，行龙的借阅量排名全校第三。当年的图书馆管理员和他见面次数最多。有几次，他竟被没有发现他的管理员锁在馆里，下午开馆时才被发现，让管理员惊讶不已。
    由于刻苦用功，成绩优异，1982年，行龙以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身份考取了山西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乔志强先生。
    乔先生是当代最早在社会史领域开展研究的学者之一。可以说，遇到乔先生是行龙的学术之幸也是人生之幸。师从乔门后，行龙尊师如父，在读书、做学问上更加努力。
    1985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行龙留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工作，选择了他决心奋斗毕生的科研、教学事业。上大学时积淀的坚实史学功底，逐渐成为孕育学术之果的沃土良田。他开始在学术领域崭露头角。
    进行研究工作初期，他就选择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三晋大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1986年，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略论山西近代人口相对过剩问题》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这是他师从乔先生后主攻中国近代社会史、山西近代人口史的精作之一，该文得到了学界和行家首肯，获得山西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同年，行龙晋升为讲师。之后，他在学术上一路向好，连续创下数个纪录：
    首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时，成为当年国家社科基金最年轻的主持人;
    第一本学术著作《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被誉为“建国后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专著”;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时，年仅35岁，是山西省最年轻的专家;
    1994年，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山西大学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两年后，被聘为教育部首届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之一。
    学无止境。作为青年学者，攻读博士一直是行龙的梦想。1995年，他终于美梦成真——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师从著名史学家、中国史学会原会长戴逸先生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先生。
    人大求学是行龙学术生涯中的难忘岁月。3年中，他心无旁骛，专心治史，博览群书。人大浓郁的学术氛围、频繁的学术交流，使他拓宽了视野，了解到国内外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动向。
    1998年，随着获取历史学博士学位，他也迎来了一次抉择——留京抑或回晋。因对家乡的拳拳热爱和对母校山西大学的真挚情感，再三考虑后，行龙谢绝了戴逸及李文海先生的执意挽留，放弃了名校优越的学术环境与充裕的科研经费，回到山西大学。
    回到山西大学的那一年，恩师乔志强先生猝然病逝，这给了行龙一个意外的打击，他常用“撕心裂肺”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此后，如何在薪火相传中进一步将乔先生开创的社会史研究传统发扬光大，成为行龙夙夜思虑的问题。日后的事实证明，他没有辜负恩师的教导。在攀登学术高峰途中，他立足三晋，放眼全国，注重融合多学科理论，提出“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路径，开创了富有山西特色的社会史学派。
    走向田野与社会
    “回首我走过的学术历程，是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走向田野与社会的一路行迹。今后，我的脚步仍会坚定地走向田野与社会，把自己真正融入不断前行的社会洪流中去。”
    早在1992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一个以社会史研究命名的研究机构。中心被学界誉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大重镇之一。行龙任中心副主任，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区域社会史研究兴起伊始，行龙和乔志强先生即合撰《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率先对学界普遍关注的区域社会史概念、区域划分及整体史与区域史的关系问题作出论述，同时系统提出区域社会史的方法论。行龙后来在《再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文中，又仔细比鉴中西方各学科有关区域研究的理论模式，并就区域史比较、区域史分期及资料收集等诸多紧要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由乔志强担任主编、行龙担任副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一书即是对社会史理论的区域性实践。学界评“此书堪称一部系统完整的社会史著作”，“全书史料之丰富、分析之细腻都是同类著作中少见的”，是国内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研究实践中，行龙主张将学术目光投向历史的低处、广处、深处和细微处，强调社会史研究要走出研究室，走向田野与社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史学者要克服埋首故纸、枯守书斋、忽略实地调查的研究倾向，特别在“文献不足征”时，更要“脱下皮鞋穿草鞋”，在田野中开掘史源、搜寻第一手资料;在田野中弱化历史隔膜，体验现场感，所谓“百闻不如一见”。
    2003年年底，一个寒风凛冽的上午，行龙从太原市南宫旧货市场意外地买到一批清徐县孟封等村庄的档案，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此后几年，深入农村实地考察，历尽艰辛，收集到遍及三晋大地好几百个村庄、数千万件的档案资料，做了一件抢救文化遗产、保存珍贵史料、利于学术研究的大好事。现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保存的此类档案已经占满了中心的半栋楼。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行龙对学术的敏锐源于他总是将现实问题作为返照历史的焦点，把关乎民族命运和时代命题的紧要处作为治学的突破口，把历史研究的视野置于现实问题之中，在历史研究中怀抱一种现实情怀。近十多年来，他所倡导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论经过探索、发展、成熟、完备的过程，已经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也成为新世纪以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鲜明特色。
    “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是近年来行龙开辟的又一个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在他看来，集体化时代是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不能淡化，更不能全盘否定。相反，当时的许多做法带给今天农村发展的启示颇多。
    山西是中国集体化时代的一个缩影，从根据地时代李顺达的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再到后来的农业学大寨，可谓一路风光，典型辈出。
