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钺先生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他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时被国民党逮捕。1928年初，在朝鲜人军医的帮助下获得保释，经人介绍到毓文中学任教，成了时为中学生的金日成的语文老师。为了纪念尚钺，金日成生前写了《尚钺先生》一文，近日收入新书《尚钺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给我介绍了《资本论》的老师是朴素心，而给我介绍了高尔基的《母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的人是尚钺先生。尚钺先生是毓文中学的语文教师。
尚钺先生任毓文中学教师是在1928年2月前后。我们听到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新语文教师到任的消息，大家都等待着语文课。
不过，我们迎接新任教师，心里不免有些不安。担心如果新到任的语文教师是教育厅派来的特务，那该怎么办。教育厅派来的毓文中学教师当中有不少是被军阀当局收买的不良分子。
当时是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开始在满洲土地上换上国民党旗帜不久的时候。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已经把魔爪从沈阳伸到吉林。虽然国民党爪牙们还没能把毓文中学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但是革新思想强的该校教职员和学生的活动，时刻都处在军阀及其走狗的注视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新教员到任了，所以，学生们自然就精神十分紧张地等待着语文课。
尚钺先生只一堂课就使学生们的担心云消雾散，深受我们的欢迎。他在一课时内把长达120回的《红楼梦》的庞大梗概全讲完了。提纲挈领，又不断插入重要生活细节，讲得那么洗练，使我们一下子完全把握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和一个家长制传统支配的贵族家庭的没落过程。
尚钺先生讲完课一走出教室，学生们就欢呼起来，说毓文中学来了个真正好老师。
《红楼梦》的内容，他谈得很多，可是对其作者却介绍得很少。
第二天，我找到在操场边上散步的尚钺先生，请他具体地介绍一下《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他说：“上课时因为时间不够，作者的经历就省略了，你提出这个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接着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曹雪芹的生平和家史。
听完他的介绍后，我当场就向他提出了有关作者的出身与作品的阶级性质的相互关系的几个问题。
尚钺先生对这些问题也作了明快的解答。他首先说这是他个人的想法，然后才说，作者的出身影响作品的阶级性质，这倒是事实，但决定其性质的绝对因素并不是作者的出身，而是作者的世界观。他举曹雪芹作为例子。曹雪芹虽然生在一个受康熙皇帝特殊优遇的贵族家庭，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却能形象地反映处于衰亡期的封建中国的内幕和它灭亡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他的世界观是进步的。
那天，尚钺先生对我说：“今天成柱（金日成）同学来找我，做得很对。如有疑问或想知道的问题，就不要犹豫，马上就去请教师给予帮助。这是在科学研究中学生应采取的态度。不要受时间、场所的限制，要多提些问题。我喜欢多提问题的学生。”
尚钺先生的这段要多提问题的话，吸引了我的心。本来我这个从小学时代起一直以多提问题而出名的学生，人了毓文中学以后仍提很多问题，使教师们感到厌烦。
尚钺先生说，他家有《红楼梦》，也有摘录了曹雪芹简历的资料集，想看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拿。就这样，我有幸作了尚钺先生的第一个客人。
先生的书架上有几百本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丰富多彩的书架。尚钺先生可谓书的富翁。书架上还有很多英文的小说和传记文学作品。
我站在书架前，久久舍不得离开。把这书架里的知识全都掌握了，不就等于多念了一所大学吗？尚钺先生来毓文中学任教，对我来说也是个幸运啊，我边想着这些边信手取出书来看。过会儿，我问老师说：
“老师，您为置备这些书用了几年时间啊？”
尚钺先生嘴边挂着微笑，走近书架望着我的脸说：
“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要把这些书读完，你想需要多长时间呢？”
“勤则三年，懒则百年。”“老师，如果我要限期三年把这些书都读完，那么您可以把书架对我开放吗？”
“可以，不过有个条件。”“只要您肯借书给我看，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接受。”
