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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名家周一良先生的治学经历，圈内人士都知道是由他独擅的国史研究转到了亚洲史的，这看似意外，却也“平常”，因为在一种刚性的体制之下，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历史学家们已经没有治学的自由。开国之初“一边倒”，高校也是“全盘苏化”，历史教学也只能按照苏式教学计划去安排授课，原来周一良与丁则良二人是合开国史的，此时他们便一同改行，去经营亚洲史了。此后他们又共同编写亚洲各国史的教材，由周一良负责古代部分，近代部分则归丁则良，周一良后来回忆说：“他完成了几篇颇有水平、当时很受重视的亚洲近代史论文，但由于他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含冤而死，未及出书。”周一良自己呢？他苦涩地回忆说：“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梁效’成员受政治审查，我才坠欢重拾，又接触魏晋南北朝史。”
在周一良得以重操旧业的时候，丁则良早已不得为噍类矣。他那年自殒时，尚不到四十二岁。对此，晚年的周一良有一段婉约微讽和自伤自哀的回忆：“1957年从‘引蛇出洞’搞起来的反右派斗争，是解放后知识分子遭受的第一次大灾难。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认为自己出身剥削阶级，又在举国抗战期间置身国外，对不起人民，鸣放期间确没有什么不满，运动开展后则诚心实意努力紧跟，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无不如此。但当涉及自己亲近的人时，不免真情流露。在批判亚洲史教研室青年教师夏应元的会上，我发言说他‘辜负了党的培养和我的期望’，随之落泪。好友丁则良在北大含冤自杀，我因须开会不能送葬，在他停灵处绕棺一周以示告别。作为北大民盟支部负责人，我主持批判他的大会。丁则良到苏联开会，根本未参加整风鸣放，毫无可抓辫子的言论，是原单位欲加之罪故意捏造出‘三人反党集团’，我在大会上只能批判他‘辜负党的信任和重用’，这些以后都在全系大会上受到‘温情’与‘立场不坚定’的批评。只有翦（伯赞）老，在会上听到我绕棺一周的事，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对丁则良是真有感情啊！’当时心想翦老还有人情味。”
丁则良（1916—1957），抗战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一位历史系学生，曾受业于雷海宗、张荫麟等。众所周知，清华大学历史学派的源头是王国维、陈寅恪等所形成，这种无形的精神脉络其实是十分彰显的，如后来转入清华学习的刘桂生回忆说：陈寅恪吧，“最明显的是系里教中国史的老师，无一不是先生的学生或‘私淑弟子’，如教秦汉史的孙毓棠教授、教魏晋南北朝史的周一良教授、教宋史的丁则良教授、教元史和清史的邵循正教授、教明史的吴晗教授、专门研习唐史又兼教近代史的王永兴讲师和专攻近代史的陈庆华、张寄谦二位助教”。在那个读书不忘救国的年代，一如清华的许多优秀学生，丁则良也是一个追求思想进步的学生，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学生救国会”等组织，后又参加了源于清华校园的“一二·九”运动，期间他加入了党组织，并一度是负责的人，曾为同学赵石（即赵儒洵）由团员转接上党组织的关系等。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平、津沦陷，读书已然是奢侈之事。彼时的清华和北大、南开实行南迁，先在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继在日军对长沙持续的轰炸声中决定迁往昆明，师生分三路赴滇，一路由粤汉铁路经广州、香港再走海路到安南（越南）海防，继由滇越铁路赴云南蒙自、昆明；一路是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教授的一群，他们经桂林、柳州、南宁、镇南关抵河内，再由滇越铁路赴昆明；这第三路便是“湘黔滇旅行团”的西迁，即由长沙经湖南益阳、常德、桃园、芷江至贵州玉屏、贵阳、镇宁至云南昆明，丁则良就在这最为艰难的一路之中。期间行程六十八天（步行达四十天，每天平均行程三十二点五公里，最多的一天行程达五十三公里），两个月有余的长途跋涉给走出象牙塔的书生们不仅是体力上的极限冲击，它也打开了书本以外的大千世界，使之在饱览了沿途的名胜古迹和名山大川之余，又接触了民众和社会，感受到真正的国情——社会经济的极端落后和百姓生活的异常艰难。后来有人这样说：这个“湘黔滇旅行团”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出象牙塔去接触社会、深入社会并研究社会的文化活动的开始，也是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精神品格的真正开始。那么，在丁则良身上，会发生了什么呢？
