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第120期（2010年12月19日）刊载高峰枫先生文，发表了钱锺书先生于1979年致方志彤先生英文信两通，从中可以看出这两位大学者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阅后实令人感慨系之。方先生在国内几已被人遗忘，故不揣愚陋，狗尾续貂，对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学人的生平和学术成就稍作介绍。
    方志彤（Achilles Chih-t'ung Fang，1910.8.20-1995.11.22）是朝鲜族人，生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青年时代得到美国传教士的资助，来到上海读高中，后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2年毕业。1935年辅仁大学出版的西文东方学刊物《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创刊后不久，方氏就参与了该刊物的编辑工作，初任编辑部秘书兼助理，后与当时也在北平（北京）的一批中外著名学者如陈垣（1880-1971）、张星烺（1888-1951）、沈兼士（1887-1947）、英千里（1900-1969）和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1881-1971，蒙古学大家）、艾锷锋（Gustav Ecke，1896-1971）、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罗樾（1903-1988）、戴何都（1891-1980）等同任编委，达十余年之久。方氏曾把中国学者沈兼士和裴学海（1899-1970，语言文字学家）等的论著译成英文在《华裔学志》上发表，沈先生逝世后的讣文亦出其手（见《华裔学志》1948年第13期，408-412页）。《学志》各期均刊载“Review of Reviews”，评介西方和日本汉学家出版的新著及近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同时向西方汉学界介绍中国和日本学者用中文、日文撰写的重要新作，使其成为当时了解世界汉学动态的一个窗口。这些文字一般都不署名，其实多为方氏所写。现仍在世的德国老一辈汉学家傅海博（Herbert Franke，1914- ）曾经说过：“要谈到在中国发行的最重要的汉学期刊（自1935年起），非北平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莫属。”《学志》取得的成就，是与方先生多年的辛勤工作密不可分的。
    笔者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前夕，曾为查找王静如先生发表在《华裔学志》1944年第9期上的一篇英文论文“Arsi and Yen-ch'i焉耆，Tokhri and Yüeh-shih月氏”，在华东师大的图书馆里翻阅该刊。王先生的论文题目中的r■i一词，见于甲种吐火罗语文书，解读者西克（E. Sieg）在1918年发表论文，认为该词与吐火罗语名称有关，主张把甲种吐火罗语叫做r■i语。至1936年，英国伊朗学家贝利（H. W. Bailey）撰文提出这个词等于rｙａ（圣），并不是吐火罗语的名称。他主张称甲种吐火罗语为焉耆语（Agnean），乙种吐火罗语为龟兹（库车）语（Kuchean）。次年（1937年）西克又反驳了贝利之说，坚持仍用“吐火罗语”这一名称。王先生此文就是在欧洲学者争论的热潮中，由中国学者用外文发表的第一篇相关论著，在国际学术界亦很有影响。不过此文的英文稿并非王先生自作，而注明是由方先生翻译的。这令笔者大感惊讶，深觉方先生学识淹博，对这样艰深冷僻的问题都有深入的了解。有关吐火罗语名称的讨论以后并未停止，伊朗学大家亨宁（W. B. Henning）等续有所论列。2010年秋，笔者在吐鲁番，听现在北京的日本吐火罗语专家荻原裕敏博士提及，他曾亲往德国检视吐火罗语文书原件，可以确证西克当年的读法不误，但这个争论问题至今仍无法论定。
    方先生于1947年离开《华裔学志》编辑部，应哈佛燕京学社之邀，赴美参加一部汉英词典的编纂工作。这原是一个相当大的课题，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等都曾参与，但编词典历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据李先生夫人徐樱回忆，哈佛虽是名牌学府，但李先生在此工作并不乐意，觉得过于沉闷，于是两年期满就请辞了（见徐樱《方桂与我五十五年》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87-88页）。这部词典最终并未完成，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伊朗和中亚学家费耐生（Richard N. Frye，1920- ）说起，词典留下的资料和稿件仍堆放在哈佛的地下室中，无人问津。方先生脱离编纂工作后，仍留在哈佛任教，同时攻读比较文学的学位。他在哈佛长期讲授古代汉语、中国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等，至1977年退休，前后近三十年。
    李欧梵（1942- ）教授在其所作《在哈佛作访问教授》一文中写道：“哈佛的汉学传统历史悠久，在我做研究生时代，系里教授中国文学的只有海涛尔（Robert Hightower，按即”海陶玮“——引者）和Achilles Fang（方志彤）二人，后来加上语言学方面的赵如兰和梅祖麟，这几位教授——特别是后二者——都待我甚好，但毕竟都不是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其实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汉学界，除了夏志清教授外，根本没有人注意到现代文学，甚至偏见极深，认为自《红楼梦》之后就没有中国文学可言。方教授是韩国人，教学极为严谨，曾写过一篇有关胡适和美国新诗中的意象派的论文。他一向不苟言笑，也令我畏惧不前。”其实方先生直至退休都并未获得教授职称，高峰枫先生前已作说明。李氏提及的方氏所撰论文，当指《从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的中国新诗：新诗试验的失败》（From Imagism to Whitmanism in Recent Chinese oetry: A Search for oetics that Failed），此文引用讨论者不少。
    方先生在哈佛数十年，却始终未获教授，除因其为人孤傲超然外，可能也与其发表的著作甚少有关。他在1958年完成的关于庞德的博士论文篇幅巨大，迄今未出版；对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9-78的英译和注释（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220-265: Chapters 69-78 from the Tzu Chih T'ung Chien），由哈佛燕京学社于1952年出版，却是铅字打印本。尽管如此，与其相识之人无不盛赞其博学，可谓有口皆碑。笔者于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开始，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1943- ）教授交往，梅氏于1976年在哈佛获博士学位，以后又留校任教数年。他多年研究唐代变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便致力于对新疆出土古尸和欧亚大陆各地的历史文化的调查，对印欧语诸族群的语文学和考古学非常关注。他屡次提及方先生，认为其学识和语言能力旁人难以企及，令笔者印象深刻。
    方先生1995年因癌症去世，为了纪念他，哈佛大学特于1997年设立方志彤纪念奖，每年奖励一名东亚人文领域的研究生，用于在哈佛出版专著。但十年间无人获奖，直至2008年，台湾史语所的陈雯怡女士以博士论文Network, Communities, and Identities: On the Discursive ractices of Yuan Literati，得到评审委员会一致肯定而获奖。
    方先生在北京时就常在琉璃厂等处搜罗图书，到美国后主要收藏西文书，包括很多希腊文、拉丁文典籍。他生前就已着手将藏书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在“方志彤赠书”是北大图书馆特藏之一，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和少量自然科学类西文书籍，部分开架但不外借，其中有些可以复制，开放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八时至下午五时。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