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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书伤逝——纪念逯耀东先生

三联书店的朋友来家叙谈,提到三联正在印制逯耀东先生《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一书。我们由此谈论到逯先生的为学与为人,随便聊天,没拘束也没目的。我与逯先生交往较久,常存怀念,多说了一些话。事后,朋友把我聊到的话追记下来,交给我看,还带来了逯著的清样,说是想把谈话收进逯著里去。这是我未曾预料的。经过一番焦心,我知道不便再作婉拒,只好把追记文字编联一下,顺了一顺,把交谈语气改成叙述语气,还给三联朋友听由处理。我说,这不是对逯著的序跋,而是对逝者的追忆,如果要放在书里,也只能当个小摆设,表示睹书伤逝之情。
    我结识逯先生,已经二十多年了,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中间。他是从香港来的。那天他邀约几位年辈差不太多的同行朋友晚间到外面喝酒,后来因故改聚在饭店房间里,记得有蔡美彪兄在内。房间不大,有点挤。寒喧让坐之际,逯先生忽然拿起沙发软垫扔到墙根,自己先坐下去,说声“好,都有座了”。一个不假思索的小动作,一句随便的开场白,一两秒钟的事,立刻拉拢了新朋友之间的距离,也无意中表露了他不拘小节、豪爽豁达的性情。这个初次印象很有特点,长久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那时台湾还未开禁,两岸中国史学同行直接交往还不够多,所以都想了解一些情况。逯先生健谈,自然成为沟通的主角。其实他那时对大陆史界的了解也还不像以后那么深广,自然也有不少话题要提出来。他的态度始终是亲近恳切的。限于初识,那晚只是泛泛交谈,没有涉及深度的学术内容。
    约会由逯先生发起,酒自然是少不了的。那晚只用了一点本地酒,是色酒,淡淡的,点缀点缀,没起助兴作用。逯先生的文章里,曾多次提到在台北下酒馆,一瓶大曲两人对酌,酣畅之极。这次我们晚叙,可没有机会体察逯先生在“名士与酒”场景下的率性表现。以后再见,我已基本忌酒,与逯先生虽同餐而不能共饮。不过,每当听刘欢高唱好汉歌,总会幻现一碗酒的场景,泛起一个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好汉形象,那不是绿林好汉,而是学林好汉,逯耀东。
    说到好汉,我也只有泛泛的直观感受,与逯先生自己写的《那汉子》相比,就显得浮浅多了。《那汉子》是逯先生最真切的自我画像,是素描,是漫画。虽说写得虚虚实实,并非全真,但虚是实的升华,比实还实,只是经过他自己的艺术加工,有意把形象模糊化了。
    逯先生的吃,更是有名,他写吃的作品,有论文,有纪行纪事之作,后者居多,读来颇有味道。有同行朋友称说逯是美食家,我看不全对。我周围所见的美食家,有的是尊显家庭的前辈人物,他们原本有养成美食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有的是世家子弟,从小得到这方面的陶养,时代和家庭状况变了,素养犹在。他们都有美食文化的长期实践。像我自己这个年龄层次和经历的人,裹腹之余,但有一张馋嘴,却不理解美食文化,养不成那种好尚。逯先生比我年岁略小,据他自己说,青壮年时生活也是比较艰难的,何从得到这种文化薰陶呢?也许这样提问题是由于我们对美食文化所知太少。逯先生写过一些关于美食佳肴的文章,有谱系,有特色,有调法,甚至亲手操作,得其口验。这当然是可以写进饮食学教科书去的好资料,只不过阳春白雪,能领略的读者可能不多。倒是他从街头巷尾循风问俗得来的“吃”,应当也是,甚至可以说更是真正有文化涵义的吃。譬如看画,听乐,受众得到愉悦,得到修养,但是否能够体会到作者审音辨色的真功夫,却是难说。逯先生在街头巷尾觅“吃”,认真品尝,我看不是为了饱口福而真是在细辨土风土味,同音乐家审音、画家辨色一样。神农尝百草,逯氏品百味,意蕴有点近似。逯先生的吃,更多的是舐,舐其味而弃其余。他在辨味中思考知识。他的味蕾大概特别发达,吃得出知识来。“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採为味”,逯先生兼採成味,一定会以这种知识充实他的中国饮食史,说不定这类美味知识比烹调知识有同样的甚至更可贵的价值。总之,逯先生的吃,主要不是馋嘴的吃,吃得另有门道。我猜如此,对不对不知道。