“湘黔滇旅行团”，丁则良负责日记，以记录全部行踪和活动。事毕，他把日记交给蒋梦麟，后来蒋带至香港，拟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无果。不过，丁则良却留下了一篇《湘黔滇徒步旅行的回忆》。在其中的“曲靖之行”中，他是这样描写自己的感受的：
我面对着车上许多人的脸孔，听他们的谈话，看他们吃东西、吸烟，始而惊异，继而用心观察，终于敬佩到底。也许我们平时接触的只是一些多多少少洋化的中国人，把那种不自信的言谈，鹜外而后有内容的生活看惯了，所以一到了面对着真正中国的灵魂的时候，反而觉得新鲜、奇怪。真正的中国的灵魂是那些农民、小商人、下级士兵、铁路上的苦工、沿途叫卖的女人和孩子，和在车上卖鸡蛋、卖橘子的那一帮人。他们表现出的精神是公平、努力、洒脱、诚恳。这点精神在今日受过教育的大学生中，最不容易看见，而在他们，则是与生俱来，天然流露。
在一个大熔炉的时代，有多少被迫迁徙的书生如丁则良一样，从身心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还是蒋百里先生说得好，他说：“五十年前，骂八股先生的无用，就是因为他们的线装书里，虽满装着‘修齐治平’，但是他们只需经过书房、考棚、衙门，就可以负责担当国家的大事。三十年来，线装书换了蝴蝶装（里面也有主义，也有公式），但也只要经过寄宿舍、轮船火车、宫殿式的洋房这三个关门。他们没有吃过杂粮，没有住过猪圈，总之，他们没有与民众共同生活过。‘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有‘到民间去’的一个口号，但是实际上能有几个？可是抗战以来，沿海各学校的教授、学生，事实上不能不向内地走。战地紧张的地方，更不能不逃难，更不能不求工作，靠家庭读书不可能了，于是给知识青年一种实际经验，而这一种经验，在一种悲愤兴奋状态之下体验着，不是春季的游山旅行，是客观的社会测验。这一次抗战最大的成果，是为社会，替理想与实际造了一条沟渠；为个人，是在纯朴的心灵与敏活的官能间造了一条桥梁。前者见之于东北学生之南投，后者见之于西南民族之接受新事物。轰雷掣电地给予了将来负大任的人们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
不过，那也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呢，也许是观念、性格以及周遭人物的影响，丁则良止步在了革命的门口。据王永兴先生的回忆，在昆明，在文林街，西南联大的一些学子如徐高阮、王勉（鲲西）、丁则良、王永兴、翁同文等时常聚集在一起，他们谈论抗战和读书，往往指点江山，品评人物，这时他们都深受陈寅恪等先生的影响，此外如徐高阮，已经“告别革命”矣。这样一个环境和氛围，丁则良则如何？不是不再向往革命，他仍然会参与出墙报，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只是理性使他回归到“文人议政”的轨道而已。1943年西南联大的师生闻一多、潘光旦、曾昭抡等共同倡导组织了一个“十一学会”，所以名曰“十一”，是把“士”字拆开，这个“文人议政”的沙龙遂名为“十一学会”，其发起人和策划人之中也有青年教师的丁则良和王佐良（有人遂又戏称之为“二良学会”），参加者还有杨振声、雷海宗、朱自清、闻家驷、吴晗、冯至、卞之琳、李广田、孙毓棠、沈从文、陈铨、王瑶、何炳棣、吴征镒等。当时西南联大还有一个“教联会”，其中也有“三良一樑”之说，这是指其成员中有青年教师丁则良、王佐良、周一良这“三良”和王乃樑（后为地质学家）。
读书、救国，如何“和谐”？彼时丁则良的好友王勉回忆说：丁则良“在国家兴亡上他好像总是满腔热情，有时又忧愤痛苦”。