“不是别的，成柱将来一定要做一名作家，这就是条件。我很早就想培养一两个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贡献的作家后备力量，我想成柱是不是可以做其中的一人呢？”
“老师，您这样相信我，实在感激不尽。说实在的，我对文学课特别喜爱，对作家这个职业，也十分憧憬。祖国独立后也许选择文学的道路。可是老师，我们是被霸占了祖国的亡国民的子弟。我父亲为光复祖国奔走一生，在苦难中去世了。我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来献身于独立斗争。这就是我最大的理想和抱负。解放民族的斗争，就将是我的职业。”
尚钺先生倚着书架，表情深沉地连连点头，然后靠近我，把手放在我肩上轻声说：
“好样的，成柱，如果你的理想是独立斗争，我就以这个理想为条件，把我的书架统统向成柱开放！”
那天，我借了《红楼梦》回住所。尚铖先生第二次借给我的书是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和《少年漂泊者》。
我很感兴趣地读了这两部小说。特别是以叫李孟汉和云姑的朝鲜青年男女为主人公的小说《鸭绿江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又借阅了高尔基的《母亲》。我们这样通过书和文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
不管是什么书，凡是我要看的，尚钺先生都借给了我。如果我要的书，他的书架上没有，他还特意抽出时间到别处去给我弄来。我每读完一本书，他就一定要我谈读后感，这就算借书的代价了。
我们还就高尔基的《仇敌》和鲁迅的《祝福》交换了意见。
在这过程中，我和尚钺先生就很自然地常常交谈对文学的看法。我们的谈话的焦点是文学的使命问题。我们就文学如何反映现实，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问题交换了很多意见。
尚钺先生说，文学是引导人类走向智慧的灯火。他经常说，机器推动生产的发展，文学则完成使用这种机器的人的人格。
尚钺先生以特别深厚的感情对待鲁迅和他的作品。他是鲁迅的文友，又是鲁迅领导的文学小组的一个成员。他在进行小组活动时写的短篇小说《斧背集》，得到鲁迅的好评。这篇小说写的是罗山地方的人民反对封建遗习的斗争。据尚钺先生的女儿尚晓援说，鲁迅读过《斧背集》之后，也表示过对这个作品的不满，说缺乏锐利性。
我还从尚钺先生那里借阅了《陈独秀选集》。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是掌握过中国共产党的实权的人。
起初尚钺先生不大愿意借给我那本书。他说弄不好会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中受到不好的影响。他还说，他在北京大学念书之前，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作为文学系主任进行过活动，许多教职员和学生都曾为他是本大学出身而感到自豪。他说：
“老实说，有一个时期我也崇拜过陈独秀。我读着陈独秀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和他的早期论文，不知不觉地被迷住了。可是现在我对陈独秀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尚钺先生接着说，在五四运动时期和共产党建党初期受到那么多人爱戴的陈独秀，之所以威信扫地，是因为他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最严重地表现在对农民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上。斯大林早在1926年就指出，农民是中国反帝战线上的基本力量和工人阶级的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陈独秀却轻视农民。他怕农民同土豪出身的新军阀发生冲突，因而反对农民干预行政，反对农民的积极自卫。一句话，他企图限制农民斗争。
陈独秀的错误在于：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借口下，反对农村革命，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战线。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反而招致了助长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后果。
这就是尚钺先生对陈独秀的看法。
正如他正确指出的，陈独秀的文章里包含着可能给革命带来莫大危害的投降主义因素。
我读完《陈独秀选集》后，为了交流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同尚钺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中谈到的是：农民问题在朝鲜革命和中国革命中所占的地位的共同性是什么，差别是什么？列宁关于农民问题的战略中可以作参考的是什么？要使农民起到革命的主力军的作用，应该怎么办等问题。
我对他说，正如农业是天下之大本那样，农民不也应该做天下之大军吗？
尚钺先生对此表示同意，并说，轻视农民，就是轻视农业，轻视土地，因此，有着再好的宗旨和革命也难免失败。他说，陈独秀犯的错误，正是因为忘记了这个道理。
