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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范文澜一生呕心沥血，撰著《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范文澜（1893—1969），著名国学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呕心沥血，撰著《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今天仍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由国学转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范文澜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书香门第，7岁时入私塾，跟随一位赵姓先生背诵司空图的《诗品》和“四书五经”；14岁入县立高等小学，学习英文、算学以及经学著作；之后，就读于浦东中学和杭州安定中学；1913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转入本科国学门学习。大学期间，在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经学家的熏陶下，范文澜曾下决心“追踪乾嘉老辈”，从事经学和训诂工作。但是，军阀混战和黑暗的政治现实令其陷入苦恼和彷徨之中。这一时期，范文澜沉溺于佛学，《大乘起信论》随身相伴。
    范文澜自1917年大学毕业后，曾任校长蔡元培的秘书，又先后在沈阳高等师范、河南汲县中学、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等多所学校任教。这一时期，范文澜先后出版了《文心雕龙讲疏》、《文心雕龙注》、《水经注写景文钞》以及《正史考略》、《群经概论》、《大丈夫》等多部著作。其中，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曾受到梁启超等学者的赞赏。
    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范文澜走上天津街头，加入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游行队伍中。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参加教联、左联和互救会活动等原因，范文澜曾在1930年和1934年两次被捕，后经蔡元培等学者营救，得以出狱。
    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范文澜1935年编著了《大丈夫》一书，大力颂扬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斥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七七事变后，范文澜与嵇文甫等人创办了中共河南省委周刊《风雨》，并组织抗战讲习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开封沦陷后，范文澜与河南大学师生转战到鸡公山、桐柏山，并主讲《游击战争》等课程，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成为闻名的“游击战术专家”。1939年，范文澜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接受组织安排到延安工作。　
    撰写马克思主义史学名著　　
    在延安工作期间，范文澜在与毛泽东、吴玉章等领导同志的交往中，认真研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重要著作，逐步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他潜心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工作，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两部重要论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
    《中国通史简编》是为适应延安干部历史教育而编写的教材。该书的显著特征在于：一是将劳动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人，注意反映他们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状况，以区别于传统的帝王将相的历史；二是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历史阶段，并将封建社会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三是注重阶级斗争，着重写统治阶级腐化残暴的统治以及农民起义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四是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资料、古代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等的知识。《中国通史简编》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历史有了自己的发言权。同时，该书夹叙夹议、口语体的新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赞赏。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科学化道路上的进一步发展，范文澜又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从远古到隋唐五代，共4部分相继出版。修订本内容更加充实和丰满，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融为一体，科学性更强，对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也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多次再版，发行量达数百万册，可谓20世纪中国史学的皇皇巨著。
    《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是范文澜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另一本重要史学著作，于1947年2月在延安出版。该书在理论上贯穿了反帝反封建这一重要的历史主题，按照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划分中国近代革命的发展阶段，对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了生动翔实的论述。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是该书论述的重要内容。作者对在反帝反封建运动中的重要历史人物予以热情的歌颂，而对琦善、曾国藩、慈禧等人则作出了严正的批评。另外，《中国近代史》对于农民阶级、戊戌变法运动中的代表人物的历史局限性也予以分析和论述。
    范文澜在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工作期间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不断对《中国近代史》进行修改和完善。这部著作尽管只写到了义和团运动，但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近代史学科的创立过程中，却有着奠定基本格局和前驱先路的重大贡献，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长达数十年之久。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风范　　
    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灵活运用、潜心治学、严谨求实的学风，以及不计较个人名利的品格，仍值得当代人发扬光大。
    范文澜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神似，要学习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套用现成的结论，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注意探究中国历史的特点。范文澜对“西周封建论”的进一步论说、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以及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看法、关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重要观点，以及明确反对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分期标准的态度和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无一不体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活运用和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的显著风格。
    范文澜一生潜心治学，并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为治学格言。在延安的土窑洞里，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勤奋著述，使他一只眼睛几近失明。在晚年，他用20多年的时间，不断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修改和完善，每天都潜心读书和写作。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史学界的空疏学风和“左倾”思潮，范文澜呼吁树立严谨求实的学风，主张全面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活动。
    范文澜一生淡泊名利。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的他，谢绝了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邀请，只担任近代史所所长的职务。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他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大力推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和《近代经济史资料丛书》等大型著作的编撰工作，为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去世前，他将百万余字的史学论著所得稿费全部捐给国库。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