“满腔热情”，“忧愤痛苦”，矛盾极矣，如何来调解和寻求归宿呢？或者说，什么是他的底线呢？当时丁则良曾回答说：“在这个时代之中，我认为一切过高的理想都可以放弃，但只有一个立场，却必须坚守，那就是民族主义。我可以相信民主，但我却必须是一个中国人。因为从血统、素质、教养、感情等方面来说，我都只能是一个中国人，而且确实是一个中国人。这个道理，虽极其简单，但却未必为大家所注意。因有许多人相信许多高远的思想，却忘记了一个他们自己立身的最后根据。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的子孙，只有两件东西，应是他所认为最宝贵的：国家的独立与文化的保存。国家的独立是一个民族延续生命的起码保障，文化的保存则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生长的具体证明。国家不独立，则政治的主权操在他人之手。政治的独立与文化的保存，二者之间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政治的独立可以说是文化的保存的一种起码的保障；文化的保存可以说是政治的独立所追求的最高的意义。——我个人对这问题思索得很久，我认为唯一的办法，还是一个老办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恰好，当时潘光旦先生发表了一篇《所谓教师的思想问题》文章，丁则良读了以后“不胜感动”，随即也发表了一篇《关于教师思想问题》的文章，他说：“潘先生讨论这问题，是以一个做了二十年教师的资格发言的，同时他还声明他是总理遗嘱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英译者。我虽已脱离学生生活，却愿以一个与政党或主义毫无瓜葛的青年的立场发表一点感想。第一，我愿提出青年的政治思想不应交给什么人去负责。国家如果爱护青年，重视思想，就必须承认青年的人格，尊重思想的独立。学生时代是人生里的一个准备阶段，在这时期内，教师和学生双方的工作都很简单，一言以蔽之，教师的责任只在介绍一些基本的知识，提供一些治学的方法，引起学生对于学问的兴趣。至于学生的政治主张，则不必存心代为决定。同时，学生对于政治上的各种思想，应该不变其学习的本色，多加思考，勤求知识，慎下判断。但如经过缜密思虑，多方探讨而得的主张，则又不应顾及其结论，与他的师长有无不合。岂但不应顾及他的师长，他必须具有怀疑古人，横扫一切标语口号教条权威的态度。必如此才有所谓时代的进步，有所谓‘青出于蓝’。在思想的领域内，人人自有其最高的主权，人人都有维护这个主权的完整的权利与义务。第二，大学是一国最高学府，在国家方在准备推行宪政的时期，应该容许理性的发展，思想的自由，办教育的足为国家培植人才而来，不是为党搜罗群众而来；是为研究学问，提高文化而来，不是为宣传主义而来；是为提供问题而来，不是为鼓吹结论而来。进一步说，学生的政治主张，亦决不会因教师之属于何种党派何种主义而有所左右。即以我现在服务的学校而论，我之敬爱某先生，是敬爱其学问，敬爱其人格，而决非敬爱其属于某党某派。反之，如果某先生一旦不以讲学为重，理性为重，而以宣传为重，趋时为重，则我对其原有之敬爱，转将消失。一个学校多有此种教师，是全校之耻；一个国家多有这种学校，是举国之耻。世界文明，究将走上什么道路，我们今日不敢妄说。但在这文化落后的中国，尊重知识，发挥理性，似乎尚不可少。”
丁则良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先后在昆明师范学院、云南大学以及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并曾在英国伦敦大学进行研究。
1949年，沧桑鼎革之际，如其他众多的海外学人一样，丁则良放弃了博士论文的写作，提前回国。王永兴在《怀念则良》的回忆中说：“抗战胜利后不久，则良到伦敦大学读书，据说，他的导师是一位著名学者，很器重则良。全国解放的消息传到伦敦，则良极度兴奋，他向导师提出辍学回国，为祖国效力。导师劝他再读一年，就可拿到学位，则良不能等，放弃学位，回到北京。在院系调整中则良分配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在的吉林大学）以后，我也与则良长谈一次，他很振奋，要把全部的学力贡献给新建立的东北人大历史系，办成像清华大学历史系那样高水平的系（当时，清华历史系已不存在），为国家培养人才。”