我通过这次谈话确信尚钺先生是共产主义者了。同时，尚钺先生也知道我是搞共青活动的人了。他的感受性和判断力是惊人的。
尚钺先生是在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的。他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时被国民党反动军阀逮捕，在浙江省陆军监狱坐了一年多的牢，受尽了种种折磨。1928年初，在朝鲜人军医的帮助下获得保释，化名为谢仲武，来到满洲地方，由叫楚图南的人介绍到毓文中学来。
我和尚钺先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朝史及其在朝鲜的殖民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企图和军阀的动向、朝中人民在反帝反侵略斗争中团结和合作的必要性等问题，也交换过意见。
当时，毓文中学的学生们就“国际联盟”对裁减军备的态度议论纷纷。学生当中有不少人对“国际联盟”抱有幻想。因此，我写出了一篇以“国际联盟”拿裁军问题讨价还价为内容的论文。许多学生都支持了这篇论文。尚钺先生看了论文后，也说我的看法是对的。
尚钺先生来吉林后，同共产党的组织关系断了，但是他上了多次解说高尔基、鲁迅等进步作家作品的启蒙式的课。有一次，他接受秘密读书组成员的建议，以“反对帝国主义”为题，在学校图书室上了为期一周的特别课。听讲的学生们反映很好。
我把这些反映收集起来，鼓励尚钺先生。
尚钺先生由于他的思想的进步性、对后代教育的高度负责、对古今中外的文化与历史的渊博知识，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被军阀当局收买的反动教员们，对此感到非常不顺眼，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破坏尚钺先生的教师权威。受尚钺先生庇护和支持的学生，也成为他们陷害和嫉妒的对象。
一个姓冯的教员威胁李光汉校长，要他开除朝鲜学生；姓马的体育主任企图造成反对我的舆论，说什么朝鲜学生敌视中国教员。
每当这时，尚钺先生都保护了我。
英语教员也敌视向往新思潮的学生。他是一个崇洋思想渗入了骨髓的人。他看不起东方人，以至说什么西洋人吃东西不出声，中国人却发出很大的声音，这是未开化的表现。他自己是中国人，却仿效西洋人。
就东方人的后进，他说了太多的卑鄙的话，大大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于是，我们在食堂值班那天，特意做了汤面，请教师们到食堂吃。这天吃饭时间，因为大家都吃热汤面，食堂内一片呼噜呼噜的响声。那个英语教员也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吃汤面。学生们看着那教员用嘴吹着费力地吃面，哄堂大笑。英语教员看出学生们为了整自己，特意做了汤面，便红着脸溜出食堂去了。从那以后，他就不再说污辱东方人的话了。因为这位教员崇洋思想太严重，学生们都不愿意听英语课。
进入1929年，反动教员对尚钺先生的压力更加严重了。
有一次尚钺先生宣传，体育越大众化越好，这比以选手为主要好。这是针对选手们独占操场上的篮球场现象说的。一群品质恶劣的选手为此感到不满，放学后成群地扑向离学校回住处的尚钺先生，企图施加暴行。
我把共青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发动起来，事先制止了这一暴行，把他们严厉地叱责了一顿赶走了。
“马体育主任，喽哕豢养得好啊，虫豸不如的东西！”尚钺先生冷冷地望着逃跑的那帮人慨叹道。
“老师，不必太震惊。这不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吗？我们要作好精神准备，今后会有比这更尖锐的冲突呢。”
我笑着这么一说，他也肯定了这话。
“你说得对，我们正在同军阀作斗争嘛！”
后来，尚钺先生为使被教育厅无理开除学籍的学生恢复学籍而斗争，因此被撤职离开了毓文中学。
我到长春和卡伦地方去指导群众组织的工作后，刚一回校，权泰硕就跑来给我转达了尚钺先生留下的信。
信的主要内容是：我在同军阀的斗争中失败，离开这里；可是将来我们一定会战胜军阀；成柱你决心一生做祖国和民众的真正儿子，为了你的这一信念，我无论到哪里，都衷心为成柱祝福。
这就是尚钺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段话。
在那以后我一次也没有见到尚钺先生。只是收到先生在1955年给我送来的文章《我与金日成元帅少年时代的一段历史关系》和1980年送来的《中国历史纲要》，才得知先生还在世。那时，我看了文章，回顾着和尚钺先生谈过朝鲜形势和满洲形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朝中人民的共同斗争的毓文中学时代，在心里向老师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每当中国的领导人来我国访问时，我都问他安否。可惜，同先生的会晤终于未能实现。在我来说，我没有尽到作为老弟子应尽的道义，应该这样说才对。国界，确实是个怪东西！
尚钺先生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授，于1982年不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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