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史学源远流长,早在东汉前期,即有会稽山阴人赵晔著《吴越春秋》。自此后,浙东史学代不乏人。至南宋时,浙东学人研史成风,诚如清人章学诚所云:“浙东儒哲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所承。”(注: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8《邵与桐别传》)出现了象吕祖谦、王应麟、黄震等一批史学名家,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浙东史学派。有清一代,更是史家辈出,如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邵廷采、邵晋涵、章学诚等,且其史学宗旨一脉相承、渊源不异,蔚成史学一大宗派。对黄、万、全、章诸氏之史学,史学界已多有论述,不复赘言。今试就邵廷采之史学作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邵廷采原名行中,字允斯,后改名廷采,字念鲁,浙江余姚人。生于清顺治五年(1648),卒于康熙五十年(1711),是与万斯同大致同时代的浙东史学派的一位重要成员。他学宗刘宗周,以宏扬王学为己任,可谓浙东王学之后劲。 邵廷采家学渊源十分深厚。邵氏家族自河南徙居余姚以来,世世“慎守经术”,且精治阳明之学,故有明一代,浙东诸望族中以明经及高第者,邵氏为最(注:《思复堂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10《五世行略上》。)。其五世祖海州公甄,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高祖靖州公钦谕,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曾祖易庵公洪化、祖父鲁公公曾可、父鹤间公贞显,皆姚江书院中高第。尤其是邵曾可,一生“勤道缵学,敦善行不怠”(注:《文集》附录《理学邵念鲁先生墓表》。),“孝义、理学著姚江”(注:《文集》附录《文孝邵念鲁先生墓志铭》。),为士人称道。外祖父陈蜀庵,“博览典文,精研性理,尤好《左氏春秋》、司马迁《史记》,旁及《昭明文选》”(注:《文集》卷1 《陈恭介公传》。),于经史之学,造诣颇深。这样一个学术世家,对邵廷采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他自幼秉承家学,从八九岁开始,便在祖父的指导下学习王阳明的《客坐私祝》,接触周、程、张、邵、朱及白沙、绪山、心斋等理学大家的著作。祖父死后,又跟从外祖父习《左氏春秋》、《史记》等史学名著。由于他聪颖好学,博闻强记,到十五岁时已“通《易》、《诗》、《书》并《左氏春秋》”。同时,对朱熹《通鉴纲目》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读朱子《纲目》”(注:《文集》附录《理学邵念鲁先生墓表》。),有意于史书之编写。 邵廷采的成才,亦得益于良师的指点和帮助。他曾习见沈国模、管霞标、史拙修、虚修诸先生,从韩孔当、施约庵先生游,与黄宗羲、董无休、刘子志、子良、毛西河五先生并礼修相见,故所学“审于王门遗绪、明季旧闻”(注:《文集》附录《文集跋》。)。在这些名儒中,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对他日后从事史学研究影响至深,故邵氏一直念念不忘,“十余年前,尝以《读史百则》呈正黄先生,后又蒙授《行朝》一编,殷勤提命,难忘是恩”(注:《文集》卷7 《谢陈执斋先生》。)。他自己曾说:“余本有清明之质,又承祖父教育,师友皆良贤,向是圣门路上人。”正是受家学的启蒙,良师的指导,加之天资疑悟,笃志于学,使得他学有所成。 邵廷采一生安贫乐道,不作趋时之文,不为功名利禄所诱。当时,清廷开科取士,士人纷纷奔竞其中,出于种种原因,廷采虽也屡次应试,然“中不中,自己全不主张”(注:《文集》卷10《遗命》。),终不以习制举业为务。