1952年10月，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丁则良与其胞弟丁则民（燕京大学法学院、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生，也曾深受陈寅恪、钱穆、雷海宗、潘光旦等的影响下，研修世界史。1947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美国史。同其兄长一样，后放弃攻读博士学位，返回祖国，先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赴东北师范大学。他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以及杨振声、余瑞璜、徐利治等，还有北大的唐敖庆、朱光亚、王湘浩等都去了东北，丁则良等在新组建的东北人民大学（原为东北行政学院，1958年改为吉林大学）任教，当时这所大学的校长是吕振羽（后为匡亚明），副校长是刘靖，随即成立了该校的“民盟”分部，由余瑞璜任主任，丁则良为副主任，徐利治为秘书（到了1957年，他们三人被打成“徐、丁、余反党集团”）。
丁则良回国不久，就碰上了“反美”运动，在消除知识分子“亲美”、“恐美”的运动中，丁则良转变得很快，1951年11月，他就出版了《李提摩太》（“抗美援朝知识丛刊”之一，开明书店初版，首印即达一万册）一书，在引言中，他写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但利用各种不平等条约，侵夺中国的领土，剥削和奴役中国的人民，而且还利用宗教，对中国人民进行不断的欺骗、愚弄和压迫。基督教过去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的工具之一，而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传教士，和帝国主义派到中国来的外交官、特务等共同执行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近百年来，不少的帝国主义分子，打着‘传教’的招牌，来到中国。他们自称为‘体上帝好生之厚仁’，‘宣明救世之大道’，帝国主义压迫满清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里，也说传教士‘原为劝人行善’。而事实上，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却是无恶不作。有的勾结官府，搜集情报，有的包揽词讼，欺压人民，有的更进一步，策动中国的买办官僚，进行卖国的勾当，企图使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保护国或殖民地。中国人民受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侵略和压迫，一百多年来，无处申诉。过去虽然不断有人起来反抗，但是由于买办政权向帝国主义无耻地投降，每一次‘教案’都在妥协、屈辱的条件下‘了结’，使人民遭受到很大的祸害。只有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成立之后，中国人民才真正翻身，而基督教在人民政府的正确的宗教政策之下，也才有了新生的可能。”
1954年，数学家徐利治给教育部的党组发去一封“万言书”，内容是反映学校领导的问题，涉及统战、教研和党政等。徐的信，得到该校“民盟”分部其他成员的共鸣，他们也提供了相应的材料，其中有历史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丁则良等提供的，这些材料随即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东昌转交给教育部，教育部随即派来调查团，团长由一位司长李云扬担任。此前丁则良曾随学校领导去北京参加高教部召开的会议，在会议中，学校领导报喜不报忧，让书生气十足的丁则良很是看不惯，他当即发言，反映了学校存在的问题。11月，调查团到校检查工作，丁则良和余瑞璜、徐利治等多次反映问题，表现得“积极活跃”，丁则良以为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能正确地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在贯彻这一政策中产生了许多偏向和错误，如不尊重老教师、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不重视创造科学研究的条件等。当时丁则民很佩服自己哥哥的勇气，认为自己工作的“东北师大”也应向“东北人大”学习，同时也希望教育部派员去检查自己学校的工作，并在市委统战部召集的“民盟”盟员座谈会上要求推广“东北人大”的工作经验。上述这些意见，皆得到了调查团的重视，当然，也让这些学校的一些负责人十分不爽。其实，就是丁则良，说完话后也有一点后怕了，那是“肃反”运动的后期，他感到今后不能再那么天真地提意见了，因为提多了会遭到“打击”。
