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士方先生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自此，爱好摄影的他在京华遍谒名师，用手中一架简陋的海鸥4B相机（偶尔也用过苏联老相机），为那些刚刚熬过“文革”磨难的学界精英们留住了特定时代的影像。最近，邹先生将这些三十多年前的作品整理成册。哲人虽逝，而风神宛在。
该书即将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本辑《老照片》从中选取了若干篇章先期刊出，以飨读者。
——编 者
神完气足：三松堂内冯友兰
我第一次拜望冯友兰先生是同北大77级同班同学一起去的，那是由我们的小组长杨利川同学安排的。我与杨利川住同一宿舍，关系很好。我知道哲学大师冯友兰是我们哲学系的教授，但我们1978年入学时，他已不上讲堂，无缘相见。1980年春天，有一天我同杨利川谈起这个遗憾，杨十分热情地说，我可以帮你安排见见冯先生。我喜出望外。5月的一天下午，在杨利川的安排下，我们小组一共八个同学到燕南园拜望了冯友兰先生。
走进小院，就见到几棵碗口粗的松树。后来知道因为这松树，冯先生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三松堂。院子不大，安静而整洁。一座联体小屋现于眼前，屋多窗。
杨利川敲了屋门，冯友兰先生的女儿、作家宗璞出来开门。她戴着一副眼镜，十分儒雅。说不上热情，但礼貌周到。她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弦上的梦》我早已读过，因此对她有一些亲切感。
她把我们让进客厅。客厅是木板地，家具古色古香，多宝阁里摆放着一些年代久远的瓷器工艺品，还挂着一只精致的小葫芦。几个沙发平添了现代气氛。
不一会儿，宗璞陪着父亲来到客厅。冯友兰先生笑容满面，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他身穿一套合体的布衣，整洁、干净、利落。头发花白，面色红润，神完气足。那时他还没有留胡须，所以没有仙风道骨的感觉。
他与我们聊北大的历史，讲述北大的一些往事，他拿出一张他与老师、同学们的合影给我们看。照片都发黄了。他说他是北大哲学系的第一届毕业生，梁漱溟先生则是他的老师。我当时拿了同学一架苏联的135老相机，不失时机地按下快门。由于室内光线较暗，又没有闪光灯和三角架，所以我用了大光圈（4.5）慢速度（1/15秒）抓拍。冯先生与同学们一起看照片的几张曝光不足，画面也有点虚。冯先生个人的几张只有一张令人满意，那是他左手抚肩、右手抚沙发，爽朗大笑的瞬间。人物表情、动作自然传神，场景氛围十分贴切。这是我为冯友兰先生拍的第一张成功的照片，可能也是所有冯先生照片中最生动的一张。因为我看过他许多照片，还没有这样生动的生活照。这也是我生平第一张人像作品。
在没有任何支撑点的情况下，完全手持相机，居然没有颤动，看来我的技术还算过硬。
访谈结束后，冯先生和宗璞送我们到屋外，宗璞为我们八个同学与冯先生拍了一张合影，冯先生身板挺直，还是那么笑容可掬。
后来我把这张照片给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看，他做了这样的评语：“这幅作品拍出了整天在抽象思维中生活的严肃的哲学家的慈爱风趣的一面。完全用室内自然光拍摄，十分不易，背景处理也符合人物身份。”
1981年10月我手持自己购买的《宗璞小说散文选》（北京出版社出版）到冯寓，请宗璞为此书题款签名。以后我同她通过几封信。宗璞的字很有骨力。
那年12月我们毕业前夕，我托杨利川请冯先生为我写了一个条幅，写的是清诗一首，挺拔有力，神完气足。
那诗句是：“莫道萤光小，犹怀照夜心。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这是著名的“文字狱”诗，它给清雍正时期的徐骏带来杀身之祸。翰林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音bì）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于是挑剔说，这“清风”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也送掉了。
这条幅可惜现在已不在我手。冯先生在这之后还为我写过几幅字，但都没有这幅好。因为他后来视力越来越差。
1986年我在三松堂书斋拜望冯先生，他在我的册页上书句，我拍照。背景是他所书自撰联：“何止于米相期以茶，心怀四化意寄三松。”他表情专注，大笔纵横，现场气氛十分凝重。
198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我为冯先生拍照，他已显衰老，精气神也大不如从前。衣服显得邋遢，双目已无神采，但内在的精神之火仍没有熄灭，还在熊熊燃烧。
我只知道杨利川父亲在中央党校工作，但不知他家与冯家是什么关系，似乎很亲密。直至今日，我也没有问过杨利川。
图1 爽朗大笑的冯友兰 邹士方摄（1980年5月）
图2 冯友兰在北大燕南园三松堂 邹士方摄（1986年）
图3 冯友兰大师在寓中 邹士方摄（1980年代末）
温馨如昨：阳光中的朱光潜
1980年9月，我与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孟晓苏同学到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燕南园的住处为他拍照。
