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澄学术自传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1:11:34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情系拉美研究 我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拉美研究和与拉美交往中度过的，可以说，是情系拉美研究一辈子。 在北大“代培” 屈指算来，50年前，我就算是拉美所的人了。1961年7月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拉丁美洲研究所成立时，我与苏振兴等学长还在北京大学学习西班牙语，但当时我们已是“学部”在北大定向委托培养的学生，即“代培生”。拉美所成立时，我们被告知，我们将来要到拉美所工作。在北大学习期间，我曾去过几次拉美所，见到时任拉美所副所长的王箴西和王康。两位所长都很平易近人，尽管他们资格都很老，但待人很和气，一点架子也没有。他们十分关心我们在北大学习的情况，勉励我们要刻苦学习，掌握好西班牙语这门工具，为将来研究拉美打下扎实基础。 留学古巴 1964年1月，我由科学院学部派遣，在哈瓦那大学文学和历史学院进修，对此我感到很幸运，下决心要在古巴好好学习，以便回国后能在拉美所顺利从事对古巴和拉美问题的研究。同年10月，拉美所副所长王箴西作为中古友好代表团的成员到古巴访问，得知他访古的消息，我很高兴前往“自由哈瓦那”饭店去看望他。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自由哈瓦那”饭店离我上学的哈瓦那大学很近，我陪同他一起到哈大参观，我们还一起照了几张像，至今我还保留着这些照片。王箴西所长告诉我，拉美所和西亚非所等所一起已于同年9月正式脱离科学院学部，直接归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了。 在古巴进修的3年，正是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期，当时，古巴人民在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革命和建设的热情都十分高涨。我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与古巴大学生一起，除在学习上相互切磋外，还手持步枪、站岗放哨；手持砍刀，3次去农村砍甘蔗；下过兵营，挖过战壕；乘上火车，周游古巴全国各省；我作为翻译，参加了1966年年初在哈瓦那举行的亚非拉三大洲会议；在革命广场或在哈瓦那大学，无数次聆听过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古巴革命领导人激动人心的演讲。青年时代于古巴的种种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终身难忘。 我充分利用了在古巴留学的三年时间。第一年，我重点选修西班牙历史、西班牙文学和西班牙语语法、正字法；第二年，重点选修古巴历史、古巴文学、古巴对外政策；第三年，重点选修拉美文学、拉美历史和拉美的殖民主义与不发达等课。除课堂学习外，我还利用到古巴农村砍甘蔗的时机，写了有关古巴农村土地改革和古巴小农的调研报告，受到使馆和我国高等教育部的好评。 我在哈瓦那大学上学时的老师和同学，有的后来成为古巴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教我们拉美历史的老师就是现任的古巴全国人大主席、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拉尔孔，2003年我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访古时有幸会见他，2008年他访华期间在北大作报告时，我又见到他。当时我和中国留古学生就读时的文学历史学院院长雷塔马尔现在是古巴国务委员、“美洲之家”主席，1992年和1995年我两次到古巴参加马蒂国际研讨会时，有幸见到他。他在1995年研讨会讲话时，还特地高兴地向与会的各国代表介绍我和毛金里编译的中文版《何塞•马蒂诗文选》。 正式到拉美所工作 1967年2月，我从古巴回国，当时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几个月，我随归国留学生参加了2个多月的运动后，就到拉美所报到，正式成为拉美所的一员。我被分配在拉美所编译室工作。但我的屁股还没有坐稳，拉美所的业务工作与其他研究所一样，由于“文革”而停止了。所里贴满了大字报，王箴西和王康两位所长成为所里造反派批斗的对象。 不久，我被借到中联部业务局，陪同西班牙共产党（马列）一代表团，一借好几个月。送走代表团回所后不久，所里两派已经联合，军管小组驻所代表让我与另外一位同志去外地搞“外调”，以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我们去了大西北和西南，一去两三个月。12月初回北京后，军管小组代表根据上级指示，代表组织，又让我随分配到中联部的大学生和留学生一起去广东汕头牛田洋0490部队农场去锻炼。 牛田洋部队农场锻炼 我二话没说，几天后，我告别了所里的领导和同事，告别了家人，先后乘火车和长途汽车到达牛田洋0490部队农场，与我在同一连的有后来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等。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围海造田和种水稻。1969年7月28日，我们经受了强台风（风力强达18级）的严峻考验。我们这批来自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和进修生共136人，牺牲了25人。