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同中国历史研究相比，外国历史研究相对要薄弱，而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则更是弱中之弱，严格地说，在“文革”前对外国史学理论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介绍”更准确。即使是“介绍”，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其基本内容、理论价值及在历史研究实践中的影响，均缺乏系统的研究性介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最初因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所以当时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大有“饥不择食”的感觉，不仅缺乏系统性和通盘考虑，而且多有重复，特别是低水平的重复。经过近20年的发展，情况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已深入人心。一支有较高水平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已基本形成，他们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能熟练地使用电脑等现代化研究手段，因而能及时追踪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结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践，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对推动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课题，和欧美学者的研究内容相比，基本上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的哲学反思，是关于历史的演变规律和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自80年代中期起，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逐渐成为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传统的观点认为，“历史哲学”是资产阶级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是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因此，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政治上的结论代替了学术上的系统研究。不仅在历史研究领域内对西方历史哲学从不研究，在哲学研究领域内对西方历史哲学问题也很少涉及。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深入研究西方历史哲学是不可能想像的。新时期我国学者的历史哲学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第一个方面涉及的主要内容是西方历史哲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关于历史规律性问题、关于历史客观性问题、关于“思辩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问题等等。在上述问题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少给人以启迪的新观点，如汝信在《关于历史哲学两个问题的思考》（《世界历史》1987年第2 期）中提出：从新康德学派到波普尔否认历史规律的论据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但不能因人废言，他们的有些意见值得加以思考。过去我们对历史规律的理解，在某些地方确实有简单化、机械化、教条主义的倾向。他以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为例说，片面地理解往往过分强调它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规性，而忽视了它和人本身的特殊关系。汝信强调，“正是人这个创造历史的主体在历史规律中的作用，在过去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他认为对历史规律的片面理解，是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残余。
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对西方思辨历史哲学的研究，这一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其代表人物维柯、伏尔泰、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的研究进行的。学者们在研究中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思想交锋，还有的学者对外国学者的观点提出异议。如英国学者科普莱斯顿在《哲学史》第6 卷（伦敦探索出版社1960年版）中，曾批评伏尔泰在1765年写的论文《历史哲学》“很少有哲学性”。苏联学者奥伊则尔曼在其主编的《14-18世纪辨证法史》（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4年版）中，认为伏尔泰“在论证人类历史中不断的社会进步时，还接近了社会进步的矛盾性这一思想”。韩震针对上述观点，在《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指出：伏尔泰用法文首创“历史哲学”这个词绝不是毫无意义的，他的历史观念在哲学思维的深刻性和系统性上可能不够，但不应该说没有任何哲学性；此外，伏尔泰的历史观的确是片面的和不深刻的，我们不必夸大它的价值。
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第三个方面是对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到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对以上诸学派代表人物研究较多的是李凯尔特、克罗齐、科林武德和波普尔。如果说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是探讨历史演变的规律、阶段和动力与方向之类的问题，属于“历史本体论”的范畴，那么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则主要是探讨历史学的性质、任务、功能等理论问题，属于“历史认识论”的领域。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历史哲学，体现了历史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因此，对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研究是不能回避的。
学者们认为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理论，是在德国哲学家、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那里达到了比较完备的形态。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理论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的形而上学性质，主要表现为他把自然和文化、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自然科学方法和历史学方法等等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其锋芒直接指向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和关于历史规律的学说。对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克罗齐的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和柯林武德的命题“历史就是思想史”、“史学的确切对象就是思想”的研究展开的。学者们对上述观点展开了热烈争鸣。如对克罗齐的命题，同意者认为这个命题将现实因素引入了历史，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改变了传统的历史认识的角度。反对者认为这个命题是对人类进步思维的一个逆转。还有学者认为，克罗齐只是表面上用绝对历史主义克服了历史相对论，然而，他实际上却埋葬了历史主义，因为他所理解的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已被溶化掉了。
对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研究，着重研究的是其代表人物，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历史哲学思想。学者们对其所主张的多元论的“实在论”普遍持反对意见，认为他反对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他片面地主张用自然科学哲学的概念及其标准来衡量社会历史科学，甚至要求把自然科学与社会历史科学完全等同起来，最终把史学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的观点，也是荒谬的。波普尔对史学的影响不在于其研究结论，而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他的历史哲学思想从科学的角度说明历史学必须建立起自身的科学方法论。他强调建立关于普遍定律的理论对研究历史具有关键的意义，从而启发人们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指导历史研究。
