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邵廷采著史，更论史。从他的大量史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史学思想是相当丰富的。
（一）历史观。邵廷采与传统的儒家学者一样，其历史观是倒退的。他醉心于三代之制，极力赞美三代，认为夏、商、周是理想的政治社会。在他看来，封建、井田、学校乃是三代“治天下之具”，自秦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则封建废；商鞅变法，开阡陌而井田废，井田废则民无恒产，而失其养；学校废，则处士横议，而教益衰。“三者皆亡，虽有良法美意，皆无所施”。故“后世之民所以不得沐唐、虞、三代之化，自战国始”（注：《文集》卷10《后蒙说》。）。汉、唐虽得天下正统，但“汉、唐之德不如三代之什一也”（注：《文集》卷8 《正统论二》。）。整个历史的发展呈现出衰退的变动趋势。作为治国安邦之道，他力主“复封建、行井田、改学校”（注：《文集》附录《念鲁先生本传》。）。显然，这种复古主张在当时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
然而，通过对整个历史兴衰过程的总结和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考察，邵廷采多少意识到历史的变化性和发展性，注意到事物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势”。如，他在分析分封制和郡县制推行的原因时，曾说：“夫自有生民，其不能不趋于兼并者，势也。虽以圣人为之君相，无可如何。在上者封建并于郡县，在下者八家之业并于豪强，虽皆上之失道致然，然而此固自然之理也。故封建非圣人意，当此之时，其势不得不分。郡县亦岂秦意？当此之时，其势不得不合。”（注：《文集》卷9 《关市略》。）因此，他又认为：“凡事有行于古，而不可沿于今者。”（注：《文集》卷4《重修三原县东岳庙记》。）“盖政与世移， 旬月之间，情势万变。吾之所论，未必遂可施行；而今之所难行，又未必不可施行于后。”（注：《文集》卷6《治平略自序》。） 在这一认识的支配下，他对历史上的一些变革亦予以了充分肯定。如对中唐杨炎变租庸调而行两税，邵廷采的评价就极高：“租庸调，三代以后之良法也，杨炎变为两税，其救弊非不善。……或以咎炎，天下所以无任事之人也。”（注：《文集》卷9《田赋略》。）对这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观点，我们同样应予以注意。
在总结历史兴衰过程的中，邵廷采十分重视民心的作用。他认为唐、明之亡国，根于失民，故反复强调：“丘民之心不可失。”（注：《文集》卷2《明户部尚书死义倪文正公传》。）要维系民心， 统治者则必须“务教化经道民，不以刑罚；深仁以泽民，不以小惠；衽席以安民，不以兵革”（注：《文集》卷8《史论·历年》。）。 他告诫清统治者：“长国家者鉴于唐与明之亡，其亦惕然知天命人心所依，无事聚敛以剥民，自取剥床之害也哉！”（注：《文集》卷9 《田赋略》。）这表明，邵廷采的史观还渗透着浓重的民本思想。应该说，这是邵氏历史观中最精华的部分。
（二）正统观。封建史家大多持有统论思想，这是因为统闰之辨不仅涉及到史著编纂的方法论问题，而且也体现着史家的政治伦理观。两者虽不能等一，但且密不可分。邵廷采对历史上各个王朝的统闰问题十分重视，他曾说：“一家之似续、一国之世及不可以轻，而况乎正统之大乎！”他认为历史的“统”时断时续，有天行之统和人心之统之分。正统绝而归之偏统，偏统绝而归之窃统，是为天行之统；存窃统而终不使附偏统，存偏统而终不与于正统者，是为人心之统。“是两者，万世而不亡。”邵氏正统观深受《春秋》、《通鉴纲目》的影响，认为“为正统之说者，一衷于《春秋》、《纲目》而定，余纷纷可无议也”（注：《文集》卷8《正统论一》。） 他把历朝的统闰大致归纳为：三代以后，汉、唐、宋、明为正统；秦、晋、隋为闰统；南北朝、五代时期为无统。而对于元朝，仅说“入承大统”，不加阐述（注：《文集》卷10《后蒙说》。）。
在邵氏的正统观里，同样体现着浓厚的封建伦理纲常说教和传统儒家的“尊王攘夷”思想。尽管他把宋朝放入正统之序，但他认为立国长久、守之仁义而足当正统的，只有汉、唐、明三朝，宋不能列其内。理由仅是“其取之不以正也”（注：《文集》卷8《正统论三》。）。 他对元朝统闰问题上的不置可否，实是出于忌讳清廷；而主张把辽、金史附于宋史之末，则充分暴露了他的“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思想。
我们认为，正统观固然是时代的产物，其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持有这一观点的史家，在分析和记载史事时，往往产生偏差。这与邵廷采本人所提倡的据事直书原则是有矛盾的。
（三）力主据事直书，反对任情褒贬。我国史学向有据事直书，反对任情褒贬的优良传统。司马迁之《史记》，因“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而被誉为“实录”（注：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唐刘知几更作《直书》、《曲笔》两篇予以专门论述，力倡“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注：刘知几：《史通》卷14《外篇·惑经》。）
