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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柔弱中带伤


    任继愈:柔弱中带伤
    
       生老病死,都不是自己能够把握的,任继愈先生与季羡林,于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一日晨先后离世,这也不是两位山东朋友能够把握的。如果在山东老家,任继愈九十三岁,季羡林九十八岁,那是喜丧,菩萨大慈大悲,护持两位对佛教不具有温情的学者长寿。
       任继愈先生的志业,不外领导世界宗教的批判与研究,主持北京图书馆两项,世界宗教研究,由于最高领袖点将,凤毛麟角的任继愈,得以成为主旋律的学界领袖,要是旁人,必然恃宠而娇,以至于飞扬跋扈,奇怪的是,任继愈周旋于急流险滩,驾驭人生的航船,纵使惊涛骇浪,也闪转腾挪,做到有惊无险,要是不懂得『易』理,不尊奉道家的教导,是要面临灭顶之灾的。任继愈在当代大陆的文化生态中,一辈子摇晃,柔弱中带伤。
     
    (一)反思传统
     
       二〇〇三年——二〇〇四年,笔者在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自由自在的听课,讲座和学术研讨会也参加不少。记得二〇〇三年十月底,北大和哈佛燕京学社合作召开『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岂能不去?一大早就赶到了,好像是在北大图书馆的北配殿,杜维明、汤一介作大会的主持人。任继愈其实不大看得上新儒家的,认为他们把中国哲学当作一种职业了,但是,也被请来作主题演讲。任继愈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封建社会忠孝规范的历史贡献》,他以为自己在顺着陈寅恪先生讲“三纲六纪”的历史合理性,如果把时代的内容,比如法律和道德替换“三纲六纪”,就可以进入现代了。任继愈先生说自己只讲自己理解的东西,不理解的东西是不讲的。通过这次演讲来看,老先生理解了忠孝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但是,把『忠孝』进行创造性转换,从新文化就已经开始了,老先生要回到新文化以前去,断不可能。老先生这种工作,还不如海外新儒家,把儒学当作博物馆里面的东西,沉潜把玩。老先生的论调,愚钝如我,真是莫名所以。
       再次见到先生,是在电视里面,曲向东主持的『大家栏目』,对文化耆宿进行访谈,很有意思。好像是二〇〇八年前后,看到了对任继愈的访谈节目,老先生还在对传统进行反思,主旨是讨论当代大学教育的缺失。老先生认为,科举制度,不注重出身,不论私塾、县学、书院的学子,都可以参加科举,对于网罗人才,功不可没。当代的教育,注重出身,偏才、怪才,就可能出不来。其实,科举制度可称规范的公务员制度的先驱,对于官员的选拔、甄别,确实有一套。不过,老先生有点高估科举制度了,徐霞客、吴敬梓、曹雪芹,这些偏才、怪才,科举制度也没有培养出来。但是,科举的平等精神,值得提倡,这点我是赞同先生的。先生对于当代教育的弊端,看得也是很清楚的。
    
