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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3日，我忽然收到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长生发来的一则邮件，张培刚老师已经驾鹤西去。这则消息给我的震惊无以言表。
早在几年前我们几个师兄弟就曾经讨论过如何庆贺老师的百岁寿辰。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祝寿就是发扬、光大 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多出一些好书、好文章。为此，我在2009年出版的《终结贫穷之路，中国和印度发展战略比较》一书的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恩师张培刚先生”。2010年6月，我在《经济命脉系三农》一书的扉页上更明确地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恩师张培刚先生百岁寿辰”。在2010年10月我在《中国不怕》一书的扉页上再次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恩师张培刚先生百岁寿辰。”
书中写道，“我是张培刚老师文革以后带的第一个研究生。1945年他在哈佛大学发表的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早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张老师认为工业化不能以牺牲农业、农民为代价，农业发展本身就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指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之后必然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形成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城市收入的提高又会产生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拉”力。一推一拉，会使工业化进程顺利启动并实现良性运转。张老师的教诲加深了我对于三农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写作这本书的愿望。很快我们就要为张老师庆祝百岁寿辰了，我愿意将此书作为献给恩师的一份薄礼。”
正当我们计划为老人家庆贺百岁大寿的时候，没料到张老师竟走得这么快。
记得是在1992年，张培刚老师指着我对一些来访的学者说：“我在文革前带的第一个学生是董辅礽，文革后带的第一个学生是徐滇庆。”
董辅礽老师在为我的书写的序言中说：“我与徐滇庆教授有一点缘分：我和他都师从张培刚教授。1949年我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成为张培刚老师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而徐滇庆则是张老师文革后在华中理工大学指导的第一个研究生。学长与学弟之间有一种亲切感。” 在另一本书的序言中董辅礽老师写道：“徐滇庆先生现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教授。说来也有缘分，他与我都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虽然时间先后相隔近四十年，我仍以师弟相待。对他的学术成就我抱有特殊的欣喜之情，因为其中也凝聚着培刚师教诲的一份心血。”
我是张老师的学生，却从来没有坐在教室里听过张老师的课。理由很简单，当时张老师只有我这一个研究生，用不着专门开课。我于1967年毕业于东北大学自动控制系。1979年我考上华中工学院硕士研究生的时候，经济管理系尚未成立，张老师还在基建处打杂。最初，我的专业方向是热磁流体发电。有一天，林金铭教授去英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之后告诉我，由于没有任何电极材料能够长期经受高温碱粒子流的冲刷，热磁流研究的主要障碍是化工材料，估计在几十年都不可能出现根本性突破。这样一来，我们学自控和电机的人在这个领域中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当时，学生一旦入校基本上就没有改换专业的自由，一切要听从组织安排。由于在学术上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给我提供了一个改变专业方向的空间。恰好国家计委有个全国钢材优化分配的重点科研课题，领导认为我的数学和计算机编程能力较好，派我到北京去参加攻关。在薛暮桥、刘国光等前辈的关心、指导下，我越干越有兴趣。许多人建议我转向经济学。当我向学院领导汇报时，华中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朱九思非常高兴地说，“我赞成你搞经济研究。我给你找个好老师，张培刚”。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张老师的名字。
不久，华中工学院经济管理系成立了。开张初期，老师、员工加在一起只有30多个人。教师的主体是学马克思资本论和企业经济的人。可是，华工的经管系一出世就与众不同，因为学校给调来了张培刚和林少宫两位顶级大师。由于只有他们两位有教授职称，自然而然，张培刚就成了我的导师。因为我是刚刚转过来的唯一的研究生，没有必要专门安排开课。实际上，我还一直在忙国家计委的科研项目，大部分时间在北京的国家计委信息中心上班。不过，每次回华工，我必定到张老师家报到，向他汇报在北京搞科研的情况。