    发挥地利优势，走向田野与社会，从抢救搜集最基层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档案资料做起，开展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越来越成为行龙强烈的学术追求。
    锲而不舍，功到自成。行龙团队在调查中搜集到日记、杂钞、碑刻、族谱、书信、契约、民教宣传品以及各类实物等大量民间文献和各类史料，在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文献与田野相结合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同时，中心依托资料、结合报纸文献、辅以图片和实物，建成了一个精美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综合展”，这令前往交流的中外学者惊奇称道。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也成为目前保存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档案最多的研究中心。
    2008年，美国《Modern China》杂志专门刊文详细介绍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基层档案资料的情况，英、美、日、港台等海外学者频频到此参观访问。日本著名史学家内山雅生等学者与中心商定了5到10年的研究计划，中心与日本东洋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等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的研究与交流关系，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委先后立项支持对档案的整理与研究。现在看来，行龙所开辟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实为中国社会史切入当代史及当代问题的一大创举，已经成为区域社会史走向深入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从改革开放后对理论教条的反思，到有理有据地提出‘走向田野与社会’，他在学术思想与方法论上完成了一次了不起的飞跃。”有同行这样评价行龙的理论与实践。
    他取得的成绩也证明了这一评价并不夸张——10多年来，他出版专著及主编著作8部，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均围绕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展开;培养的40多位硕士生、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无一脱离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行龙带领他的学生们在这片方兴未艾、广阔无垠的学术天地中不断创新，区域社会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潮流。
    2007年，行龙的学术专著《走向田野与社会》出版，该书汇集了他十几年来在水利、绅商、三晋民俗和集体化时代以及理论探索等各个领域的精品力作，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史研究20年来探索前行的一个缩影，堪称“社会史研究中国化的代表作”。
    然而，在自序中，行龙却十分平静地写道：“草色遥看近却无，打点自己这些年来的学术历程，翻检电脑中储存的论文，回首走过的学术历程，是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走向田野与社会的一路行迹。今后，我的脚步仍会坚定地走向田野与社会，把自己真正融入不断前行的社会洪流中去。”
    服务区域社会经济
    在行龙看来，把区域社会史研究与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为山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这是一个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必然归宿。
    在上世纪90年代末区域社会史研究风起云涌之际，行龙不仅长期置身山西各地的农村作田野调查，关注山西的人口、资源、环境，并关注山西历史文化和山西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行龙敏锐地注意到，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膨胀、资源匮乏、生态恶化、森林锐减、水土流失等地域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集中体现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的平衡与失衡关系，并且深深影响了近代三晋的社会面貌、文化形态、民俗生活等，甚至与晋商崛起和抗日根据地的形成都不无密切的关联，即使对今天山西的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他怀着对三晋大地的深厚感情和作为历史研究者的责任感，在全国学术界首次提出并破解“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的历史命题。
    2010年，在山西全省上下致力于转型跨越发展之际，行龙的专著《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出版，被评价为“是一本用历史的解读来探索山西新的发展道路与引导我们积极思考山西如何再铸辉煌的理论著作”，再次引起山西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山西转型跨越发展的历史读本”，受到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知古鉴今。行龙提出，“近代中国何以落伍”这样一个“李约瑟之迷”已成为中外学界见仁见智的问题，那么，“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也是我们应当关注和回答的问题。他说：“这是一个历史的命题，历史的命题还是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和历史的方法来回答。”
    行龙纵论古今，从夏商周到历代山西的重要战略地位、明清晋商的兴衰与西方势力的入侵到辛亥革命晋商的彻底衰败、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形成的区域社会、历史的延续及其启示中，深刻地回答了这一历史命题。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行龙感慨，曾几何时，山西以其表里河山，地形“最为完固”的地理优势，成就了晋国霸业，演绎了民族融合，见证了分裂割据，甚至阎锡山也利用这种“地利”做出了一番事业。然而，山中方十日，世上已千年，在一日千里飞速前进的现代社会，地理环境的优势也可瞬即转化为劣势，古代与现代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封闭被开放取代，守旧为革新让路，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时代的潮流。
    在破解这一历史命题时，行龙指出，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虽然山西历史上并不缺水，但由于历史原因，水资源短缺与社会发展的矛盾是山西当前面临的问题。借用经济学上的“木桶原理”来说，煤之于山西就是那块木桶的长板，而水却是那块短板。这个木桶最大的容量不取决于长板，而恰恰取决于那块短板。
    因此，他提出，煤与水是山西社会发展的两大巨轮，不能只顾挖煤，忽略治水，只有煤和水两大巨轮取长补短，才能加速发展，协调发展;山西如何进一步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如何可持续地而不是短视地开发利用煤炭资源，是摆在三晋人民面前的一道历史难题……
    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发展，把区域社会史研究与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为山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行龙认为，这是一个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必然归宿。
