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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历史并不是我最初的选择。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我以第一志愿考取的是复旦大学物理系，不久因病休学，这才捧起了历史书，起初完全是为了休闲和增加点知识，所以锺爱的是那些文史并茂的作品和史家。他们在散文诗歌中挥洒的文采华章，论史说理中分析精辟的智慧，都使我动心，逐渐转移了专业的兴趣，复学时就进了历史系。
    学历史的想法是简单的，就想做一名教师，这是永远与年青人为伍的职业，作为教师有年老的时候，学生川流不息，永远年青，所以这是充满生机的思想园地，在这样园地里生息，拥有的是一颗永葆青春的心。可是天不从人愿，1960年毕业后却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深宅大院(它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一直到1975年才调到近代史所。我开始做研究工作时已经38岁了，当我以老大姐的身份与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不后悔在多年学术组织和编辑工作中耗费的青春。探索历史真相，揭示事物至理的科学研究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仅此一点就足以不计功利，埋首书斋。
    这个经历不同于一般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从我进入研究所以后，就有人认为我是学院派；也有人把我归入另类。说是学院派的，是因为我从1960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多年来耳濡目染，所言所思，莫不与学术有关，沾染学院气，也算顺理成章；说我是另类的，是因为我曾在部领导的手下做过十多年的学术秘书工作，那在稳坐书斋的人看来，自不是正宗。
    当我放弃有可能擢升官员的机会，来到研究所，为的是寻找一个独立思考的园地，能在这园地自由驰骋，是我多年的梦。但在改革开放以前，那是一个没有自我的时代，服从分配几乎是学子的天职，领导指哪，我向哪，从没有越职非分之想。当一个缧丝钉高于一切，自然要高于自己的遐想。
    应该感谢“文革”，这虽然是一场浩劫，但却使我茅塞顿开，我从政治思想的反思中，找回了自我。虽然它姗姗来迟，却是由我自己作主，真正属于我自觉自愿的第一选择。
    这一选择也给我带来因缘际会。1979年，我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论东林党的兴亡》。两个月后，一次接待日本著名学者、京都大学小野和子教授。在机场初次见面，连寒喧还没有来得及，她突然鞠了一躬对我说: "你的大作拜读了，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 她的坦率、真诚令我非常感动，连在旁的刘大年先生也惊叹日本学者对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了解得如此之快。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当一种看法得到附和固然高兴，有不同音调也是一种愉快，尤其是争辩后的思考，往往有出其不意的长进，我与小野先生就因为有不同见解成为挚友，交往二十五年。也是这篇文章使我体会到老一代学者的宽容大度，在这文章中我指名批评了学界的泰斗侯外庐先生的一种论点，当他看到文章后，不仅没有质难，还向历史所林甘泉所长表示希望调我到他麾下工作，这对我一个半途出家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研究历史真痛快！我常想，造物者给予人类最大的恩赐，是赋予人类一个与众不同的脑袋，这与众不同的“众”，不是我、你、他，而是生息在大千世界中林林总总的生物品种。植物、动物、脊椎、灵长，等等繁多的科属，惟有人类才有一颗高高挺立在身躯顶端的脑袋，从此人类才得以高昂的头颅，傲视天下万物，自诩为万物之灵。
    你说这脑袋是谓何物? 在生物家眼中，它是一个血肉之躯，经不起撞击、重压，与其他生物无异；在思想家心目中，它是一个褒贬千古，纵横四海，无所不往的思想工具，作为史学研究，思考问题，纳入视野的，不仅要发掘尘封已久的文史旧典，还要综览海内外学人的最新研究成果，融汇现代科学精神，发现前人见所未见之处，做出自己的一得之解，这是我的快乐之源。史学研究虽非是我的初衷，却给了我自由翱翔的天地。所以在我刚进研究所的时候，给自己题了一首座右铭:“ 坐集千古之智，以善取为乐；不法前人后尘，辟蹊径求知。”
