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这是一个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陌生的名字，而又是一个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应当记住的名字。出生于海南澄迈的岑家梧，其人生和学术生涯虽然短暂，但他却以惊人的速度写出了逾百万字具有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在他所涉史前艺术史学，艺术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的建树，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学界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海南省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学者历时三年，发掘整理出海南又一文化名人的人生足迹，为海南的文化长廊又矗立起一座伟岸的雕像。
岑家梧，1912年生于澄迈县永发镇岑后村一个农民家庭。父母早丧，家境贫寒。他天资聪颖，从小刻苦自砺，每天鸡一报晓就爬起床读书，并持之有恒，在乡里有文名。1926年，他14岁时不得不辍学而随乡人到广州找工作，后因获得一位族伯的帮助，才得以在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入读初中。
1929年初中毕业时，他得到著名金石学家容庚教授的支持到北平进了辅仁中学高中。半年后因交不起学费而停学，开始了在北平图书馆的自学生涯。他发奋读书，几乎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同时开始给报刊写点小文章，赚点稿费维持生活。他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读书就是我的最大乐趣，常常只吃几个烧饼就过一天。”馆内丰富的藏书，为他打开一扇扇世界之窗，他的视野随着知识的增进而更为开阔了。《图腾艺术史》，是他的成名之作。定稿时年仅24岁。这部著作在现代中国人类文化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几度再版，有些大学还把它作为文艺学课程的教材。
立志研究人类学、民族学
1929年，岑家梧在北平图书馆自修期间到北京大学听了著名民俗学家许地山教授作的学术演讲，对照自己家乡和黎族的风俗，引起了他对人类学的莫大兴趣。
1931年他如愿以偿地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系里何思敬、许地山、胡体楷等名师如云。在名师的引导下，他勤奋研读，打下了深厚的专业基础。他尤其是对《古代社会》的作者摩尔根长期深入印第安人部落作社会调查心表敬佩，如他所说已“偷偷立下志愿，梦想着像摩尔根一样到边地去，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
1934年初夏，刚读完大三的他得到在南洋经商的族伯岑廷树资助东渡扶桑，进入东京立教大学攻读史前考古学，又在帝国大学师从松树僚博研究体质人类学。在日三年，先后写成《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和《图腾艺术史》三部著作，此三本书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七七”事变，岑家梧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底随着中山大学迁校云南，他便开始了对云南东南部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1940年调查结束。先后被聘为西南联大、贵州大学等多所院校教授。在川、黔执教期间，他多次深入穷乡僻壤，开展民族社会调查或作文物和艺术考古。尽管历尽艰辛，餐风宿露，而收获却十分可观，他先后据此写了许多富有价值的学术论文。1945年抗战胜利，岑家梧于次年春天回到广州任教，一直到1949年冬天广州解放。
在海南进行田野调查
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对于一切事物都要重新评价。1951年初，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人类学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说：“我深知对于旧的人类学、史前学而至艺术学都有一点基础，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工作，也有一些经验，今后仍然要继续这项工作，是毫无疑问的。”当年7月，他参加了中央访问团，任第二团副团长，到广东粤北和海南岛访问瑶、黎、苗等少数民族。1953年岑家梧调往武汉中南民族学院执教，不久被任命为副院长。1956年，全国人大民委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岑家梧到北京参加了筹备工作，负责审编《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给全体调查人员作了《关于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一些问题》的报告，并担任了广东组的组长。这一次田野调查从1956年10月开始，到1957年7月第一阶段结束，岑家梧深入到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地区作重点调查，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海南岛黎族的纺织工业及历史上的“吉贝”题》等多篇重要论文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月刊》上。
可惜时隔不久，岑家梧就被卷入1957年刮起的政治风暴，以致被遣送到农场劳改。他的学术生命也从此中断了。1960年元旦，他“右派”帽子一摘掉，便又重整笔墨，恢复了研究生涯。从1961年到1965年，他结合教学，编写了《中南民族史略》、《中国原始社会史稿》两本书稿及其参考资料。此外，还着手并完成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一书中的《宋代海南岛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各族经济文化交流》等部分章节的写作。
正当岑家梧重新焕发学术青春，打算大展鸿图之时，1966年的空前大浩劫却无情地把他吞噬了。这位时年54岁的一代宗师遭受迫害，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他所痴迷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
在学术上不可磨灭的贡献
史前艺术史学。岑家梧是我国史前艺术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他被尊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一代宗师，自有由来。他所著《图腾艺术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图腾艺术的专著。他的重要贡献在于揭示了图腾艺术产生的原因，深刻地阐明了图腾与艺术的关系，被公认为一部前所未有的开拓性专著。另一部《史前艺术史》，则是通过对艺术现象的考察和研究，探讨史前艺术形成的原因，艺术特征和发展演变的过程。它和《图腾艺术史》构成双璧，被称为史前艺术史的两部经典之作。