我所在的学生一连牺牲了两名学生战士。台风洗劫了我们带到农场的所有财物。后来，部队发给我们每人两套军装、一条被子和一条褥子及其他一些日用品。我去部队农场不久，1969年春，中联部军管小组奉上级指示，宣布解散包括拉美所在内的4个研究所，研究所的干部大部分下放到中联部在黑龙江肇源国营农场办的“五七”干校。1970年1月，奉上级指示，原拉美所的干部又随中联部干校的“五七”战士一起迁移到中联部河南沈丘“五七”干校。 河南沈丘“五七”干校 我在牛田洋一直锻炼到1970年5月19日，当天，部队有关领导指定让我带领10多名在牛田洋部队农场结束锻炼的中联部干部赶赴中联部河南沈丘“五七”干校。第二天，我们先后乘火车和大卡车抵达沈丘，在干校校部，我们受到了热烈欢迎。被分到了原拉美所干部所在的、插队在大于庄的干校“六连”，又高兴地与拉美所的同志一起“战天斗地”和“练红心”。我在干校劳动了半年多时间，先后搬运过木材、当过泥瓦匠等。 在中联部工作 1970年年底我被借调到中联部政工组参加“一打三反”运动的工作，我的具体工作是与其他几位同志一起负责中联部清仓查账的工作。70年代初，由于当时拉美所尚未恢复，原拉美所的一些干部有的自谋出路，自找工作；有的被陆续调回中联部各部门工作。 在“一打三反”运动将要结束时，我被正式调到中联部“四局”（即后来的拉美局）工作。我在“四局”工作时间不长，主管过哥伦比亚，期间曾跟蒋光化同志（当时是调研员，后任中联部副部长和中国拉美学会会长）陪同智利革命共产党代表团到韶山、井冈山等地访问。1971年年底，组织上通知我，部里根据工作需要，将把我作为中联部第一批派往驻外使馆的人员之一，派往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 在阿尔巴尼亚4年 当时阿尔巴尼亚被认为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中阿关系十分密切。而我从来没有学过阿尔巴尼亚文，出国前，我十分担心，去阿尔巴尼亚后，我如何开展工作？1972年3月春节刚过，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北京，经莫斯科、布达佩斯，飞抵地拉那。我在中国驻阿使馆工作了4年零4个月。时任中国驻阿大使的刘振华（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对我十分关心。由于我经常接触来自世界各国的左派外宾，出于工作需要，我在阿尔巴尼亚学习了阿尔巴尼亚语，后基本上能用阿语进行日常会话和粗读阿尔巴尼亚的报纸。我还随使馆的同志学习了一点英语和法语。我注意观察阿对华关系和阿劳动党与左派党，特别是拉美左派党关系的动向，以及左派党朋友反映的阿党和政府的一些内部新情况，特别是阿劳动党开始反华的动向，写了一些调研报告，受到上级的好评。1976年7月下旬，我任期已满，奉命调回国内工作。 投入拉美所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回国后不久，正遇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地震后，一天，我正与家人在抗震棚里准备午餐，老所长王康来看我，他告诉我，根据中央的决定，拉美所即将正式恢复，薛端同志被任命为拉美所筹备小组组长，他本人和赵勇增同志为副组长，我被任命为筹备小组成员之一。他希望我安排好家里的事情后，尽快到所里上班。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筹备，1977年4月6日，中联部领导正式批文同意恢复拉美所，并任命薛端同志为恢复后的拉美所所长，王康、赵勇增为副所长。不久，王康被调到国家科委工作，由沙丁继任副所长，主管业务。拉美所恢复后，我和李芸生负责南美组。不久，苏振兴同志从阿根廷回国，南美组一分为二，我任南美一组（安第斯国家）组长，苏振兴任南美二组（南端国家）组长，后来，组改为室。 根据中联部的指示，在部里工作的原拉美所人员原则上都应回拉美所工作，因此约有四五十名原拉美所的干部回所工作，但也有10多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回所工作。为弥补人员不足，所里又陆续从外单位调入一些干部，此外，还进了一些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 恢复所后不久，我和全所研究人员投入了编写《拉丁美洲手册》和《拉丁美洲各国政党》两本书的工作。与此同时，所里恢复编辑出版《拉美情况》和《拉美资料》两种内部刊物。1979年11月，经上级批准，所里创办《拉丁美洲丛刊》（后改名《拉丁美洲研究》），从此，拉美所有了自己的公开刊物。我在头几期上发表了《安第斯条约组织的发展趋势》《拉丁美洲的人口问题》等文章。 1977年8月-1978年2月，根据组织的安排，我第三次下放劳动，这一次是在中联部河北廊坊市固安县“五七”干校。1978年2月，我从干校回所，重新投入研究工作。1978年起，所里开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自80年代起，我和所里的研究人员也开始给研究生授课。 1979年4月24日-6月7日，经所里推荐，我作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团员（当时中联部拉美所尚未公开）到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三国访问，团长是对外友协副会长侯桐。这是我第一次访问这三个拉美国家。我们访问哥伦比亚时，哥伦比亚尚未同中国建交，5月14日，哥伦比亚总统图尔瓦伊在总统府接见我们代表团时说，中哥建交不会是遥远的事，他希望中国进口更多的哥伦比亚咖啡。令人高兴的是，在我们回国半年后，1980年年初，中国与哥伦比亚正式建交。 1980年10月初-12月底，所党组织决定派我去北京市党校学习3个月。