在那几年里，我只听过一次张老师的讲演。湖北社科院组织了一次西方经济学讲座。我专程从武昌跑到汉口，挤在人群里听课。张老师用非常清晰、生动的语言将现代经济学原理娓娓道来，到场的学子立刻就被他渊博的知识所倾倒。他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科学殿堂。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张老师早在40年代就已经是闻名天下的大学者。后来，张培刚老师的讲座一直办到北京。厉以宁教授和张老师合作，组织了西方经济学系列讲座。他们出的油印讲稿特别受欢迎，成了我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入门教材。我得天独厚，虽说基本上是自学，只要有问题就直接向张老师请教，因此进步很快。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提出的问题基本都非常简单幼稚。西方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我只知道一个凯恩斯，其他的人一概不知道。张老师每次都是非常和蔼、耐心地解答我的问题，给予详细的指导。
后来，系里指定我担任科研秘书。在编制系里科研计划的时候，少不了常常向张老师请教。对于我这样的后生晚辈，张老师从来不摆权威的架子。我有些想法海阔天空，甚至脱离实际，可是张老师从来不泼冷水，鼓励我把话说透，然后再帮我逐步分析，找出重点，制定出可行的计划。
研究全国钢材最优分配方案的核心部分是线性规划。张老师对建立线性规划模型并且通过计算机真刀真枪地运算非常感兴趣。他每次都非常谦虚地问长问短，一见面就要我介绍一些计算机语言和编程的知识。张老师非常感慨地说：“科学技术发展得真快啊！我在哈佛的时候，人们就知道，在经济学中许多问题都不是简单的是非选择，必须在各种利和弊之间选择一个合理的折中。既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可是那个时候哪里有什么计算机啊！在工业化社会中，数据成千上万，再也不能像小农经济时代那样凭经验办事了。人脑不够用，非靠计算机帮忙不可。没有定量分析就很难制定正确的政策。”当时，社会上流行邓小平的话，摸着石头过河。张老师说，“经济过程往往是不可逆的。譬如加工资，加不加，加多少，都要先谋后动。不能今天加，明天再减下来。农民进城了，你就不能再把他们赶回乡下去。经济建设一定要量力而行。倘若超越财力、物力的制约，搞大跃进，最终一定要受惩罚的。在实施一项改革之前，如果有条件，一定要先做定量分析。计算机模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计算机上怎么分析都不会闯祸。有了经济模型和定量分析，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该干些什么，但是可以在很多情况下避免严重失误。”
张培刚和林少宫老师还专门组织了一个讲座，让我介绍如何编制线性规划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程序。他们两位先生在教室里正襟端坐，不仅认真听还做笔记。我讲完之后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只有一小部分问题我还能一知半解地回答一点，大部分问题我都摸不着头脑，不知所措。张老师非常宽容地说，“没关系，不要紧张。中国人闭关自守多年，外国发展各种经济模型好几十年，我们刚刚起步。你在北京要好好学，把学到的东西带回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以后，如果张老师听见在什么地方有数理模型讲学班的消息就告诉我，并且尽量创造条件派我去参加。
我越学越感到知识不足，萌发出国留学的念头。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尔廉说可以送我去美国学习。有人告诉我，申请美国大学需要教授推荐。叫谁写推荐信才好？别人笑道，在中国这块地盘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张老师更有力的推荐信了。当我找到张老师的时候，他非常高兴，连连说，“我早就想和你说，要攀登理论高峰，绝对不能夜郎自大。要走出去，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我去张老师家拿推荐信，他语重心长地说，“徐滇庆，你是工科出身，数学好，还懂得计算机，到美国去留学，只要能够克服语言障碍，肯定会较强的竞争力。不过要注意克服另外一个倾向，有些人为了追求数学上的完美，或者为了在数学上看起来更复杂一点，在经济模型上走火入魔，拿数学游戏取代经济研究。他们的论文玄乎其玄，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在谈论什么问题。经济学有自身规律，不同于数学、化学等纯理论。经济学离不开社会存在的现实，不仅要有技术，还要有思想。要讨论民生，为民谋利。”
他给我讲了他在1940年到农村调查的故事，从此我才懂得搞经济学研究绝对不能脱离现实。发几篇纯理论的论文并不难，可是，如果热衷于写抽象的论文而脱离了现实，就像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是断然走不远、长不大的。世界上那些声名赫赫的大经济学家都是从现实中总结问题，提高到理论高度进行概括、抽象，找出其中的规律，指导人们更深刻地认识世界。