艺术学。在艺术学研究方面，岑家梧亦建树颇多，成果丰硕。其论著一部分收入《中国艺术论集》，一部分收入《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中，尚有散见论文多篇。研究范围主要包括艺术考古学、艺术社会学、民俗艺术、民族艺术等方面，在艺术学上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愧是著名的艺术学家。
民俗学。《洪水传说集》（1932年印行），是作者深入乡里广为搜集认真整理出来的一个成果，此书为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随后，他又与海南同乡、人类学者王兴瑞多次深入海南地区各县，悉心搜求全岛民俗传闻，合著《琼崖岛民俗志及其他》一书。1946年所发表的《中国民俗艺术概说》是将民俗学、艺术学、历史学、民族学研究融为一体的长篇著作，见解新颖、独特。
民族学。岑家梧从事民族学研究长达28年多，学术成果颇丰。论文集《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是为代表作，他为中国民族学的起步和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他就提出了建立“中国民族学”的主张，开始了构筑中国民俗学体系的尝试，并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理论体系。在治民族学方面，他一向反对作经院式的研究，而注重四野调查，他的每一项学术研究成果，都是通过实地调查，从亲手所得的第一手材料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来的，因此极可宝贵，经常被各方面辗转引证。
岑家梧虽然早在年轻时即已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一生中写出不少专著，但由于坎坷的生活道路，使他的学识才智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他是一个未完成的天才。
常言道：生命短暂，学术永存。信然。
父亲岑家梧的最后十年
岑龙 岑鹰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40年了。星移斗转，我们国家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亲眼看祖国和家乡的新面貌，那该是多么激动和高兴啊！父亲一向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的开发建设。早在四十年代，他就写了一篇《开发琼崖的一点意见》，发表于全国发行的学术刊物《边政公论》，他在文中透彻分析了琼崖在国防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进而指出琼崖的开发是刻不容缓的，至今仍有它的现实意义。父亲走后，上世纪90年代母亲曾带我们回海南来看望家乡的父老乡亲。乡亲们伸开双臂热情地欢迎我们，家乡的一草一木永远珍藏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无限热爱教育事业，他一生大多时间是在教育岗位上度过的。他的高足很多，据我们所知并一直关心我们成长的，在海南就有李鸿然、林安彬、陈振魁、向光明、程儒参等多位，至今早已成为挑大梁的人才。父亲律己以严，待人以诚，凡是和他相处过的都觉得他是一个忠厚的长者，诲人不倦的导师。
1956年，全国人大民委会决定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任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的父亲奉派去北京参加筹备工作，负责审编《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他任广东组组长，率领调查组到民族地区进行预期五年至七年的民族调查。这可说是父亲多年的夙愿。作为海南岛的儿子，他多么希望能为家乡的少数民族同胞贡献力量呵！他先到海南岛黎族“合亩”地区作重点调查。从1956年10月至1957年5月，第一阶段工作结束，编写了《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及《番阳乡、毛贵乡黎族合亩制调查》两册数十万字的调查报告（由全国人大民委编印发行），此外还撰写了《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及《黎族母系氏族制的遗迹》在《光明日报》发表。
1957年，父亲被加上莫须有的“右派”罪名，受到谴责，留校“反省”，原来的调查计划便告夭折了。这不仅是对父亲的沉重打击，也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不过，父亲并没有因受挫折而懊丧，他仍然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一心扑在事业上。从1958年6月至10月，他写完了《中国原始社会史》初稿四章，才不得不停下笔。是年年底，他被遣去学院农场放牧一年。他在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脑海里仍在思考自己未来的事业。从他当年的日记中知道：他边牧牛，边考虑今后要写完《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民族关系史》和《中国美术史》三部书。可见他身处逆境仍是乐观的。1960年元旦，父亲在农场吃过“年饭”后，兴高采烈地回到家。原来组织上宣布他被摘了“帽子”。
父亲常常教导我们：不论什么工作，既然接受了任务，就要认真负责，争取出色完成。
父亲教学之余，总是在书房里潜心研究，笔耕不辍。家中大小事务，照例偏劳妈妈冯来仪（民院副教授）一个人，为的是怕耽误父亲宝贵的研究时间。1965年暑假，父亲带我们一家四口去北京旅游。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情。过去每到假期父亲外出开会，都是留我们在家里的。我们在北京拜会了双目失明的著名人类学家胡体乾师公，父亲和他畅谈甚欢。可没有几天，父亲接到学院要他赶回去和学生一道去广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电报。他便匆匆走了。父亲在广西三江民族地区参加运动，写信回家说，他访问了一些父老，收集了不少资料，对以后教学研究很有好处。还勉励我们兄弟努力学习，争取进步。谁也想不到这竟成了他留给儿子最后的遗言。
1966年初，父亲从广西返校。原说要他先回来准备上课的，不料不久，“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骤然而至。父亲横遭迫害致死。时年仅54岁，父亲所积存的手稿、资料、调查笔记、工作日记，通通作为罪证而同遭厄运……
让我们学习他终生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踏着他的足迹前进，完成他未尽的事业吧！ |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