这3个月的党校学习，我受益匪浅，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新形势下党的任务加深了认识。 拉美所回归社科院 1980年，根据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意见，中联部和社科院一起给中央打报告，为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拟将中联部所属的拉美所、苏联所和西亚非所划归社科院。经中央批准，拉美所等3所自1981年1月1日起隶属中国社科院领导。中国社科院是1977年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的。 说实在的，我真正坐下来投入拉美问题研究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在拉美所回归社科院之后。在此前，我与拉美所的其他同志一样，不是投入政治运动（“文革”）就是下放劳动（我曾三次下放），或在中联部从事党的联络工作。 1981年年初，我被评上助理研究员。同年8月，所里研究室进行调整，我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由于我没有专门学过经济，为更好地从事拉美经济问题的研究，我买了不少有关经济方面的书籍，也借阅了不少有关经济和国际关系的书籍。然而，不到一年后，1982年，所里按照社科院的要求和规定，设立了科研组织处，我被任命为拉美所首任科研处处长。科研处的工作头绪很多，如协助所领导制定所的科研计划、日常的科研管理、组织科研成果的评定、接待外宾和安排、所内人员出国访问的有关事宜、组织学术会议、研究生工作，等等。1984年拉美学会成立后，科研处还负责学会的管理和年会的组织工作。尽管科研处的各种工作名目繁多，而我们的人手很少，但处里同志互相合作、配合，工作开展得还比较顺利。科研处处长任内（1982-1985），1983年我参与了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的筹备、创建工作，起草了学会成立的请示报告和学会的章程。1984年5月15日-21日，在山东烟台举行了学会成立大会暨拉美民族民主运动学术讨论会。学会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聘请原社科院副院长宦乡为学会名誉会长，外交部原驻巴西、古巴大使张德群同志为会长，人民大学教授李春辉、中联部拉美局副局长杨白冰和拉美所副所长苏振兴为副会长，选举我为学会秘书长。拉美学会的成立和成立后的各种活动为加强拉美所与中国和外国拉美学界的联系、促进拉美所和我国拉美研究事业的发展了积极作用。 1984年下半年，我去秘鲁、委内瑞拉和智利从事为期3个月的考察，在秘鲁，我的落脚点是秘鲁研究所。这是秘鲁一流的研究机构，所长是知名的秘鲁学者马托斯。90年代，他作为总部设在墨西哥城的美洲印第安研究所所长，曾同他的女儿、泛美地理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一同到中国访问。在委内瑞拉，我的落脚点是中央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中心主任是已加入委内瑞拉国籍的德国学者松塔克。在智利，我的落脚点是美洲社会科学学院（FLACSO），院长是布鲁诺。布鲁诺在智利“还政于民”后出任文化部长。这3个月的考察，使我对这3个安第斯国家有了初步了解。回国后，1987年年初，我与白凤森合著的《秘鲁经济》一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80年代初，薛端和沙丁离休；1982年，由赵勇增和苏振兴两位副所长主持工作。1985年5月，赵勇增同志离休，院党组任命苏振兴为所长，我和徐文渊为副所长。我主要分管科研和外事工作。同年年底，我被评为副研究员。 1986年4月7日-5月6日，应美国国际新闻署的邀请，经所里和院里批准，我同孙士明同志一起访问美国。我们访问了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匹兹堡、迈阿密、奥斯汀和檀香山等城市，拜访了美国国务院泛美事务局、美洲开发银行、美洲国家组织、外交学会、美洲理事会、外交学院、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等美国30多家与拉美有关的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和大学。这次访问使我对美国的拉美研究状况和美国对拉美的政策有了不少感性知识，使我开拓了眼界。回国后不久，作为这次出访的成果之一，我主编了《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的课题，并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后获院科研奖。 90年代初，我被评为研究员。在我担任科研处处长和副所长的10多年时间里，所里的科研工作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有了显著的进展。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所里前后接待了不少拉美知名政治家和学者，其中包括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利亚、委内瑞拉前总统卡尔德拉、哥斯达黎加前总统菲格莱斯、厄瓜多尔前总统博尔哈、美洲开发银行行长伊格莱西亚斯、秘鲁学者后任总统的托莱多、巴西知名学者后任文化部长的富尔塔多、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智利学者松凯尔等。1988年所里首次主办了“跨入9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际研讨会。 