他以韩愈宏道之志为志,以司马迁著述之业为业,明确表示:“士不得志则览名山大川,退耕且钓,志韩愈之志,业司马之业耳矣。”(注:《文集》附录《送邵念鲁先生南行序》。)邵氏以读书、传授、著述为乐,他认为书不可以不读,说:“圣人之学在躬行,读书其一端也。”“欲发明心理,知古今,识事变,济时行道,扬名显亲,自非读书皆无由致。”并总结出一套顺序渐进的读书方法:“读书之序:《四书》读毕,一年而习一经,五年可毕五经。经学既通,以及诸子百家,俱有本矣。古文自《左传》始,《国策》不必多读,因苏、张习气,坏人心术。宜多读汉儒董仲舒、王吉、魏相、刘向、匡衡之文,其余取雄健严谨。贾谊、司马迁、相如、班固要当成诵,此外可勿问也。唐、宋大家,韩、欧最上,卓然传经纪事之言。柳文亦不宜多读,朱子谓其‘易令后生气促’。三苏、曾氏俱好,惟王氏叛道篡圣,当黜。……他如《十三经》、二十一史及宋以后文,随精神识力所能加,而多方采择之,非可预讲也。”(注:《文集》卷10《后蒙说》。)由此可见,邵氏所列,皆为经、史之书,这与他“济时行道”的经世致用思想有关,他自己“上窥下逮,自封建、学校、农屯、军政、天官、舆图诸书无所不读”(注:《文集》附录《理学邵念鲁先生墓表》。)。“读书尊经右史,一切稗编、小乘,不屑寓目”(注:《文集》附录《理学邵念鲁先生传》。)。他毕生以教授为业,曾主讲姚江书院达十七年之久,门生遍布江南,故虽“未曾与群士争名,然大江以南已隐然知其姓氏”(注:《文集》附录《文孝邵念鲁先生墓志铭》。)。晚年出游齐、鲁、燕、赵等地,以访求宋、元遗民轶事为己责,“所至以笔墨自随,而尤汲汲以搜罗胜国以遗为己事”(注:《文集》附录《送邵念鲁先生南行序》。),潜心于著述。 邵氏一生著述颇丰,与史事有关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思复堂文集》十卷。《四库全书》列入《存目》。清光绪年间,会稽徐友兰重刊,收入《绍兴先正遗书》。是集初刊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龚翔麟所撰墓志,邵思渊所撰墓表,万经所撰小传冠诸编首,分传、记、赠序、寿序、书序、书启、论、略、墓碣、墓表、墓志、行略、杂著等体。其中传、记部分,记述明代殉国臣子,旁及宋、明遗民,或表彰忠烈,或追述乡邦先哲,意在“表章儒先,发扬忠孝”(注:《文集》附录《答诸生问思复堂集帖》。)。论、略两体,追溯原委,详述流变,旨在明辨当世举措的得失利弊,以谋翼正之道。清代学者李慈铭阅其《文集》后,以为“文章峻洁,则非谢山所及”。近代学者梁启超则更为推崇,称其“极尽文章之能事”,“为中国第一”(注:姚名达:《邵念鲁年谱》附录及谱后。)。 (二)《西南纪事》十二卷,记桂王君臣事迹。 (三)《东南纪事》十二卷,记鲁王、唐王君臣事迹。 此两书取材甚广,考订详密,比较可信地记录了闽、浙、滇、桂匡复事迹,对明季忠烈义士多所表彰,极有助于南明史的研究。 (四)《姚江书院志略》四卷。 《志略》成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四年后刊刻。现有学者认为,《志略》可能非邵廷采一人之功。(注:钱茂伟:《姚江书院志略》的编刊与史料价值,载《清史研究》1995年第2 期。)但该书的完成,倾注了他不少心血,功不可没。《志略》系统地记述了姚江书院的发展历史,为后人全面研究姚江书院派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颇大。 此外,邵氏史著尚有《宋遗民所知录》及《明遗民所知录》等。由于史料残缺,前书较简略,邵氏亦自云:“名曰《所知传》,愧闻见陋狭,外此遗漏者固多也。”(注:《文集》卷3《宋遗民所知传》。)后书记述了邵氏所闻见之明末清初遗民事迹,约五十人。两《遗民录》之作,意在表彰忠义节气,且均寓有对故国民族的衰亡之痛。这些史著流传至今,对考证历代尤其明代史实,大有裨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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