近年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研究课题不断开拓，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理论深度不断加强。笔者曾撰有文章《我国近年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注：见《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从多方面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概况进行了综合性的评述。此外，近年还出版了一批西方历史哲学的专著和译著，（注：这方面的译著除文章第一节注释所提到的外，还有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威廉·德雷的《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90年版）、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1964 年版）、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汤因比的《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主要专著有韩震的《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启良的《史学与神学--西方历史哲学引论》（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何兆武的《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陈乐民的《“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张文杰、何兆武合编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历史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此外还有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张文杰等编译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等。）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以及在这一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
其二，西方史学中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哲学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化和整体化趋势明显加强，历史学也不例外。一系列交叉学科、横断学科的出现对史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其结果正如法国年鉴学派所说的那样，历史学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宏观性的研究课题引起愈来愈多的历史学家的兴趣。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被历史学家广泛采用。这一切都促使了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80年代中期，在一些论文、译文和新学科新方法和辞书工具书中，开始介绍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但这些介绍多停留在一般常识性的水平上。
1988年7月23日至8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在京举办“史学新学科与史学理论基础讲座”，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高校教师及研究人员出席了讲座。这是一项力图追踪国外史学理论研究最新进展，并介绍给中国史学界同行的尝试，部分讲稿后在1989年《史学理论》杂志刊出，得到了较好的反映。这批讲稿是：《西方心理历史学》（罗凤礼）、《哲学面对“历史”的挑战》（叶秀山）、《文化、文化史和文化历史学》（于沛）、《当代比较史学论纲》（范达人）、《马克斯·韦伯的历史理论与史学方法》（王容芬）、《科学技术与史学理论》（胡作玄）。
1992年，由庞卓恒主编的《西方新史学述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是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最终成果。作者认为，近10年来，有关西方新史学和相邻学科的著作大量引入国内，引进规模之大，门类之多，范围之广，都远远超过中国近代开始接触“西学”以来出现过的历次“西学”热潮。在“左”的错误路线笼罩下经历过一段封闭时期之后的中国史学界，突然感到呈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片陌生的史学新天地……除导论外，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篇主要对新社会史学及其分支人口史学和家庭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心智史学等方面加以评述。下篇则分别对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和口述史学方法加以评述，通过评述，力图使读者对西方史学的一些主要方面的是非得失能有比较系统的了解。
1993年，杨豫著的《西方史学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用3章的篇幅，在《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自下而上的历史学》、 《新史学的基本方法》的标题下，分别对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理史、新政治史、劳工史、妇女史、心态史、心智史、口述史、跨学科的历史学、比较史学、历史研究的计量化、计算机技术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等问题作了介绍。
1998年，由于沛主编的《西方史学分支学科》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的最终成果。文章的作者基本上是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室的科研人员，他们广泛汲取了国内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重视追踪国外同行研究的最新动态，分别从文化历史学、家庭史学、城市史学、心理史学、新政治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社会历史学等方面对西方史学中的历史学分支学科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每一历史学分支学科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理论观点及方法，代表性人物及代表性著作，在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
其三，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史学界从不同角度总结即将过去的20世纪中国史学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如何认识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的发展问题。因为西方史学输入的途径、内容、影响是无法抹煞的客观事实。学者们所致力的不仅仅是挖掘上述有关的具体史实，而是从理论上寻找之所以会发生中西史学交融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为此，便需跳出史学的范畴，而从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中去探讨。学者们所以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同当前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愈来愈加频繁的交流，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在中国史学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传播也有关系，学者们试图探求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发展之间的某些规律性内容，能更加清楚地回答，这一切今后究竟会给中国史学发展带来什么？希望能以史为鉴，通过认真的反思，汲取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教训，使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史学家能有更清醒的头脑。总之，学者们最为关心的不是西方史学是怎样输入中国的具体事实，而是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为什么会输入中国；不是从过程上描述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那些影响，而是从更深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以及今后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的发展”的研究中，从事中国史和外国史研究的学者相互合作，以各自的研究领域为重点，陆续有不少成果问世。