90年代初，为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500周年，我投入了不少精力，与张森根等所里绝大多数研究人员一起参与编撰了《拉丁美洲历史词典》（1993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作为主编之一，我参与编写由李春辉、苏振兴和我主编的《拉丁美洲史稿》（第三卷）（199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也获得了院科研奖。 辞去副所长后我的主要工作（1995-2008） 1995年因我要去墨西哥长期进修，根据院里有关规定，我提出了辞职申请，申请得到了批准。同年，在等待墨西哥签证期间，我作为《何塞•马蒂诗文选》的编译者之一，应邀去古巴参加了何塞•马蒂的国际研讨会，后又应西班牙外交部的邀请，作为第一位应西班牙外交部邀请的中国拉美问题学者到西班牙考察3个月，完成了《西班牙加入欧共体之后的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 1996年5月-1997年5月，我由社科院和教育部派遣，作为访问学者到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进修。2000年5月-2001年3月，我应墨西哥外交部国际合作署的邀请，作为墨西哥外交部邀请的第一位中国墨西哥问题专家再次到墨大经济所从事研究。前后将近两年在墨西哥的考察研究，使我近距离地对墨西哥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我先后写了《一往无前墨西哥人》《墨西哥》《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和模式的转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这4本有关墨西哥的书。2001年年初离开墨西哥前用西班牙语写的考察报告也于2003年在墨西哥正式出版。 我卸任副所长后被分配在政治研究室，先后在曾昭耀、刘纪新、袁东振3位室主任领导下从事研究，直至退休。其间，我注重对拉美政治制度的研究，并关注90年代后期拉美左派崛起的新动向。在这段时间里，2004年我和袁东振共同完成了社科院重点项目《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2004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6年我编写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重点教材《拉丁美洲政治》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拉美所编写的第一部研究生教材，也是至今为止我国国内唯一一部有关拉美政治的研究生教材。我还及时地观察了拉美政局的新的动向，撰写了多篇关于拉美左派崛起的文章，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好评。2006年我撰写的《拉丁美洲左派的近况和发展前景（研究报告）》获2007年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1996、1997、2003、2004和2005年，我曾五次访问古巴。我先后撰写和出版了《冲撞：卡斯特罗与美国总统》和《古巴》列国志。2005年，根据所里的安排，我和毛金里、白凤森和张金来（外文局翻译）一起将毛相麟同志的专著《古巴社会主义研究》一书，从中文译成西班牙文，我还负责全书译文的校对工作。自1999年起我开始带博士生，先后带了9名博士生。他们中有国家机关的司局长，也有高校的老师和所里年轻的研究人员。 同期，我曾先后在北外、北语、经贸大兼课，曾多次参加经贸大、北外、北大、南开大学研究生答辩。自2005年起，我几乎每年都参加历年的中组部党建所的研究课题，并多次获奖。2007年我有幸应邀到中南海给中央首长做了两次关于拉美政治思潮和拉美文学艺术的讲座。我还多次应邀到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外交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和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给拉美和其他国家外宾讲课，讲授关于中拉关系、拉美安全问题、中国国情、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科学发展观、中国模式等专题；90年代后期，我应邀参加了时任社科院副院长汝信牵头的《世界文明大系》的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课题，我和郝名玮合写了《拉丁美洲文明》一书（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外，我应邀到国家图书馆、中华世纪坛、首都博物馆、北师大、北大等处向众多的民众和师生作了有关玛雅文化、拉美古代文明和拉美的世界文化遗址的讲座，受到好评。我还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电台等媒体的采访，在一些报刊杂志上撰稿。 从1995年我卸任副所长职务至2008年年初我退休的10多年时间，是我从事拉美研究以来科研成果最多的时期。一共独著、主编、合著、独译或合译了近20本书，撰写了数百篇论文、文章和研究报告。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我的“丰收”年份。