    对于研究工作我并没有作为职业，主要还是兴趣的驱使，兴致所至，所以论题经常会有转移，文章一旦出手，该说的话说完了，也许又被另一个问题所吸引。虽然多年来热热闹闹的成果大多属于社会文化史领域，但萦绕在心底，挥之不去的却还是对明史的思考，这不仅是我参加研究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晚明历史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封建王朝发展到晚明有可能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却又未能走向转折，它澎湃的思潮，变幻的风云，构成列代末世王朝从未出现的奇景异观，给今人留下说不尽的悬念和思考，这有永远的吸引力，也会成为我学术生命的归宿。
    文化史从上个世纪80年代复兴后，我又踏入这个领域，对这沉寂多年的学科重新崛起，引起很多思索。 改写中国思想史是我搞文化史研究的想法之一。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公众人物与中国思想史研究》。这是一篇论纲。我认为，古代史研究也要注意公众人物。钱玄同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提出，明清时代影响中国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孔夫子，一个是关羽--关老爷。有些"愚夫"可能不知道孔夫子，但没有不知道关老爷的。匡亚明主张研究中国思想史列出的名单就有关羽，但这也引起了争议。
    何为封建社会的公众人物？这是社会上层、下层都推崇的人物，这有两类，一是“清官”，一是“义士”。这样的人物有他的永久性、神圣性。关公、包拯，永远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已经成为思想符号，具有全民性。中国社会是一个礼俗的社会，是以礼代法的。礼治是人治不是法治，清官为民请命，反对权贵的法外特权而受到民众的推崇。清官虽然只是理想化的形象，但是百姓是永远需要的，包括今天，清官戏也特别受欢迎，因为还没有健全的法治，到法治社会，清官的作用就会降低。义士打抱不平的侠义行为，为民一吐胸中的怨气，也是老百姓需要的。下层社会的思想，与主流思想有所不同，关羽不是思想家，但后来他变成思想符号，很多东西已不是他本身具有的，而是社会附加给他的。孔子研究也是如此。有真孔子和假孔子，真孔子是春秋时代的孔子，假孔子是明清时代的孔子。假孔子可以研究，假关公为什么不能研究呢？国外研究思想史也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种半真半假的神话传说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它代表当时人的思想。那么研究个人的思想，除了本人的东西外，时代附加给他的东西，应不应该属于研究的对象？把公众人物引入中国思想史，是要研究“关羽现象”、“关羽崇拜”。“包公崇拜”从明清以来，到现在依然存在。为什么对于这种活的思想无动于衷呢？
    我用“世俗理性”的概念来概括士大夫教化民众的观念，把精英的理念推向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国是礼俗社会，以礼化俗是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
    中国是个礼俗社会，具有礼俗文化。礼俗文化就一定要带"俗"，对"俗"要进行研究。我曾和李泽厚交换过意见，他认为"生活是个本源"，我说，你从哲学方面提出问题，我要从历史方面去说明。我在写晚明城市风尚变迁的文章中，谈到消费生活的启动引发伦理道德观念的变迁等问题，研究上层社会通过哪些渠道来改变民情风尚。更贴近社会，贴近民众的生活，这是史学发展的方向。
    从社会文化现象来看可以解释许多历史问题。比如说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一般都是从经济、地理环境方面去解释，但也可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一贯到底，融入民众的生活方式，这是礼俗社会的一大特色。它是通过什么渠道，怎样广布全社会？中国士大夫有这种使命感，他要把这些思想一直贯彻下去。历史学家应该去解释很多历史问题，解释了这些东西就会有很多智慧在里面。解释是有困难的，也有时会解释错，但这都不妨碍你以科学的精神去探索，用一种准确、无误的知识去说明。
    有人问我是否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为什么有些新看法一定是来之外国呢？！我恰恰是从本土出发得出的结论，要说有相似之处，那只能说是历史有普世现象。中华民族的历史资源非常丰富，只要有一个开放的思想，把眼睛向下看，我们也会形成自己的学派。我国的礼俗文化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国独特的文化观念。研究工作不光是受外面的影响，本土研究也可以影响外面。