    说到这里,不由得不想起逯夫人李戎子。有这样一幅画面:一个汉子蹬在街边,只顾用筷子向嘴里送东西,神情专注。卖食的摊主问那汉子还想要点什么,那汉子站起来说,这碗剩下的,不要了,那边那种,给我来一碟。汉子身旁跟着李戎子,一直没动,一脸的无可奈何,只是提醒那汉子,尝尝味就够了,把嘴里的吐掉。她还打开手提包,看看治泻药带够了没有。这是一幅读逯文时构想的画,如果还能传神,可当作逯文配图来看。
    戎子夫人,我见过,在北京我家,得知她原本是岳阳人,那里是我小时居处的邻县,方言、土俗、河山,我都知道一点。她说她们考虑到岳阳置产,想以后常来住住。后来变了主意,另有安排。我读过逯兄伉俪偕访岳阳的文章,内容一般,大概是岳阳的吸引力并不足够。我也去过台北兴隆路他们家里,那次只有逯先生“留守”,戎子去加拿大了。想来戎子要照顾一个生来任性执着、喜爱闯荡的汉子,不是容易的事,够她费心费力的。逯先生在他的书序里说,戎子是他学术写作最好的听众和助手,帮他誊抄,制表,校正古籍引文和操作电脑。我还知道戎子工于篆刻,《结网编》封面印章和诸书所钤“糊涂斋史学论稿”等刻,都出于戎子之手。如今戎子夫人独处台北,孤单的日子已过了两年多了。她为人贤淑,逯先生人缘也好,想必随时都会有亲友眷顾关切。逯先生的遗著也是戎子自娱的丰富精神资源。逯氏门下亲近甚多,多在台北近处,他们都是戎子夫人随时可以呼应的子弟。
    逯兄教导学生的方法高明,不主张他们死守一家,而是各自“结网”。两部《结网编》所列篇目,显示各有所专,范围较广,不是泛泛之作。这与大陆近年所见,弟子一般只是跟着导师做题目,怯于独辟蹊径,少见新题新意,是有所不同的。逯兄对学生有时也很严厉。我亲见他责备一名学生,这自然易伤面子。但他们亲如家人,没有听说影响长远的感情。
    逯门弟子我见过一些。他们来大陆访学时逯兄有时介绍与我晤谈。最后见过的一位是陈识仁君,是逯门新进。我与识仁君有过一点学术因缘。我写《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一文时,正好逯先生把《结网编》寄赠给我,其中有识仁君《北魏修史略论》一文,我受到一些启发,引用了此文,并特意标出“青年史家陈识仁”,以示尊重。后来王汎森先生来京,座中偶然谈及,他在台北“国科会”工作时见到识仁君一份关于学术申请的论证书,引述我对他前述文章评论之词。看来识仁君对自己的论文及时得到大陆同行的反响,是在意的,高兴的。识仁君2006年来京访学,与我晤谈逯兄近况。万万想不到,第二天一大早识仁从寓处给我电话,说半夜得台北告知,逯先生刚刚在高雄逝世,识仁自己停止在京活动,已购妥立即返台的机票,马上动身。真是晴天霹雳。我想到刚从台北与逯先生餐叙后返京的葛兆光先生,商请他发出我们共署的给戎子夫人的唁电,以誌哀悼。一条汉子忽然间走了。识仁匆匆告别,我觉得他的心情极似亲子奔丧。师生关系密切到这种程度,对毕生从教的逯兄说来,应该足可慰藉。这样的学生,对戎子夫人也自然会敬奉如母。
    前面拉杂叙谈,已经涉及许多逯先生为学的事了。逯先生为学,文史均长,但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史学著作里面。我们认识以后,每有新作,几乎都会互赠,只是他多我少,他丰我瘠,他博我馁。他的史学研究领域,先是在魏晋的社会、民族、政治诸方面,后来由史料、名著、名家的研究逐渐进入史学史,重在秦汉魏晋。其间,他做过中国现代当代史学发展的研究,发表过著作和不少史论文字。总之,他是一位业精于勤,思想敏锐,手不释笔的学者。以国史中的魏晋南北朝来说,从大陆看,老一代的大手笔多已迈过鼎盛之年,我这一代则多长期陷身混乱而难得正常发育。这个阶段,逯先生不误青春,沉潛翰墨,展示才华,奉献学界,是大可珍贵的。
    大陆同行获悉逯兄成就,已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逯先生留意与大陆同行学术联系,广有交游,所以他在台、港所出著作也较快流传大陆。甚至在大陆出版。眼下所见的这本《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是他亲手辑集、尚未杀青的一部重要的史学作品,是他在其长期酝酿的史学史研究思路中,关于汉代史学的最后成果。逯先生的书,较早到手的,我都过细拜读过,深得启发之益。不过时间久了,体衰脑钝,只留隐约印象,可以说是得其意而忘其言。较晚到手的书,更是阅读困难,勉力过目,即读即忘。虽然如此,逯先生的思路文风,总还是留在我脑子里,不会丢失。
    斯人逝矣,斯文长在。学林中人,不止是我,都知道湖涂斋主人是位极聪明的人,“糊涂斋”的糊涂,只能视之为使用“难得糊涂”的旧典。读糊涂斋主的书文,都会细品那种醇厚的味道,都会长久地记住学林中自成一格的这条潇洒的汉子。
    二〇〇八年八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