应该说，我取得的一点成果是与国内改革开放创造的“社会科学的春天”大环境密切相关的，是与院所领导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以及同志们的帮助分不开的。 我的退休生活（2008年至今） 2008年年初我正式退休。但我仍笔耕不辍，并未放下我的研究工作。当年2月，我同宋晓平、刘承军、毛金里、白凤森等同志一起参与翻译了《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并负责全书的校对。2008年，我与宋晓平、黄志良和郝名玮一起翻译了《总司令的思考》，并负责全书校对。同年5月，我独自撰写的《卡斯特罗评传：从马蒂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53万字。同年，我和郝名玮合写的《拉丁美洲文明》的修订补充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当年，我还撰写了40多篇论文、文章和内部报告。当年12月，我有幸随同中联部部考察团到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考察社会主义思潮，取得了不少收获。 2009年1月，我不幸大病一场，先后住了10次医院，进行了8次化疗和1次手术。所领导和同事们以及我的拉美学界朋友对我十分关心，使我深受感动。经过积极的治疗、组织和同志们的关心和亲友的精心照料，我终于在死亡线上逃脱出来。病魔并没能摧毁我的意志。我在病床上审读和修改了我带的博士生的论文。同年6月，我撰写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一书（共21.3万字）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这是我承担的社科院“后期资助项目”。此书出版后，通过我在北京的墨西哥朋友卡尔沃，转送给该党的领导人，他们表示十分高兴，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并送给我多本该党出的党刊。2010年该党下届总统候选人、墨西哥州州长涅托访华时，我有幸在北京会见了他。 2010年我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我在积极进行治疗疾病的同时，这一年，完成并出版了由我主持的《拉丁美洲现代思潮》一书，这是社科院重点项目。此书由当代世界出版社于同年10月出版。这一年，我应邀去山东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学院作有关古巴“更新”社会主义模式和拉美现代思潮的讲座，并参加了第7届亚洲西班牙语学会年会、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中国拉丁美洲历史学会、首届中拉智库论坛等研讨会，并提交了有关论文。同年，我和宋晓平、张颖还一起翻译出版了《卡斯特罗语录》。 2011年4月，我撰写的《查韦斯传——从玻利瓦尔革命到“21世纪社会主义》一书共50万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传记是我向拉美所所庆50周年的小小的献礼。7月28日是查韦斯57岁的生日，这一天，委内瑞拉驻华大使馆为我撰写的《查韦斯传》进行了隆重的首发式。 同年7月，我荣幸地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这既是对我的鼓舞，又是对我的巨大鞭策。 2011年9月28日是中国和古巴建交51周年，古巴驻华使馆举行了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正在中国访问的古巴与各国人民友好协会主席凯尼娅·塞拉诺和古巴新任驻华大使白诗德代表古巴国务委员会为我和其他5名为中古友谊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人士（中拉友好协会会长、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成思危，对外友协会长李小林，对外友协前会长陈昊苏，新华社前副社长庞炳庵和著名画家袁熙坤）和2个中国单位（中古友好小学和中古友好农场）授予“友谊奖”奖章和由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 卡斯特罗亲笔签名的证书。这是对我多年来从事对古巴研究和致力于中古友好工作的一种肯定吧！ 拉美所建所已50周年，可以说，拉美所现正处在建所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作为一名拉美所老一代的研究人员，我高兴地看到，所里的青年研究人员正在茁壮成长，研究人员出国进修和考察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所里的研究条件和环境越来越好，所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我衷心祝愿拉美所在新的领导班子的领导下，在今后不断取得更大的成绩！ 总结我从事拉美研究几十年的体会是：从事拉美问题研究，需要的是对拉美研究的热忱和深情，对拉美研究魅力的感受和追求。从事拉美研究就像耕种土地一样，谁洒的汗水多，谁的收获也就丰硕。 “春蚕到死丝方尽”，我愿意为我所钟爱的拉美研究事业贡献我的余生！ 徐世澄 二〇一一年十月 照 片  2004年4月19 日：在墨西哥驻华使馆会见墨西哥前总统赛迪略  与拉美所年轻的同事在墨西哥大学合影  2011年6月：在西南科技大学做关于拉美文学和艺术讲座  2011年7月28日：在委内瑞拉驻华使馆举行的《查韦斯传》首发式上讲话  1997年：在墨西哥拜会墨总工会总书记菲德尔  2007年：陪同拉美高级军官在国防大学合影  在玻利维亚与印第安农民合影  2007年：在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参加拉美高级军官研讨班  2007年：与俄罗斯拉美所所长达维洛夫合影   相 关 媒 体 报 道 1.