    从传统到现代史学功能已经有所变化。当前的史学功能应该是教育为上，包括知识教育、素质教育，也包括给人以智慧。未来社会是一个智能竞争的社会。智能怎么开发？把历史只看成是为领导提供资政的东西我看没有多大前途，但作为对民众的教育它会有很大的功能。现代化的发展，必然会对一些传统的学科造成新陈代谢。历史应该在未来社会的智能竞争中发挥作用，研究者必须调整自已的智力结构。
    我写了《略论史学工作者的智力结构》这篇文章，也是有感而发。在研究所里，像范老就主张史学家应该成为百科全书，像字典一样。我很尊重范老，但这个观点我不能同意。如果要求史学家人人像字典，人就工具化了，削弱了研究的能动性。我认为，研究能力就是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对史学工作者来说，主要表现为对史料的选择、判断、推理、概括和说明的过程。这是包括记忆力、思维力、创造力和表现力的综合智能，所谓智力结构就是这几方面的有机组合。
    林甘泉先生在历史所里也推荐了我的这篇文章，说是代表了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的思想。其实问题很简单，为什么过去不能发现？一方面有偏重阶级斗争的影响，另一方面存在着因循的传统，后辈人只是跟着前辈人走，只是去进行考证和补充。史学人才有两种：一种是开拓性人才，一种是建设性人才。现在大量的人才是建设性的人才，但是必须有开拓性的人才提出课题。这是我借用爱因斯坦关于自然科学的说法，其实任何学科都是需要的。史学研究需要进行开拓，史学工作者要从自身去进行思考，不要只考虑市场的影响。
    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历史学应该重新定位，不能像封建时代的历史学，也不能像"文革"时期的历史学，不能把历史学变成政治的奴婢。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一些学科的位置必然会发生变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历史出智慧》，这是针对着严中平先生在70年代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历史出科学》。严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师辈，我经常同他讨论学术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觉得科学的东西是需要反复验证的，但是历史是不能验证的，它还是属于人文学科。凡是认定史学是一门科学的人，主要是认为史学能总结社会发展规律。规律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必然性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像自然科学规律一样，可以重复，可以预测，从而可以指导未来，所以才称为科学。但对历史学来说就有两个问题：一是历史常常受到偶然性的挑战，使它不能按照既定的规律发展；二是科学是对未来的探索活动，科学研究的成果是可以验证的，所以它才能转化为技术，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而历史是永远不能验证的。历史活动离不开人的参与，这是极其丰富和复杂的精神活动和社会行为的表现。历史能给人智慧，这种智慧也具有普世性的规则。但你要把规律神圣化，当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就不行了。历史学无限崇拜必然性，但不要把它神圣化。一神圣化就绝对化了。历史人物和事变有它的偶然性，过去把偶然性只是看成必然性的陪衬。说历史出科学，就是由于历史学探讨规律。但历史越发展，我们就越可以看出历史规律的有限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历史中有些极为相似的东西，第一次出现可能是喜剧，再次出现可能就是悲剧或闹剧了，相似而不相同。所以历史不是不可捕捉，但规律是有限的。必然性的重要性可以强调，但必然性不能神圣化。所以，历史最现实的就是给人智慧，这种智慧就包括对规律的掌握。
    总之，我认为历史不能出科学，只能出智慧，称历史学为历史学科而非历史科学要更切合实际。但已经习惯的称呼也无妨照旧，只是在研究者心目中这是有限定意义的，如果明确表白的话，我想历史学是经验性的知识。因为是经验性的，自不乏有一定的规则可参照，所以也有科学的因素，但又由于这是经验性的，对后人可能有参照性、启示性并不具有指导全局的作用。这也是作为人文学科的科学观念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差异。                     当初我对严中平先生的《历史出科学》一文的提法有些异议，当时还想不明白，却一直在我心中存疑。后来在我为《中华智慧集萃丛书》撰写序言的时候，又冒出了对这一问题的思索，自以为逐渐清晰，便以《历史出智慧》的命题表述了我的态度。由于故人已仙去，不忍就此再与之讨论，况且序言也不容对此多加议论，所以对此只能浅尝辄止，主要是正面阐述对历史智慧的看法。在我心目中无疑的是认为，历史不能出科学，只能出智慧。
