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学“不随术变”坚持启蒙主义立场
我跟朱先生自1985年认识，至今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对朱先生的评价，有一点是最基础的：朱先生是周予同先生的学生，从周予同先生的思路可以看出，他那一代人是继承了“五四”启蒙的立场的。所以从周予同先生开始，他就把经学转变为经学史来研究，不再把经学当作信仰的宗教、或者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更不是一个指导一切学术的“学术之学术”。这从朱维铮先生历年来给周予同先生整理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就能看出来：从周予同先生那时起，经学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当经学时代结束的时候，经学史就开始了。因此，经学让位给史学本来就是民国初到1920、1930年代非常主要的学术趋向，这也是周予同先生的学术取向。这个主要趋向跟我们所说的启蒙中的“祛魅”有很大关系，它排除了类似于神学、意识形态或者说至高无上的神圣信仰的东西。
朱先生是周予同先生的学生，他一直坚持的也是这样一种带有启蒙主义立场的做法。所以，他一再声明，他不是“经学家”，而是“经学史家”。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这种想法贯穿了他整个的学术研究，包括他先后出版的《走出中世纪》和《走出中世纪二集》两本著作。其实，“走出中世纪”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启蒙主义的立场--走出神学的笼罩。朱先生的这个立场始终没有变，这是很可贵的。
朱先生有一个很著名的论述：经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学随术变”的，也就是说，学问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立场，而是根据政治形势、统治术的变化在不断地变化、适应。朱先生对此非常反感，所以他讲经学史，一定会强调这个“学随术变”。可是反过来，朱先生的“学”是“不随术变”的。他始终坚持启蒙主义立场，一直到他的晚年，比方说从他给FT中文网写的小文章，也可以看出。正是因为他的立场清晰，不容易改变，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很斩钉截铁的文风。我们很多人写文章之所以绕过来、绕过去，纠缠不清，就是因为立场不清晰，所以逻辑也不能贯穿到底。朱先生的文风很锋利、很简洁，跟他的立场清晰是有很大关系的。也许很多人会说，朱先生很爱批评人、很爱骂人，但他一贯的立场就是嫉恶如仇，那就是因为他立场太强。也许有些人会说，立场太强是不是不好？可是我想，在现在这个时代，难得有人立场清晰，反而是暧昧的人太多。
我想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可能很多人在现在这种学术环境下，会注重一个人有多少大部头的著作。可是朱先生的主要成就并不在著作。我觉得，朱先生的成就、他所留给后人的，并不比著作要差。现在有大部头著作的人多得很，可是朱先生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是我们现在人很少去做的，就是他作为学术的组织者和资料的整理者的工作。我跟朱先生交往二三十年，我觉得他更大的贡献可能在这里。
以我本人而言，我1986年出版的《禅宗与中国文化》是朱先生编的。我那时候只是硕士研究生刚毕业，朱先生就把它编到《中国文化史丛书》里，而且他要我第二年再交一本《道教与中国文化》。这两本书在19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有一定影响，那是跟朱先生有很大关系的。朱先生帮助周谷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1980年代的“文化热”。“文化热”在当时有好几种力量和不同的取向，我想朱维铮先生和庞朴先生担任常务编委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应该是其中很重要的一股。比如，影响更大的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也是在那套丛书里。朱先生编丛书、推动文化史研究，都与1980年代的“文化热”有很大关系。我们现在回顾会发现，其实1980年代很可能是我们这30年学术最有生气--不能说最精深,但是最有生气的年代。那时候大家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有一个明确的取向，有一个走出中世纪、或者启蒙主义的想法。朱先生在这里面起的作用非常大。
朱先生后来做的很多事情都和这个类似。比如，他后来主编的、由钱锺书担任名誉主编的那套《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也是一套与近代思想文化有很大关联的著作。其他的，比如《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是梁启超影响最大的著作，现在很多人还是用朱先生编的书。另外还有《利玛窦中文著译集》，还有对徐光启、马相伯等著述的整理，都是朱先生做的工作。