朱先生的家是两层小楼，木质地板。写作读书他都在二楼，会客吃饭时才下来。小楼显得很精致，由于周围多种树木花卉，一楼光线总是不足，不过，倒是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初次到访的人往往惴惴不安。但去的次数多了，反而会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那天朱先生为了拍照，特意穿上他出席会议才穿的呢子制服，并手持了烟斗。在我们的安排下，他坐在树木花丛中的藤椅上。我们采用了侧逆光，我用海鸥4B相机拍摄，孟晓苏打了一个反光板。拍了一张正面的，一张侧面的。冲洗出来，还是侧面的好。
侧面的这张照片，朱先生坐在光彩照人的花丛中，右手握烟斗，左手微微下垂在藤椅扶手上。他穆然而思，邈然远望，一头银发在斑驳的阳光中闪亮，他似乎看到了花木青葱，春蚕吐丝……他感到暖意醉人，清癯的面庞上露出会心的微笑。如果烟斗里再冒出缕缕青烟，这张照片就更理想了。
朱先生对这张照片非常满意，他让我放大多幅寄给他安徽老家的亲友。他对这张照片有如是评说：“这一幅由于采用了逆光而突出了主体人物，给人一种雕塑感，人物神态安详，不显衰老。背景处理也好，那株树干给主体人物一种支持力，后面的树叶和花朵的虚幻亮点十分美妙。”
周有光夫人、著名昆曲家张允和也十分欣赏这张照片，她在文中写道：“一幅是《思》，朱光潜坐在花前的藤椅上，右手握着烟斗，眼睛凝视着天空远处，老人家在思考什么呢？”
这张命名为《思——朱光潜在寓前》的作品，当时即在北大校园摄影橱窗展出过，并在当年12月参加了首都大学生摄影艺术展览。后被《中国画报》刊载，用了一个整版。
1978年至1982年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最快乐的事儿，莫过于每天傍晚陪同朱先生在校园散步，边走边聆听他的教诲，同他讨论一些问题。朱先生思想很活跃，你根本想不到他对世间任何事情都很关心，我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泛，并不限于学术。
朱先生散步到未名湖畔，往往在水边长椅上休息一下，这时他就要抽上一斗烟。缕缕青烟伴着他宁静的思绪慢慢在空中飘散，融入阳光水色中。我拿出相机拍下这动人的一幕。于是有了这张命名为《烟——朱光潜在北大未名湖畔》的作品，时在1981年。
1984年夏朱先生患脑血栓以后，医生即强迫他戒掉烟酒，更使他不能忍受的是他不得不告别了自己大半生相依为命的读书和写作生涯。
那以后，朱先生只能在房间中枯坐，天气好时由女儿或外孙陪伴在院中晒太阳。那时我虽已离开北京大学，为了排解先生的烦闷，时常抽空去他那里聊天。
大约是1985年冬天我去燕南园看他，他正由外孙陪同在房前晒太阳，外孙还捧着一本书为他朗读。我为他拍了几张照片。其中的一张，朱老在暖暖的阳光下，笑得十分灿烂。天真得像一个孩童。
那天，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研究员朱虹（朱老的学生）也来看朱老，我为他们拍了合影。
图4 思——朱光潜在寓前 邹士方摄（1980年9月）
图5 冬日阳光里的朱光潜 邹士方摄（1983年）
图6 烟——朱光潜在北大未名湖畔 邹士方摄（1981年）
安详“佛头宗”：冬日里的宗白华
我为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拍过许多照片，春夏秋冬各个季节的都有。但只有我在冬天为他拍的那些照片比较成功，他满意，我也满意。
1981春节，我为宗老拍过一张他与案上朝夕相处的石雕佛头的照片，他微笑着，一头银发，心凝神释；佛头低眉瞑目，秀美慈祥。
这是用国产海鸥4B相机拍的，完全用室内自然光，没有加闪光灯，胶卷却是保定处理胶卷。
宗老在北大朗润园的公寓，因是一层，单元套房大门虽在楼道里，但书房兼客厅却有门通外面，出入十分方便。夏天此门常开（只有一扇纱门虚掩）。推门入室，即见宗老。宗老白天基本在此休息，或阅读书报或接待来访者。此室南面有窗，光线甚好，适于拍照。
记得宗老曾对我讲过，这尊隋唐的佛头是抗战前从南京夫子庙古董店里偶然买到的，他十分喜爱。他曾对学生说：“我回家只要一看到它，就什么烦恼都消散了。”抗战时他仓促赴渝，行前别的东西顾不上，但没有忘记把佛头埋在院子里的小枣树下。在渝期间，谈话中常常提及，惘然若失，十分惦念。胜利回宁，他家中的一切荡然无存，只有佛头犹在，他感到由衷的喜悦，逢人便讲。为此他在南京文化界得了个“佛头宗”的雅号。这件事很可以说明他那美学家的出神入化的艺术情思。著名女作家方令孺曾在她的一篇散文中专门提到此事。
这张照片宗老十分满意，欣然在照片上题字。
1981年12月5日，我陪宗老在校园内散步，在未名湖畔和图书馆前为他拍了不少照片，最满意的是他在未名湖畔诗碑前的一张。诗碑原是圆明园的遗物，一代美学大师在它的前面留影，意义不同寻常。弯曲如画的树影投落在诗碑上，使得整个画面生动活泼起来。美学老人安详地携杖前瞻于树干投影处，美妙无比。
周有光夫人、著名昆曲家张允和十分欣赏这张照片，她在文中写道：“另一幅是《宗白华在北大未名湖畔》，穿着棉衣，戴着围巾，携了手杖，踏着杈丫的树枝投影，向前方走去，表现出老人家不畏风寒，永不退缩的治学精神。”
以上两张照片，近年来被不少出版社出版的宗白华文集刊载，但无一例外的是，都不同作者打招呼，不署名，不付酬。
宗老喜欢照相，每次照完都让我给他看小样。看完小样，大都选择几张他满意的让我给他放大，放大照片他都预先付款。朱光潜先生则不是。照完不闻不问，我有时放大几张给他，他也从不付款。两位美学大师两种性格。
图7 宗白华在邹士方为他拍摄的“佛头宗”照片上题字（1981年春节）
