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代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日益广泛地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是科学整体化的产物。
科学史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人类科学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结构特点。古代，科学未经分化，一切科学知识均蕴含在哲学之中。从15世纪起，科学进入分化发展阶段，不同领域的科学知识相继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门独立的学科。经过几个世纪的分化、独立发展，及至19世纪末，科学转入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整体化占据了科学发展的主导地位。
与科学分化截然相反的是，科学整体化表现为各门学科不断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而19世纪末以来，科学呈现整体化的发展趋势，有其深刻的原因：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事务日趋复杂，许多现象不是一个学科所能独立解答的，需要多门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另一方面，各独立学科经过几个世纪相对充分的发展之后，在学科之间边缘地带留下一系列的空白区，这些空白区亟需各相关学科携手进行研究。再者，进入本世纪以后，科学发生了伟大的革命，而这一革命至本世纪中期却出现明显的“饱和”现象，前锋受阻，于是老学科必然要“回采”新领域，导致智力横向转移。这样，不同学科之间日益整合的趋势，反映在研究实践中，必然是各学科一改昔日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况，打破学科之间的森严壁垒，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科学活动由此进入以跨学科为主要特征的研究阶段。
尽管如前所述，历史学蕴含着“具有更多跨学科性”这一学科特性，也就是说，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立起森严的学科壁垒，但是，伴随着有关人类社会历史的的知识从哲学以至神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可避免会相应形成以历史学自我为中心的学科观念。而在分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发展阶段，这种学科观念是那样的深入人心，以致于演化为阻隔历史学与其它学科往来交融的学科壁垒。然而到了科学进入整体化的发展阶段，由于科学环境的变化，再也无法固守传统的学科壁垒，迫使史学研究者摒弃以历史学自我为中心的陈旧的学科观念，其佼佼者敏锐地认识到，“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注：鲁滨逊：《新史学》，第69～70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于是，受科学整体化趋势裹挟，一部分史学研究者刻意推翻传统的学科壁垒，广泛吸纳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人类社会历史加以深入的研究，逐步把当代史学推上跨学科发展的道路。
与此同时，科学整体化趋势也促使当代许多社会科学家改变了原有的观念，他们不再满足于对所研究的对象作共时态的探索，转而注重进行历时态的溯源性研究。于是，就有部分学者涉足历史研究领域，运用其自身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去探明本学科研究对象的历史演化过程。这些学者不仅因此被谑称为“两栖”学者，而且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既是当代史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当代史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进程。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么，也不难发现，当代史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进程，与科学整体化趋势下的跨学科运动发展，几乎是平行的。据国外有关学者的研究，现代跨学科运动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是从一战到二战，以一些初级讨论为主要特征；第二时期是从二战到60年代末期，出现了一些涉及面比较广，影响较大的跨学科运动；第三时期是从60年代末至今，一些专门性跨学科活动脱颖而出，形成“跨学科学”的新的研究领域（注：转引刘仲林：《交叉科学时代的交叉研究》，载《科学学研究》1993年第2期。）。与此相对应， 当代史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潮流，兴起于1930年前后，至60年代末形成高潮（注：参见L·斯通：《 20 世纪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 载《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9期。），之后进入理论上概括、总结的阶段， 这同现代跨学科运动的发展基本同步。由此可见，当代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及其步步推展，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科学现象，它是在科学整体化趋势下，随着现代跨学科运动的发展而逐步推进，进而形成为当代史学发展的显著特征。
（三）当代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日益广泛地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也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
如所周知，传统史学不仅研究领域狭窄，而且对于历史的研究局限于单纯叙述。进入20世纪后，传统史学日渐显出与现代科学的不相适应性，其一系列弊端日益引起史学研究者的不满，于是，如何拓展研究领域、以及改变单纯叙述所给历史研究造成的肤浅性，也就相应成为历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的学科改造问题。
与传统历史学家不同的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一些历史学家受现代科学发展的影响，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就其本来状态而言，是一个由各种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如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克就明确指出：“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的结构与信仰及思想最基本、最微妙的反映都概莫能外。”（注：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37页，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译本。）这一史学观念的形成对于历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具有根本性的影响，而反映在研究实践中则具体体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首先，既然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由各种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那么，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把握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的诸组成要素。美国著名的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所概括指出的“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值得历史的理性研究”（注：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第17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译本。），以及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的所谓“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和其第三代传人的所谓“无所不包的历史”，显然均是对此观念的具体阐发。质言之，就是必须大大拓展历史研究的领域。