很多人可能著作很多，可是那些著作过两年就过掉了，而朱先生的东西是会留下来的。他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将来会在学术史上被反复提及，他整理的那些资料集会被很多学术研究者反复使用。所以，讨论朱先生的学术成就，这个方面应该强调。我一直注意到，朱先生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做那种人家看起来的“苦工”，尽管我们都知道朱先生是一个性格很活跃、也有很多业余爱好的人。有着这种性格的人，在学术上选择这样一条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现在的学术界已经没有人肯做这种基础的、艰苦的工作了。
我要讲的第三点是，朱先生是一个非常有现实关怀的人。在很多学生的口碑里，朱先生上课要骂人。朱先生的现实关怀很强，而我始终觉得，一个学者的现实关怀是必然要有的，如果没有的话，他在选择题目和进行论述的时候，可能没有那股“气”，也没有那种感情。我们讲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才会影响很多人；朱先生也是这样。可是我们也要强调另外一点：朱先生尽管政治感和现实意识非常强，但是他的学术论著还是与他的感情、关怀适当分开的。这种分开并不减弱他学术著作现实关怀的力度，只是有些东西不会直接混成一团。他的《维新旧梦录》、《壶里春秋》、《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其实都有很多现实关怀。他之所以选择近现代史、现代史，即晚清民国这一段历史，可能与他的现实关怀有关。朱先生最早跟随陈守实先生，做的是北周研究。我能够理解，讨论和我们今天生活相近的东西，他对现实的关怀和感情才能够进去。
朱先生的性格可能会给人留下很深印象，但我觉得，我们不必过度强调他做人特殊的那一面。做人特殊是很容易的，一个人要哗众取宠、显示出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很容易；问题是，那与众不同的东西背后得有一个坚实的学术在支持，否则，疯话谁都会说。朱先生难得的一点正是，他始终在学术立场上做事，通过学术关怀社会，通过学术论著表达他的见解。
朱先生的离去令人惋惜。我1985年就到复旦来上过课，从那时候开始就和章培恒、朱维铮两位先生关系最近。他们两位都是特立独行的人，在我看来，两位先生都是容易说真话、比较有愤懑不平之气的学者。我到复旦来，已经有五六年时间，如今，这两位师长一样的最好朋友已经先后故去，让我觉得很悲凉。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姚大力：贯通于周秦、晚清之间
在悼念朱维铮先生的这些日子里,我不止一次想到他为自己最后一本书《重读近代史》所写的序。大约一年前，他在病中与我闲聊时曾说起，那篇序文是在住院接受手术治疗的前一夜写成的。当时全书已经完稿，只待写出序言即可付印。出版社想赶书展，急得团团转，又不敢催得太猛。所以他决定在入院前的最后一刻把它赶出来。从晚上九十点钟铺纸陈笔，他彻夜工作到次日早上七点多。讲到这里，他的夫人王医生在一旁插话说：“早上我走进这间书房，满屋子烟雾缭绕，全是香烟味。”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篇序文竟会成为朱先生的绝笔！它娓娓追述数十年来作者的学术关注领域几次转移的缘由和过程，口气平和，却如同他一贯的风格，言说里充满思想的张力。序言不足两千字，以朱先生的功力，依然要熬一整个夜晚才得以成篇。可见只要胸中存有一种敬畏，学问无论如何是不可以急就的。2010年7月走进病房前的最后一次通宵伏案，成为他一生勤读的最生动感人的写照。
朱先生治学的最大特点，是兼通先秦经典和清学。就研究中国文化史、经学史而言，此点的重要性似还不能只从一般所谓“叩两端而竭焉”的意义加以理解。在大部分编成于春秋战国这个所谓“轴心时代”的先秦典籍之中，蕴藏着其后两千多年内汉文明发育、成长的核心的精神与价值资源。先秦经典博大精深，对于已经远离自幼年起便“记诵经传、句读文义”的传统教育方式的现代人们，本来就已是哪怕用一辈子也难以充分把握的对象。与此同时，要想真正透彻地读懂先秦经典，又无法绕过清学，绕过清儒、尤其是乾嘉汉学家们对中国传统文献所从事的篇幅庞大、功夫精湛而几乎无所不包蕴的清理、考订和辨析工作。两端中缺少任何一端，必会极大地影响对另一端的准确认识。兼通两端，表面看来好像是一个过于吃力、不易达成的目标，其实反倒有点像是一条下决心肯花死功夫的人可能走得通的捷径。朱先生以他的毕生心血所昭示我们的，正是这样一条艰辛的捷径。他力图把清代经学中那些不容易使人理解的主张或说法、尤其是出自同一人物的那些前后变易不定的说法，放置在当日政争与政局的特定背景中去加以分辨和定位。由此也不难明白，他在解析晚清民初的政治与社会时所透露出来的如炬眼光，正是遵循这一路径在求索历史实相的长时期独立思考中练就的。
他一直强调自己从事的是经学史研究，而不是在简单地接续经学这门早已过时的学问。他又把中国经学史当作“中世纪统治学术史”来加以考察。对于这一点，现在有很多人不太同意。我以为，“中世纪统治学术史”毫无疑问是经学史的诸重要面相之一，尽管不是它的全部。在历史上，高扬崇高的道德理想、忠臣孝子的经学，难道不是又同时在竭力襄赞那样一种政治制度，它以合法但不正当的暴力无情地虐杀献身于那道德理想的忠臣孝子吗？朱先生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聚焦于经学史的上述特定面相，不仅不是多余、过分的，而且作为清理与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在。