徐世澄：《国际观察：纪念日的反击》 （CCTV《国际观察》） 2.徐世澄：《专家聊南美三国演义：戏剧性收场矛盾仍存》(搜狐新闻) 3.徐世澄：《访拉美问题专家徐世澄:美古关系是美拉关系的核心》（新华网） 4.徐世澄：《特殊的生日礼物：首部查韦斯中文传记在京洗礼》（人民网国际频道） 5.徐世澄：徐世澄学长新著《查韦斯传》首发式举行（新浪博客） 6.徐世澄：《聚焦古巴经济改革：“后卡翁时代”的古巴变革》 （新华网） 7.徐世澄：《视频: 徐世澄在拉美主题电影沙龙的发言》（优酷网） 8.徐世澄：《神秘玛雅文化科学家系列之徐世澄》（CCTV-10）  徐世澄简介 徐世澄，男，生于1942年5月9日，上海市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59年毕业于上海市敬业中学，1959-1960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1960-1964年在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学习，1964-1967年在古巴哈瓦那大学文学和历史学院进修。1967-1972年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拉美所和拉美局工作。1972-1976年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调研室工作。1976-1980年在中联部拉美局和拉美所工作，1981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从事研究。曾先后任南美洲研究室、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科研处处长，拉美所副所长（1985-1995）、拉美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93-2008）。1985年评为副研究员，1992年评为研究员。自1995年至今为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2011年10月被浙江外国语学院聘为该校新成立的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主要学术成果：独著有：《拉丁美洲政治》、《古巴》、《卡斯特罗评传》、《冲撞：卡斯特罗与美国总统》、《墨西哥》、《一往无前墨西哥人》、《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及模式转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查韦斯传》；主编的著作有：《现代拉丁美洲思潮》、《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战后美国对拉美的干涉》、《拉丁美洲史稿》第三卷（主编之一）等。主要译著有：《第三次革命》等。长期从事拉美问题研究，特别是拉美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曾应邀去墨西哥、古巴、阿根廷、秘鲁、智利、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美国、俄罗斯、西班牙等国访问和讲学。 所获荣誉：1996年获《拉丁美洲史稿（第三卷）》获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优秀奖；2000年获《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获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07年获《拉丁美洲左派的近况和发展前景（研究报告）》获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11年获《卡斯特罗评传》获第四届中国社科院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09年获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成立50周年奖；2010年被授予2007-2009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岗位先进个人奖；2011年9月获古巴国务委员会颁发的“友谊奖”。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专著： 1.《一往无前墨西哥人》，时事出版社，1998年，25.2万字 2.《冲撞：卡斯特罗与美国总统》，东方出版社，1999年，15.9万字 3.《墨西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23.4万字 4.《古巴》（列国志）（社科院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29万字 5.《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及模式转换》（社科院重点项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20万字 6.《拉丁美洲政治》（社科院研究生重点教材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5.3万字 7.《卡斯特罗评传》，人民出版社，2008年，53万字 8.