    (二)不敢从心所欲
     
       任先生对于死生大事看得淡,看得开,在文化老人中,这一点是很突出的。冯友兰先生是任继愈的长辈,这里面有两重意思: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师生关系,任继愈还是冯友兰侄女冯钟芸的丈夫。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必要说出一个所以然,任继愈就有点不赞同,任继愈觉得,中国哲学的一些境界,只能体悟,没有办法说出来。这里顺便说一下,任继愈、冯友兰、张岱年三位中国哲学史家,其实是一家。任继愈与冯友兰已经说过了,冯友兰有位堂妹冯让兰,嫁给了张岱年。冯友兰的女儿宗璞是小说名家,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妹夫陆侃如是现代著名的学术夫妻店,共同研治中国诗歌史。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学术文化的望族。任继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春风得意,冯友兰、张岱年检讨复检讨,忍受凌辱。不知道在任继愈心中,是如何看待这些的,任继愈致死也不愿意透露心迹。生前已经留下嘱咐,不要大规模的追悼会,不要出版全集,任继愈何以如此洒脱,风轻云淡?
       其实,任继愈是有苦衷的。任继愈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三代学者中,学术声望并不是来源于自己的著述,而是依靠集体编撰《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中华大藏经》大部头得来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里面的论文,虽然至尊称誉为『凤毛麟角』,并没有要求研究佛教必须信仰佛教,但是,很少有佛教研究者,像任继愈、季羡林先生,认定所研究的对象是歪理邪说的。张中行先生是杂家,《禅外说禅》不仅可以见证的禅学所养,更令人称道的是,张先生对于禅学理性而温情的态度。任继愈先生在北大、西南联大虽然深受名师熏陶,但是,在内心对于不少老师的理念,非常抵触,所以,直到一九四九年鼎革之际,也没有从学问上确立自己的关怀。
       新异的文化生态群落确立的时候,任继愈是很能够与时俱进的,这也是为什么冯友兰、张岱年转型那么坎坷的原因。尽管任继愈在北大、西南联大学习、工作多年,那里可说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但是,任继愈不相信个人的力量,认同时代的风尚,也就是群体认识。北风来了,任继愈没法阻止,只能顺应。顺应的结果是,八十岁接受陈明访谈的时候,雄心勃勃地表示:以后,有时间,要把自己的东西写出来。这里面的潜台词,耐人寻味。《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不是任继愈自己的东西,《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更不是任继愈自己的东西。也许,任继愈原本就不想把自己的东西写出来,既然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群体认识没有认识的时候,任继愈自己认识到了,何足道哉?
       任继愈先生不大喜欢个人标榜,待人接物,风光霁月,不是一般学者能够做到的。大多数文化老人,不愿意看到自己衰弱,有些人甚至九十多岁了,还要与中年学者比试身体,硕士、博士,一个都不能少,至少钟敬文、费孝通、韩德培、季羡林诸位先生莫不如此。任继愈不打招生广告,主要是怕旁的学者招不到学生。大陆的道教研究,是任继愈创始的,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弱于四川大学,可以看出,任继愈的风度,如果是旁的学者,绝对不能容忍四川大学发展的。
       
    (三)儒学是宗教
     
       任继愈对中国传统,整体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民主不能推行,现代化不能确立,关键在于封建主义的小农意识。任继愈的核心理念到底在哪里?研究佛教着眼于批判和抨击,研究儒学,同样着眼于批判与抨击。
       一九七八年底,中国无神论学会在南京成立,与会的任继愈语出惊人:儒学是宗教,教主就是孔子。与会的时贤觉得任继愈这个玩笑开大了,任继愈镇定地解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为了深入论证自己的新观点,任继愈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创立儒教室,得意弟子李申进行长期的研究,撰写著作《中国儒教史》,任继愈自己也是念兹在兹,《从儒家到儒教》(1980年)、《儒教的再评价》、《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1982年)、《佛教向儒教靠拢》(1984年)、《重视儒教的研究(1986年)、《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再论儒家与儒教》(2007年),任继愈再三再四论证儒教说,得到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呼应和赞赏。但,不要忘记,任继愈还是中国无神论学会的会长,提出儒教,只是为了批判传统而已,蒋庆等文化保守主义者,是要恢复儒教的生命力的。在我看来,任继愈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反映了老先生也有固执己见的时候,并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本来一个简单的问题,经任继愈摆弄,日益复杂,所为何来?季羡林、任继愈、张岱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敢于提出新的论题,比方说,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任继愈的儒家是宗教论,张岱年中国传统、西方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勇气可嘉,但平心而论,并不具有真正的知识增量。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扫荡,儒学已经彻底丧失了生命活力,至于把以前的儒学称为什么,除了意识形态的考量,还有多大意义呢?
     
      (2009年7月17日,16:59分,书菜楼)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