而要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要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因为，其它学科的一系列概念被引进史学领域，并为史学研究者所掌握后，就转化成为他们概括同质成分，从而对客观历史进行分类的思维工具，由此开掘出一个个新的研究领域。以政治经济学为例，它被认为是“对于选择和解释历史事实起过巨大影响的第一个社会科学”（注：鲁滨逊：《新史学》，第37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其一系列概念，如商品经济、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被史学研究者借用后，就相应形成一个个特定的历史研究领域。正因为如此，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弗朗索瓦·菲雷才如是说：“概念化历史在创建历史学领域的专门统一体的同时，也极大地拓宽了历史学的领域。……人们可以根据一个概念性发现所开拓出的研究领域以及它留下的足迹来评价它的功绩。”（注：弗朗索瓦·菲雷：《从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见《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第234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版。） 而前引法国学者科林·卢卡斯所言，历史学同社会科学挂钩引起的“最明显的变化是研究课题的多样化”，则更明确地指明了采用跨学科研究方式所给历史研究带来的显著变化，那就是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其次，既然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由各种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那么，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就事论事，相反，需要“显示事实之间的联系和内在的变化”，“揭示由自然亲和力与内在联系构成的真正的历史脉络”（注：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14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译本。）， 进而对历史的发展演变作出解释。也就是说，研究历史，“纯叙述是不够的，必须用分析加以补充”（注：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第6 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译本。），应当摒弃传统史学单纯叙述的方式，代之以分析和解释。
而与拓展历史研究的领域一样，若要揭示历史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分析和解释取代单纯叙述，就“不容划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注：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06 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译本。），亦即必须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因为，借用一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去解决另一个学科的问题，往往导致科学研究的创新，“新概念常常促进人们对因果关系的认识的发展”（注：[法]M ·多冈等：《社会科学中的杂交领域》，载《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史学研究者可以借助于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纷繁杂陈的客观历史进行分类、概括，加以排列组合，由表及里，揭示出客观历史的内在联系。美国史学家鲁滨逊说得好：“历史学家之能够慢慢地摆脱古代谬误的见解，大部分不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取决于自然科学的影响，取决于不断出现各种社会科学的特殊影响。”（注：鲁滨逊：《新史学》，第37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至于前引法国学者科林·卢卡斯所言，历史学同社会科学挂钩引起的“最重大的变化是……对历史编纂法所产生的影响”，则是高度概括了跨学科研究所给历史研究带来的另一个显著变化，那就是充分改变了史学研究者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把握方式。
很显然，当代史学在批判传统史学、以及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要走上跨学科发展的道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例，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初，其另一个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就号召要“消除陈旧过时的学科壁垒及由偏见、陈规及概念和理解的错误所造成的巴比伦式的混乱”。于是，“要使史学摆脱陈规旧套，特别要使其突破本学科的严格界限”（注：雅克·勒高夫：《新史学》，第8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译本。），在史学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不仅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所创办的《年鉴》杂志的首要宗旨，而且成为年鉴学派成员一以贯之的研究原则，并付诸于研究实践，“广泛吸收其它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译本。），从而使跨学科研究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历史研究方式，占据法国历史研究的主导地位，年鉴学派也由此成为当代世界最主要的史学流派。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在史学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不仅是当代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更为重要的这又是当代史学为适应现代科学的内在要求。正因为如此，西方部分史学研究者往往把是否在史学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与历史学的科学化相提并论。如弗朗索瓦·菲雷就曾这样设问道：“人们要问的是，历史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已通过借鉴这些进展中的某一些并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实践，而确立了有资格被称为科学的对过去的认识呢？”（注：弗朗索瓦·菲雷：《从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见《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第228页， 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版。）更有学者作了更为尖刻的表述：不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回避现代科学的挑战，历史学“便要冒一场失去自己地位的危险，既不成为一门科学，也不成为一门艺术，只能成为一门‘业余爱好’而苟延残喘下去。”（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6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译本。）毫无疑问，部分史学研究者正是为使历史学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采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式，引进和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而把历史学推上跨学科发展的道路，使当代史学沿着“由艺术的追忆转变为科学的分析和解释的道路前进”（注：安德烈·布吉耶尔：《年鉴派史学的演变和现状》，见《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第126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版。）。
总而言之，从根本上说，当代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日益广泛地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是历史学所蕴含的“具有更多跨学科性”这一学科特性的张扬、以及科学整体化和历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学还将沿着跨学科发展的道路，迈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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