《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院后期资助项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21.3万字 9.《查韦斯传》（院离退休科研项目），人民出版社，2011年，50万字 主编： 1.《现代拉丁美洲思潮》（社科院重点项目），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共46万字，本人撰写25万字 2.《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科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26.4万字，本人撰写10万字；2007年5月第二版修订版，共29.5万字，本人撰写13.1万字 3.《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战后美国对拉美的干涉》（院重点科研项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30.9万字，本人撰写7万字 4.《拉丁美洲史稿》第三卷主编之一（院重点项目），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版，2001年再版，50.5万字，本人撰写9万字 合著： 1.《秘鲁经济》，与白凤森合著，社科文献出版社，1987年，15.1万字，本人撰写8万字 2.《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社科院B类重大课题），与袁东振合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29.8万字，本人撰写15万字 3.《拉丁美洲文明》（为社科院原副院长汝信任总主编的国家重点课题《世界文明大系》之一），与郝铭玮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共35.4万，本人撰写18万；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共39.7万，本人撰写22万字 4.《神奇的拉丁美洲》，与郝铭玮合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17.1万，本人撰写9万字 5.《拉美国际关系史纲》，与洪育沂合著，任副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44.9万字，本人撰写7万字 6.《世界文明通论》《当代文明（下）》，与吴云贵、高洪、邱永辉合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共43万字，本人撰写第四编 “当代拉美文明思潮扫描”，10万字 译著： 1.【阿根廷】豪尔赫·卡斯特罗：《第三次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9万字 2.【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的思考》，与宋晓平、黄志良、郝名玮合译，本人校对，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34.9万字，本人译10万字 3.【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法国】伊格拉西奥·拉莫内：《卡斯特罗访谈传记 我的一生》，与毛金里等7人合译，本人全书校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共61.3万字，本人翻译7万字 4.《卡斯特罗语录》，与宋晓平、张颖合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共31.6万字，本人译10万字 5.毛相麟：《古巴社会主义研究》，与宋晓平、毛金里、白凤森、张金莱一起将此书从中文翻译成西班牙文，拉美所和古巴驻华使馆合印，2005年，原书中文版30.5万字，本人翻译8万字 6.《何塞•马蒂诗文选 长笛与利剑》，与毛金里合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35.2万字，本人翻译10万字 7.《玻利瓦尔文选》，与苏振兴等合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8.4万字，本人翻译3万字，并负责全书译文校对 研究报告和论文： 1.《拉丁美洲左派的近况和发展前景（研究报告）》，载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一）》，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21-329页，0.8万字 2.《委内瑞拉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初析》（论文），《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0期，1万字 3.《古共“六大”：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论文）,《当代世界》，2011年第5期，0.8万字 4.《古共“六大”与古巴经济模式的“更新”》（论文），《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3期，1万字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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