后来，我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在北美任教、研究。凭借在数学上的优势我在最佳厂址选择理论上有所突破，解决了学术界争论十几年的一个难题。许多人祝贺我，后来也正是根据这些研究成果我顺利地得到了提升和晋级。可是我心里始终牢记张老师的教诲。最佳厂址理论基本上是一个数学游戏，在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在两维空间中任意选择厂址呢？于是我转而投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经济改革。这种模型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需要按照讨论的问题编制计算机程序，需要建立很大的数据库，可是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却有着其他方法无可取代的优势。当我在1988年回到武汉面见张老师，他非常支持我的选择，鼓励我把CGE模型运用到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在张老师的指导和鼓励下，我先后用CGE模型讨论中国渐进改革策略、价格改革、加入WTO的冲击、社会保障改革、税制改革、汇率和贸易战等重大课题。特别是在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张培刚老师独具慧眼，多次和我讲，一定要搞好民营银行试点，从制度上创新。无论眼下遇到多少障碍，将来中国一定要会建立以民营银行为主的金融竞争体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张老师多次问讯我去东南亚、东欧调研的情况，再三叮嘱要好好研究，防范金融危机。
进入新世纪以后，虽然张老师已经是耄耋老人，可是谁都想象不到他老人家的思维依然是那么活跃，富于活力和创造性。他曾经组织了几次发展经济学前沿研讨会。在张老师的鼓励下，我到印度考察，具体分析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战略。当我把专著交到老师手里的时候，他拍着我的手说，“好，你干得好，要继续努力。”
2010年，我在重读了张老师关于农村经济的著作之后，深入调查研究，写了《经济命脉系三农》一书。当我在武汉向张老师汇报的时候，新书还没有印出来。张老师听说之后非常高兴，交待说，“印好之后一定给我一本。”我说，这是我们这些学生送给您百岁大寿的贺礼。他连连说，“好，好，谢谢！”我回到北京拿到新书后，立即给张老师寄出了五本。
转眼之间，我们这批张老师的学生一个一个年过花甲。我们的大师兄董辅礽已经故去。我们多么希望张老师健康长寿，能够让我们这些弟子们齐聚一堂为他庆贺百岁大寿。我们的愿望眼看就要实现了，谁都没有想到就差这么一点时间，张老师走了。
什么人才能算得上学术大师？第一，要有建树，第二，要有传承。
首先，要看他对学术的发展是否有重大创新和影响。在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人们都能记得他的贡献。只要谈到大师，人们立刻就知道他是哪个方面的旗帜，在哪个问题上颇有建树。发表多少篇论文，写了多少本书，都不重要，只不过是个数字。尽管张培刚老师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被迫离开了学术领域，接受批判，劳动改造，白白浪费了他几十年光阴。可是，只要提到张培刚的名字，无论海内外的学者都知道，他是发展经济学的鼻祖。早在1945年他在哈佛大学发表的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被公认为发展经济学经典之作。
其次，孔夫子之所以被尊为儒学先圣，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有颜回等72门徒，有孟子、朱子等人传承、发展他的思想，衣钵相传，后继有人。学生就好比是种子，有种子才能世代相传，生生不息。有些学者名气很大，可是一旦逝去，很快就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不是这些人在世的时候没有学生，而是他的学生没能继承他的学术思想，或者干脆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被继承，或者他的学生在内心里未必佩服老师。张培刚老师带过许多很优秀的学生，如果没有政治干扰的话，他可能带出更多学生来。无论多少年过去，张老师的学生还都认他，崇拜他。在他的感召下相互切磋，相互帮助。除了我们这些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之外，连大名鼎鼎的周其仁、卢锋教授也都自认是张老师的门生。由此可见张老师学术地位之崇高。
在短短30年时间内，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实践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例。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中国奇迹。好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说过，谁要是能解释清楚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律，谁就一定能够获得诺贝尔奖。我毫不怀疑中国人将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朝一日当我们为之庆贺的时候，请一定不要忘记饮水思源，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张培刚老师就提出过交易理论的基本原理，为发展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人在经济发展上的奇迹以及在经济理论上的创新，追根溯源，我们都会铭记张培刚老师的杰出贡献。
（2011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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