（注：近年发表的涉及到这一问题的主要著作和论文是：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马金科、洪京陵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广智、张广勇著《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主要论文有：于沛《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张广智《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李长林《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关于西方古典史学的评述》（《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李长林、张广智《关于西方古典史学入华史的学术通信》（《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赵晓阳《西学传入与近代中国历史观念的创新》（《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 邹兆辰《李大钊与西方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 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与中国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 张广智《20世纪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期）、刘俐娜：《西方新史学与五四史学思潮》（《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6期）等。）
学者们认为，外国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引起中外史学的撞击和融汇，成为影响本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动因之一。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和回响，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反映。它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从未脱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是同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任务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及中西史学的交融有密切关系。没有进化论，就没有梁启超的新史学；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坛发生的迅速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因此当前应加强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并把这种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深厚土壤之中。
还有学者分析了外国史学理论的传播使近代中国史学实践发生的一系列具体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历史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史料范围的重新认识，历史表达方法的更新，历史功能的重新认识和历史研究方法的更新、历史哲学理论的丰富发展等等。这些重要变化表明，历史学作为社会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运动和发展总要受到某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的制约。鸦片战争后日益呈现的文化不适应性，激化了日益增多的否定传统的冲动；创造新事物的冲动，使东方中国文化几近衰亡的西方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又向她提供了一线生机，中国文化终于在自己的大地上觉醒过来。这个石破天惊的时刻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化的希望，西学成了改造传统文化的契机和利刃。
其四，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近年外国史学史研究有不少成果问世，（注：这些著作主要有：孙秉莹编著：《欧洲近代史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郭圣铭编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广智、张广勇著：《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郭小凌编著：《西方史学史》（北京师大出版社1995年）。类似的著作还有：郭圣铭、王少如主编：《西方史学名著介绍》（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郭圣铭、王晴佳主编：《西方著名史学家评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8年）、徐浩、侯建新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庞卓恒主编：《西的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刘明翰主编：《外国史学名著评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田晓文著：《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西方心智史学》 （ 天津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这些成果是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前提和必要准备。而史学思想史则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外国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正逐渐成为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外国史学思想史，重点阐释的是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不是外国史学的产生、发展，对具体历史现象历史过程如何研究的记载。它的主要内容是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明其思想和理论成果在世界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意义。这就是说，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应着力思想智慧层面内容的挖掘，不仅要阐释影响和指导西方史学发展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思想，而且要阐述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
199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勇、罗通秀编著的《西方史学思想导论》，在西方史学思想史研究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内容涉及到西方史学思潮、史学流派和著名史学家的思想、方法等等。作者还对西方史学思想演变的主要阶段作了如下划分：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5 世纪的希腊，西方史学诞生，历史思想从神话阶段过渡到古典史学阶段。第二次发生于公元5世纪前后，基督教史学取代了古典史学， 宗教神学史观取代了人本主义史观。第三次发生于西欧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史学为史学的近代转变“再定向”，西方史学走向繁荣，19世纪成为“历史学的世纪”。第四次演变始于本世纪初，50年代之后，史学研究已进入“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1996年，以湖南教育出版社组织撰写《学科思想史文库》为契机，（注：这套文库由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任主编，分为自然学科思想和人文学科思想史两大系列，约40种，西方史学思想史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中国史学思想史。该文库自1999年将陆续出版。）进一步促进了外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1996年底吴怀祺教授撰写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出版，分别从原始的历史意识到史学思想、中世纪的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世纪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哲理化趋向、历史的批判和史学求变、近代史学思潮等方面阐释了中国史学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对外国史学思想的研究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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