同许多著名史家一样，邵廷采也极强调撰史须据事直书，反对随心所欲地褒贬人物。他说：“是非明于异代，文章持万世之公。事虑久而渐湮，征求宜豫；道与天而均重，编次非轻。古者一史自出于一人，或以父子而世其业。后世众传分成于众手，至以崇卑而监其官。司马分散数家，刊落犹多未尽；范氏淹通后传，条例且虞过烦。《晋书》经瀛洲之十八士而始成，《宋史》（当为《新唐书》或《新五代史》之误）费欧阳之百万言而尤杂。辞之烦简以事，文之今古以时，固欲自成一家之体。然述一事而先后不同，叙一人而彼此不同，遂至踵坏百代之书。又况周臣不立韩通，国嫌宜慎；唐录难私张说，公道谁明？魏则为王，蜀则为寇，名儒且与陈寿同讥；按之入地，扬之上天，何物敢于魏收作色？总之，本朝自尊其人物，多称贤者而不列小人。若夫后王追定其权衡，当讨大夫而并及天子。”他呼请：“纪表志传，当如班掾之精严，毋仍应泰纪事之体；予夺贬褒，愿学文公之平恕，勿等李贽续书之偏。……宜开忌讳之门，大肆专家之学。”（注：《文集》卷10《拟征启祯遗书谢表》。）简言之，著史当尊重史实，如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力戒那种“按之入地，扬之上天”的恶劣史风。在这里，邵氏对史料的取舍，史书的编纂方法及文辞的运用，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不乏见地。
邵廷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于他在史著的编撰过程中，参伍考稽，务尽详审，故其著述多“可称信史”（注：《文集》附录《邵念鲁宋元明纪事序》。）。
（四）倡导史学经世致用。学术经世致用思想是浙东学术的一大传统。“浙东学术，自王充以降，形成求实的学风。这种求实精神，在理论上表现为实事求是，在实践上强调经世致用。在史学领域，则主张史学经世”（注：曹屯裕：《浙东文化概论》，宁波出版社1997版，第96页。）。黄宗羲所著的《明夷待访录》，便具有极强的经世致用色彩。而章学诚更力主“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答沈枫墀论学》。）。又云：“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注：《文史通义》补遗续《与史余村》。）
此种经世精神亦为邵氏治学之宗旨。他认为，儒者之学，当以经世务为业，以躬行为实。他说：“经、史、子、集，淹贯惟今；丧、祭、冠、婚，典型由古。凡士习民风之大，并人心天理之微，要归当事之施行，宁止书生之空论。”（注：《文集》卷7《复韦明府启》。） 学术文章必须为世所用，“不然，书陈陈充栋，如不能用，何益？”而治史贵在鉴往如今，以救时弊。故其所作《治平略》十二篇，远溯原委，泛论上下古今，“皆时所当先者”（注：《文集》卷6 《治平略自序》。）。《史略》六篇，更畅论明代政治得失，尤足证其经世之志。
在这一经世思想指导下，邵廷采治史十分重视贯通。他曾建议：“朝廷开史馆宜先正前史，去宋、齐、梁、陈、北齐、魏、周书，存《南北史》；废《三国志》，用《季汉书》。”（注：《文集》附录《理学邵念鲁先生传》。）很显然，这是因为《南北史》和《后汉书》较其它诸书更具有贯通性，故得邵氏青睐。他研究历史上的典章制度，尤重其贯通性。如《田赋略》即述自尧、舜时期到明季的田赋演变情况。而《户役略》、《国计略》、《农政略》、《仓贮略》、《水利略》、《盐法略》、《钱币略》、《关市略》、《刑律略》、《弭盗略》、《河防略》及《史略》之《治体》、《兵制》、《宗藩》、《宦侍》、《海防》、《太学州郡》，无不详其终始，论其短长。这些《略》中，邵廷采的治史经世思想充分得到了体现。
此外，邵廷采还提出了经、史合一的观点。他认为，六经之《尚书》、《春秋》，“经而史也”；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通鉴纲目》，“史而经矣”（注：《文集》卷10《阅史提要》。）。这对打破儒家经典的神秘性，扩大史学研究领域，是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邵廷采的史学思想虽夹杂着不少陈旧、落后的观点，但他承扬了我国古代史学领域诸多优良传统，进步的成份应是其思想的主流。
三
邵氏史学既上承黄宗羲，又较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浙东史家，诸如邵晋涵、章学诚等人。邵晋涵为邵廷采从孙，且其祖父邵向荣为邵廷采弟子，其学术思想受家学影响自不待言。即如章学诚之史学，亦源自邵廷采。姚名达曾说：“始吾攻读实斋之学，昧其渊源所自。嗣屡于实斋书中见其称引念鲁《思复堂文集》，亦即悚然异之；而曲终奏雅，实斋竟自道其根底出于念鲁，则觅取《思复堂文集》，再三研绎，而恍然其间条贯，固有可寻也。”（注：姚名达：《章实斋之史学》（上）《国学月报》第2卷第1期，1927年。）章学诚本人对邵氏极为服膺，早年与邵晋涵交谈，就盛赞《思复堂文集》说：“班马韩欧，程朱陆王，其学其文，如五金贡自九牧，各有地产，不相合也。洪垆鼓铸，自成一家，更无金品州界之分，谈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义理，乃在子史之间，五百年来，谁能办此。”（注：《章氏遗书》卷18《邵与桐别传》。）后在给其子信中又道：“盖班、马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子之书，自有宋欧、曾以还，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注：《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香港大学杜维运教授对邵氏的学术作了全面概括，认为：“廷采主讲姚江书院十七年，卓然为姚江王学之后劲，然其兼治史学，实出黄氏之教，所著《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既隐寓民族之痛，而《东南纪事》、《西南纪事》、《思复堂文集》，记胜国遗闻轶事尤详，只以穷老海滨，闻见未广，所记或有疏舛。然其征存国史之志，以史经世之心，不惟有黄氏之教，且下启邵晋涵、章学诚之史学。”（注：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载《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派之兴起》，中华书局1988版。）这一评论，可谓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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