所谓清理与激活，讲得俗套一点，也就是批判地继承。延续于经学传统里的儒家文化、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汉文明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一种特定思维路径。它渗透在该文明成员们思想意识的极深层面。其实你无法连根拔除它，只有通过批判性的扬弃，使它适合于崭新的历史环境，同时为接纳它自身所不能生成或转换出来的那些外来有用的现代因素创造健康和良性的榫接基础。面对人类深陷其中的种种现代困境，儒家文化资源拥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比如面对着个体主义和民族主义过度扩张地强调一己之私和一国利益的极端主张与狭隘立场，儒家把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看作是由一连串同心圆构成的既互相分别、又互相包融的一系列共同体的基本见解，显然是一剂解蔽救偏的良方。但另一方面，恰恰就在上述同心圆的言说里，儒家把支配国家治理的原则看作是家庭治理原则的简单扩展或延伸，这种立场显然也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在有关国家治理的政治框架和制度安排方面，儒家学说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一脉贫矿。连它竭力维持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本身，事实上也不是它自己的发明。看看清末的那些深谙国学的政治改革家，或则对儒家政治学说持批评态度；或则至多只认定儒家的价值主要在其“内圣的全部”，至于外王之说，仅“一小部分”才有超越时代的意义；或则欲援引经学为改革张本而终陷于“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甚至象熊十力这样新儒学阵营内的支柱，也曾认为孔子的外王之学自秦汉后已“根本毁绝”，主张取中国文化之“偶然性质”、弃其“主要性质”，并与西方文化的“主要性质”相融合，从而推动它“自一类入另一类”的转换。时至今日，当我们有点太晚地想到要赶快开发儒学的现代意义时，依然不能忘记儒家传统的固有局限性和它的消极面。朱先生强调经学在传统中国所担负的官方意识形态、或者说统治学术的功能，不论从学术上还是从现实意义上看，都是极有价值的。
辛亥革命前后的数十年，是大师辈出的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代。虽然比朱先生再晚一辈的后生们，其中有些人作为大师级的业师们最后的弟子，也多少还与个别大师有那么几年的接触，但总的说来，朱先生这一辈，可以说是有幸长期目睹学术大师们风采的最后一代。朱先生一代人的逐渐故去，意味着学术大师们最后的风采正在无可挽回地离我们远去。如果借用孔子把春秋将近250年历史由近到远划分为所见、所闻和所传闻三个阶段的说法，那么朱先生这一代，尚能广泛接触第一流的学术大师群体，亲受他们耳提面命的熏育，他们还处在“所见”的末端。到我们这一代，就只能靠聆听这些“所见”者们的讲述，藉“所闻”来遥想大师们当年的英姿了。也许已意识到自己作为最后的“所见”者应该承当的特殊义务，晚年的朱先生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策划、指导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专题电视文献纪录片《大师》的创作和摄制工作中。这是他遗留给我们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我说朱先生属于见证过大师时代的最末一代人，而没有将大师这顶高帽子硬罩在他本人头上，这样说绝无任何贬低他或对他不敬的意思。他的学术盛年期从1950年代一直延续到他离开人世之时。这期间他经历的，先是根本不需要大师、就连此前早已奠定了大师地位的人也大都被搞得灰头土脸的时代，后来则是在文化重创之后时断时续地重聚元气的时代。很正常，这样的时代不会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大师。如果有，那也只能是“山寨版”一类的。
我们正在缓慢地接近中国文化的复兴时代，接近为中国文明的复兴所必须的一个新的飙发出学术原创力的时代。为了实现这一期待，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心地努力地工作，尽快培育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学术生态，使新一代的大师能从我们的后辈、更可能是后辈的后辈中间产生出来。这是我们肩负的重大责任。我想这也是已逝去的朱先生所冀望于我们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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