图8 宗白华在未名湖畔诗碑前 邹士方摄（1981年12月5日）
淡定背后的不平：风云罗章龙
罗章龙是毛泽东青年时的朋友。
毛泽东后来把罗章龙这位老友，评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第四次路线斗争的代表人物：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罗章龙幽默地解释道：陈独秀有个“独”字，故排在第一；瞿秋白的姓氏有双“目”，故排第二；李立三有个“三”字，当然排第三；至于我罗章龙，因为“罗”字头上有个“四”，因此排行老四。
罗章龙一生可圈可点处甚多，一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国工运史绝对绕不过他。
他作为早期革命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做过许多重要工作。他与毛泽东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他参加五四运动、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领导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和开滦五矿工人罢工，尤其是他参与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并领导了“二七”大罢工。
1930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确立了王明的中共中央领导地位。为反对危害中国革命的米夫、王明篡权，三十余名中共中央委员发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罗章龙被选为书记。“非委”发表了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合法性的声明：“告全党同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罗章龙等因此被开除出中共。“非委”大部分成员被出卖给国民党而遭到捕杀，或被锄奸队杀害。罗章龙辗转逃生。
我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与罗章龙先生有过交往。他那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是一级教授。虽已九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待人接物不卑不亢。在他那淡定的背后，我总是能隐约感觉到一种不平之气。他总是喜欢怀旧，而在这种怀旧中他总是以毛泽东为参照物，似乎只有以毛泽东为参照物才能衬托出自己的历史价值。他与毛泽东曾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历史和命运却与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一次偶然事件把他抛出共产党的高层，使他远离政治，成为教授学者。历史误解他，毛泽东误解他，世人误解他，虽然他终被平反。历史还原了真相：他是因反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而被开除出党的，他才是“二七”大罢工的真正领导人……但来得太迟了！
1987年我在宾馆为罗先生拍过一张照片，他身板挺直，双手在腿前交叉，嘴角微微下垂，表情十分复杂。淡定中透露着凛凛不平，历史的风云似在眼前涌动。
图9 罗章龙在宾馆 邹士方摄（1987年）
中西合璧自翩翩：绅士罗大冈
罗大冈先生是著名的法国文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后调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北京大学上学时，罗先生住在北大燕东园。1981年9月17日，我的同学、西语系法语专业的李翰华（现为法籍华人名作家，笔名亚丁）邀我去看望罗先生。当时李译了一本法国作家纳丹•德•圣比埃著的《保尔和薇吉妮》，由朱光潜先生题签，罗大冈先生作序。罗先生把这本书赠我，并写了“请邹士方同志指教拙序”几个字。那天我为他拍了张照片。我们三人也合了一张影。
罗先生曾长期在法国侨居，有着欧洲绅士的风度，彬彬有礼，温润和善。但他平日不穿西服，大都穿中式布衣，给人一种中国士大夫的感觉。我在他家里为他拍的这张照片确有些中国古典文人的味道，罗先生身形后仰，与书相伴，沉静恬淡。
模糊的书衬托出人物的实在，虚实相生。
我拍的另一张他在宾馆休息的照片，似乎更有绅士风度。他脱去中式布衣，内穿毛衣，头部前倾，双手在腿上微微撑起，一只手里还攥着一块毛巾，目光深邃，表情丰富，微露笑意。
罗先生是罗曼•罗兰的研究专家。1985年6月他将再版的著作《论罗曼•罗兰》（修订本）寄赠于我。
1987年4月7日，罗先生将罗曼•罗兰的两段话题赠我：“世界是由埋头苦干的‘笨人’创造的；而不是由投机取巧的‘聪明人’创造的。”“即使是爱也要自由的。奴隶对奴隶主的爱是一文不值的。”
图10 罗大冈在寓中 邹士方摄（1981年9月17日）
图11 罗大冈在宾馆 邹士方摄（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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