    前面我已经说了，我是主张把历史学称为历史学科而非历史科学更切合实际，但已经习惯的称呼也无妨照旧，只是在研究者心目中这是有限定意义的。如果明确表白的话，我想历史学是经验性的知识，因为是经验性的，自不乏有一定的规则可参照，所以也有科学的因素，但由于这是经验性的，对后人有参照性、启示性但不一定就是指导作用。这也是作为人文学科的科学性观念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差异。自然科学是实验科学，其中也要参照经验，但作为经验性的历史知识永远不能实验。对于不能重复、不能验证、不能假设的学科，何以能成为科学? 有关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争议不会停息。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永远存在，这也不必求同，但要为自己的主张立说。
    历史不能出科学，却能出智慧，这也就是我想用历史出智慧来代替历史出科学的本意。智慧是一种对经验的感悟、体认和敏感，对提高文化素质永远不会过时，而且常用常新，所以把史学作为科学，则史学亡，把史学作为智慧，则万世不竭，这是我极而言之的一种看法。   
    历史研究要“求真”，也要“求解”，不仅要告诉人们是什么，还要告诉人们为什么，这就是历史学的教育功能，也是让人增长智慧之所在。秦始皇研究二千年了，还可以不断研究下去，因为有它时代的意义、时代的解释。这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现在史学工作者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你不进行跨学科研究，人家会跨到你这来。《游民与中国社会》就是文学所王学泰写的，而这应该是搞历史的人做的。最早写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的文章，搞历史的人没有参加，是搞自然科学的人写的。我觉得这很奇怪，研究历史的也应该研究物质史，但搞近代史的人不仅不研究，而且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游民问题应该是搞社会史的人写的，但搞历史的人只是描述现象，不作解释。这也与历史学的研究方式和人才培养方式有关。我们搞历史的人，往往囿于一隅，范围非常狭窄。跨学科研究是一个趋势。现在科学的发展是一体化的，你研究历史也需要有自然科学的意识。要注意质的变化，也要注意量的变化。历史学家不能只有传统的东西，也要吸收新的意识。现在很多描述性的书重复出版不少，只是再现过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知识要求了。古代人只是"法祖"，知道祖先怎么做就可以了，现代人不行。这就需要史学家有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各种的背景知识才能解释历史中的为什么。
    如顾颉刚先生研究民俗史，研究孟姜女的故事，这个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他研究出孟姜女的传说在秦始皇以前就有了，被人附会在秦始皇的头上。他运用文字学、音韵学、历史地理、社会学等知识和方法理清了孟姜女故事的由来和发展。但遗憾的是他只作了第一步，没有作第二步。秦始皇的统治从历史学的角度讲是给予肯定的，但是在他的旁边出现一个孟姜女，就意味着对他的暴政的控诉，表现了老百姓反对秦始皇的心态，这也反映了民众的评价往往与历史学家的评价不同。进一步说，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也是二律背反。如果顾颉刚是个思想家的话，他应该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可惜，他只是个学问家，有那么典型的例子，没有提出深刻的思想。而这个问题是后来李泽厚引进康德的命题提出的。我觉得我们搞史学理论的不要自我陶醉，我们有很多史学理论的问题没有解决。历史出智慧，应该出一些命题，有了命题就有意义了。顾颉刚先生为什么话到嘴边没有把话说出来，是因为他没把这问题联系起来。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很多。
    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不能跨越的鸿沟，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是我的兴趣所在，无论是独坐书斋，还是漫步在闹市，是倘佯在山水之间，还是与朋友欢谈笑语，那使我动之于情，感之于心的历史场景，人物春秋，统统诉于笔端，一任思想自由奔流，抒写生活和生命，是我的本色。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