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没有这两点，就没有邓小平理论。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也是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5 天后，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标志着党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这次会议重申了邓小平在上述报告中所强调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的重要结论。（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至今已20年了。20年来，我国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革命性的深刻变化。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取得了一批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为复兴、发展中国史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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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首先要打破头脑中形形色色的“框框”。邓小平在谈及解放思想时，明确提出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正是由于我们过去“满脑袋框框”束缚了我们的思想，所以对外国史学理论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其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对以往那些“一成不变的框框”，是继续固守，还是彻底抛弃，成为当时影响中国史学发展方向的焦点问题之一。那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任何研究，都是对它的干扰的片面认识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作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处在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开辟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理论诸领域都出现了波澜壮阔、生动活泼的历史画面，历史研究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1983年5月，全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即是在全面贯彻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新的历史环境中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作出了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定期召开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重要决定。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理论问题，进行重点研究。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加强这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1987年，主要由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学理论》杂志创刊，其宗旨之一便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1992年，世界史所、历史所、近代史所合办的《史学理论研究》创刊，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仍然是该刊的主要内容之一。9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成立，该研究会广泛团结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中的史学理论研究者，其中包括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专家，对加强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外国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其二是外国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注：对外国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古代城邦问题、世界中世纪史分期问题、西欧封建制形成问题、文艺复兴的评价、西欧封建制的解体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大化革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哥伦布的评价问题、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的比较研究、世界近代史开端与分期问题、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比较问题、雅各宾专政的评价、拿破仑与法国大革命、“门罗宣言”的实质及影响、林肯的评价问题、明治维新的性质、俾斯麦与德国的统一、巴黎公社的性质、世界现代史的体系及分期、十月革命的前提和意义，苏俄“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研究、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因果、凯末尔革命与凯末尔主义的评价、法西斯主义的性质及其产生背景、30年代英国和法国的绥靖政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功过利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起点、赫鲁晓夫改革评价等。以上详细内容见姜义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2-746页。本文限于篇幅，只涉及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可更全面反映新时期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特点。）对这两方面问题的研究，都存在着一个去掉“框框”，更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的问题。所谓去掉“框框”，对“一成不变的框框”不再固守，这是解放思想的具体表现。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首先是把已被证明不是实事求是地得出的结论彻底抛弃，在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以新的历史思维和新的研究视角，对其重新进行系统的研究，得出新的结论。如将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不加分析地简单概括为“是为帝国主义政治服务的”，是“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全盘否定，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西方史学理论有些是腐朽的糟粕，自然应当摒弃，但也有一些是属于整个进步人类的共同财富，还有一些可以批判地或有选择地汲取其有益内容为我所用，使其与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成为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动因之一。实际上，本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或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每一次深刻的变化，都是同汲取外国史学的有益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种汲取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中西史学的交流和融合，就没有中国史学的进步，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可能得到繁荣和发展。
早在1961年，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召开时，曾将撰写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流派》两部教材提上日程。所以说这两部教材“有中国特点”，是因为编撰者强调，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既不再照搬苏联，也不照搬西方，在撰写时需有选择地批判地吸取外国有益的东西，其目的是建设自己的教材。但是，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刚刚起步，这两部教材尚未完成便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夭折。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史学受到严重摧残，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更无从谈起，完全停顿，以往的研究工作被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鼓舞和指引下，得到迅速发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如此广泛、深入地介绍和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是史无前例的。目前，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之中，但却已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没有理论便没有历史科学，已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在建设中国史学理论的进程中，汲取、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内容，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因此，“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时出现了介绍和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高潮。这个高潮的出现适应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客观需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学学科发展的呼唤，而不是靠行政命令或个人意志强加于人的，所以这种介绍和研究至今方兴未艾。
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经过必要的准备和精心组织，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注：这些译作颇多，不能一一列全，仅将几套丛书中的译作介绍如下：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鲁滨逊《新史学》、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汤普森《历史著作史》、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维柯《新科学》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中的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勒高夫等《新史学》；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中的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与方法》、米罗诺夫等《历史学家与数学》、米罗诺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伊格尔斯等《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迈克尔·米特罗尔《欧洲家庭史》、麦克伦南《马克思主义和史学方法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名人名著译丛》中的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保罗·科利《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编《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中的茹科夫《历史方法论大纲》、沃尔什《历史哲学一导论》、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华夏版译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勒高夫和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等。）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促使一系列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问世有重要的意义。这些研究从时间上看，包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直至本世纪90年代中期；从空间上看，包括西欧、北美、拉美、苏联、俄罗斯、东欧、非洲和东方的日本、印度等国；从内容上看，则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哲学和史学史等。
在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中，中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这种交流不是被动的文化选择或不平等的文化接受。中国史学在80年代初即已结束了自我孤立的封闭状况，逐渐成为国际史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出席包括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在内的各种学术会议，同时邀请欧美、苏联（俄罗斯）、东欧、日本及港台学者到中国大陆进行讲学，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不仅仅停留在文字资料上。双向的学术访问、交流使中外学者都增加了书本上得不到的感性知识，同时能及时获取国外同行研究工作中的最新信息，中国学者在获取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基础上展开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订正了许多以前以讹传讹的错误认识，从而使研究工作有了以前所没有的更高的起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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