教育部调查团走后，“东北人大”果然有了新的气象，领导人在领导作风和在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进，在学术上卓有建树的一些教师也得到了重用，他们相继担任了各系的负责人，这其中有考古学家于省吾、物理学家余瑞璜，当然也有历史学家丁则良。其时，吕振羽校长已赴北京疗养，以后也没有回到东北，改在北京的历史研究所工作，匡亚明继任校长，他采取“兼容并包”的治校理念，领导作风颇有改进，一时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都有较大的开展，教师们普遍都感觉相当的满意。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运动再起让丁则良被置放到风口浪尖。
1957年5月，丁则良赴苏联出席东方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了这年6月，长春已在声势浩大地开展批判“右派分子”余瑞璜等的斗争，当时已有人揭露余瑞璜在高教部调查团检查“东北人大”工作时“猖狂进行反党活动”，丁则良也有份，这时丁则民敏感到丁则良会出事，急忙告诉嫂子李淑蓉，嘱吩她警惕和注意学校对丁则良的态度。其实，丁则良因出国没有参与“鸣放”，还在出国前，他曾接到某位副系主任希望他早日回校的信函，在复信中，他表示如组织要他回校参加“整风”，请即电告，但他没有收到任何电复和回信，丁则良当时认为这是学校并没有诚意开展整风，他也没有在意。然而，当他回到北京时，学校已将他定为“右派分子”，并催促他立即返校接受批判了。丁则良承受不了这一打击，决定以自杀的方式作为抗议。
丁则良的好友周一良的儿子周启博曾撰文回忆：彼时，丁则良“返国抵京，闻讯（被打成“右派分子”一事。笔者注）如雷轰顶。丁伯母担心丈夫出事，从长春赶来北京终日陪伴，丁伯伯明白自己已无出路，也为减轻家人将受的牵连，表面不动声色，每天像他人一样看大字报，暗中写好遗言，终于找机会躲开亲人朋友，在北大投湖。当时我读初一，一天，母亲告诉我丁伯伯在未名湖淹死了，看着母亲一脸少见的焦灼和紧张，我问：湖水不过腰，怎么能淹死？母亲说：丁伯伯是抓紧水草，把头埋进泥里，是自杀。父亲不但不能为丁辩诬，还须参加会议批判老友，他发言批判丁伯伯是‘辜负了党的培养重用’，以为调子已经够高，不料接着发言的陈××更加凶猛：‘这种人活着也起不了好作用！’父亲才知道自己的表现还没满足要求。其实，丁与陈私交不错，丁自沉之前写下留言给陈说：‘我已划右派，与你只能来生再见。’陈知道如要自保，必须以高于所有人的调子批丁。父亲绕丁伯伯棺木一周以告别，并将丁的遗书长置案头。我爱翻看父母案头的文字，所以记住了遗书头一句话：‘我出此下策，是因为实在记不起自己所说过的话……’丁伯伯‘鸣放整风’时人在国外，没有机会说任何话，当然无从记起。可是当局从日常谈话中随意罗织几句，说你说了，你就是说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丁则良死后，妻子李淑蓉得知丈夫是自杀，极为震动，她前往北大主持入殓。面对丈夫的遗体，她哭诉道：“‘人大’有人打击、陷害丁则良，以致把他逼上死路”，“为什么学校没有等他回长春就先宣布他为‘右派分子’？他劳累一生，从未享过福，就死去了。死得好冤啊！”
导致丁则良毅然殉身的，是“右派”这个罪名。这个“罪名”让人不惜以命相抵，那么，它会有多么严重呢？后来在“文革”中的1968年，在一份《新东北人大》的刊物上，有这样一段文字，它会让人感到，当年丁则良的赴死，其实是有着某种先见的：
丁则良，是个叛徒，先后在国民党宪兵团、《扫荡报》、美国新闻处、BBC电台等处工作，进行许多罪恶的反革命活动。1952年到我校后，一直与党闹对立，并同余瑞璜、徐利治合谋组成反党集团，企图夺取学校的领导权。“反右”后，被划为“极右”，1957年8月畏罪自杀。
像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叛徒、大右派，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严厉惩罚，但是在匡贼（即匡亚明）这个大叛徒、大党阀的黑伞掩护下，竟留了下来，且纵使他、提拔他。匡来校后，就支持他反历史系党总支，支持丁办《史学集刊》，树立丁的反革命权威，用心何其毒也！更有甚者，丁畏罪自杀后，匡贼同类相伤，慷国家之慨，给丁大办丧事，并对其女儿说：“你爸爸如果不死，也不一定成右派。”匡贼同叛徒、右派是一丘之貉，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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