    是学者也是师者
    “他必须不仅做一个称职的学者，而且必须做一名称职的教师。”
    “每一位感到自己有希望成为学者的人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他所面临的任务是双重的。即他必须不仅做一个称职的学者，而且必须做一名称职的教师。”这是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名言，也是行龙践行的理念。多年来，即使再忙再累，行龙一直坚持给本科生上课，不改教师本色。
    2003年起，行龙任山西大学副校长，个人时间越来越少。尽管如此，他仍然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用于教学的准备、课件的设计和教案的撰写上。2007年，由行龙主讲的《区域社会史》课程荣获国家级精品课程。次年，他带头建立的“区域社会史”教学团队荣获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由于行政事务和教学事务繁忙，只有晚上，行龙才有时间到办公室进行学术研究，夜晚路过鉴知楼的人总能看见他的办公室亮着灯。熟悉他的人还知道，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放着毛巾、漱口杯和牙刷。行龙说，唯有如此勤谨，“才能有一种良心上的满足感”。
    作为副校长，他分管教学工作，常常结合自己勤学苦读的经历来勉励学生、要求下属。无论是历次教学会议上，还是和青年学生们的交流座谈会上，他都反复强调勤学苦读的重要性。他还告诫学生：“历史学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史研究要关注现实，关注未来，如此才能获得在书本上无法得到的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亲切体验，所作的研究才能获得地方感和现实感。”
    行龙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有时甚至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他的每一名研究生，首先拿到的总是一份被历届学生复印了数遍的书单，书单上是行龙亲笔列出的本研究领域书目。他告诫学生，“历史学就是一门读书的学问”，只有不断读书思考，不断走向田野与社会，将书本知识和现实相结合，方可学业有进。凡是行龙指导的研究生，均要认真苦读，在田野调查中收集第一手资料，并据此撰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绝不可以抄抄了事、蒙混过关。
    虽然严格，但行龙从不束缚学生的思想，而是尽可能激励他们创新。他主张学生发挥各自所长，力争给每位学生提供发展空间。在论文选题上，只要是围绕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的课题，学生就可以自由选择。行龙将这一培养模式形象地喻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此外，他常教导学生“要在雁门关、娘子关内做学问，也不要在雁门关、娘子关内做学问”，要将关照本土和胸怀世界相结合。他还利用一切机会，举办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专家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访问指导，为学生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并鼓励学生走向省外甚至海外，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研讨班，感受学术气氛，锤炼学术精神，提高科研能力。
    在学生眼里，行龙既是一位令人敬畏的严师，也是一位让人倍感亲切的慈父。他选择的研究生多为成绩优异且家境贫困、有志苦学的“寒门子弟”。平素他对学生关爱有加，在生活方面也尽量照顾，常将自己的藏书赠送给买不起书的学生，甚至专门到书店买书赠送给学生，以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
    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这个大家庭里，大家虽过着相对清贫的科研生活，但他们有学术抱负和科研激情，他们所感受到的是家庭般的温暖。一位学生在毕业感言中饱含深情地写道：“人间纵有千般爱，莫若师生一脉情。”
    学生的勤学精神也给了行龙莫大的动力，他曾说：“学生在遥远的乡村发现资料，给我打来电话，听到他们的声音，能体味到其间经历的曲折与艰辛，我深受感动，心情常不能平静;学术讨论会上有时是唇枪舌剑的激烈交锋，有时是和风细雨式的师生交流与对话，不时摩擦出思想的火花，闪现出创新的灵光，学生的吃苦精神感染着我，他们的创新意识启发着我。”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今，看到自己培养的青年学生们已经在有关研究领域崭露头角，行龙倍感欣慰。经过行龙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一个富有特色的社会史研究团队也已经在山西大学形成，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有研究人员目前均在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该团队在整个社会史学界的影响力愈来愈大，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山西学派。(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提供)
    人物小传
    行龙，53岁，山西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副校长。同时担任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历史学会会长、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是山西省首批青年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社会史理论体系的基础上，他提出“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的学术转向和“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理念，在区域社会史研究领域有重要贡献。
    行龙说
    走向田野，深入乡村，身临其境，在特定的环境中，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场景的信息被激活。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仿佛回到过去。感受到具体研究的历史氛围，在叙述历史、解释历史时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说的都是历史学绝不是老古董，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历史学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史研究要关注现实，关注未来。如此我们才能获得在书本上无法得到的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亲切体验，我们的研究才能获得地方感和现实感。
    没有一点自律，没有一点学术追求，没有一点肯坐冷板凳的功夫，要想做出真正的学问是不可能的。
    “近代中国何以落伍”这样一个“李约瑟之迷”已成为中外学界见仁见智的问题，那么，“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也是我们应当关注和回答的问题。
    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框架，更多地是研究上层领导或者是高层领导的思想与活动、重大历史事件，而对基层社会，尤其是以芸芸众生身份生存的亿万农民的生存环境、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精神心理状态以及日常生活的了解和研究仍然十分有限。
    《中国教育报》2012年2月5日第3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