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代，一个有重大进展的时期，中国的考古发现似乎加强了苏秉琦的思想。在中原，在许多诸如磁山和裴李岗（注：磁山遗址有三个校正年代：5820-5630BC（BK78029），6100-5960BC（ZK- 0439），6032-5750BC（ZK-0440）；裴李岗有四个：6090-5540BC（ZK-0571），5380-4940BC（ZK-0751），6077-5640BC（ZK-0753），6230-5589BC（ZK-0754）。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1。）（约公元前6000-5500年）已经确定了前仰韶阶段，仰韶文化的两个主要分支，半坡和庙底沟类型可能有不同的根。沿东海岸建立了一个新的年代序列：北辛（约公元前5400-4400年）、大汶口（约公元前4300-2500年）和龙山（约公元前2500-2000年）文化表现出持续的直线发展。在长江下游地区，有两个不同的新石器发展组合：围绕太湖地区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约公元前5000-2200年）和杭州湾地区的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000-3300年）。在东南地区、鄱阳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还有一些在五、六十年代发现的早期新石器遗存，几个重要的考古文化已明确，如石峡（约公元前2900-2700年）和筑卫城（约公元前3370-2920年），表明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的某些联系。
沿长江和汉水中游，大溪（约公元前4400-3300年）、屈家岭（约公元前3000-2600年）和石家河（约距今4600-4000年）文化很发达--与中国西北、西藏和东南亚文化有关。在遥远的北方长城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文化如新乐（约公元前5300-4800年）、红山（约公元前3500年）和富河（约公元前3350年），都具有独特的特征，由此产生了此地后来的青铜文化，还表明了来自草原或黄河上游的影响。
这些发现提供了一个新的早期考古文化年代序列，并且支持了有关地区考古学家的解释。还有一个焦点问题：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什么？这是一个不仅针对考古学者的问题，而且也是历史学家的问题。同时，新的考古理论也对社会的“新时代任务”作出反应。1986年10月在辽宁兴城举办的座谈会上，苏说：“我们要建设的是同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这就自然而然提出，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的灵魂是什么？精华是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发扬什么？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考古工作者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都要感到自己的责任。”
中华文明形成的模式
1983年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坛、庙、冢祭祀群的发现，又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怎样理解不同考古文化的社会阶段？为回答这个问题，苏秉琦也对在公元前2000年之初中原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文明的成熟即国家的形成这个预想的理论提出挑战。他认为，在北方地区的考古证据显示出文明发展的早期模式：这一地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可以概括为三种文化，属于三个时期，即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燕文化，他认为辽西红山文化代表了社会组织的更高水平，象征了中华文明的曙光。
基于这“三个阶段”理论，苏后来提出在中国国家形成的三个模式：
●“原生型”，以北方类型为代表；古国，以红山文化祭祀群为标志；方国，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长城原型为标志；帝国，以中国长城和秦宫遗迹为标志；
●“次生型”，中原地区，以陶寺文化、夏商周和秦的统一为标志；
●“续生型”，指的是秦帝国末期各民族迁徙和大融合时期。
苏这里主要讲的是历史的重建，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史前史的重建。在近代考古诞生前，中国史前史的知识主要基于诸如《史记》这样的文献资料。尽管近代学者一直在人群集团分化和融合方面努力重建中国史前史，他们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经过加工的神话传说。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如徐旭生的著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首次出版发行，1960年第2版，1985年再次印刷。）。 徐认为古代中国有三个主要的集团：华夏、东夷和苗蛮。他的材料大部分被转成教科书，包括来自《路史》的材料（公元11世纪罗宓所写）。徐是苏早期生涯中的指导者，苏很明显地受徐著作的影响，但是，相比较而言，苏坚持的是重建中国史前史应该从直立人的出现谈起，他指出中国旧石器的考古发现是广泛的，正是由此产生了中国新石器文化。在新石器时期，发展了两种农业传统类型：北方的黍文化和南方的稻文化。在重建中国史前史方面，苏认为阶级的区分和技术的发展应该考虑进去。他强调宗教表达和信仰体系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与国家的形成是平行发展的。在这个总的框架下，苏认为他的区系理论及其国家形成的三个模式能够提供重建中国史前史的钥匙。（注：在苏的理论基础上，一个新的“中国史”系列一直在计划中，第一册刚刚出版。）
“中国考古学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苏秉琦开始提出“中国考古学派”这个概念，是作为在马克思理论指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历史和人类学的结合而下的定义。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传统理论框架，不像许多主流历史学家，苏没有把自己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之下，即社会发展必须遵循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反，他强调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精华在于对每个个体运用历史和辨证的方法进行分析，得出社会分成几个部分，他们彼此联系，产生冲突，最终导致融合。
在90年代，苏坚定地认为一个新的变革正在进行中，我们必须从“世界的观点”来看中华文明的形成。他在1992年8月22 日石家庄举办的第四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上和在1993年5月28 日北京大学举办的“迎接21世纪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这一点。这包含三个内容：首先，中国历史曾经历一个总体的发展模式，作为古老文明的中心之一，它在世界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以前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它提供了理解人类历史的可供比较的例子；其次，需要从世界范围的角度，真正了解中华文明的形成。从地理上来讲，中国位于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之间，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这个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特点，因此当前考古研究重点应该集中于中国与其它古老文化的地区联系，北方地区和环渤海的沿海地区自然成了主要地区；最后，在考古的具体领域的合作也将带来中国考古学的新阶段。
我们都应该期待着这个“中国学派”和它与世界考古学的融合。要取得真正的进步，相互理解是很重要的。当西方当代考古学已突破传统的历史框架范围时，中国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局限于传统的历史文献，对中国考古学者来说，运用考古遗迹去解释历史，是个很艰巨的任务，正如劳瑟·冯·佛肯豪森十分准确地指出的那样：“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考古更能紧密地进入到国家历史的千年生活传统中去。”
西方考古学者，尤其是北美考古学者经常把考古学看成是人类学，他们可能对不习惯于这种方法的中国考古学者说：“从当前狭窄的历史文字框架中解放考古学，将使考古学者集中于他们的资料并在提出新的解释中变得更大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然而，具体的社会条件通常决定了给考古学者提出需要解答的问题，因为当代的考古学者清楚地意识到考古（对过去的研究）也组成了现在的一部分。为了理解一个具体的社会在过去是怎样和为什么发展的，依然是考古学中的首要问题，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为考古学者在现实世界中的生存提供动力和机会的首要问题。
对于经过加工的关于人们在过去都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中国考古学者当然会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即使文献本身带有偏见性，重要的事是了解事情怎样或为什么这样。世界考古学正期待着未来的全球化发展、繁荣和融合，和中国考古学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为创造一个美好的结合，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它会自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此非常感谢劳瑟·冯·佛肯豪森对此文初稿的有益的评论。）
【参考文献】
[1]安志敏：《论环渤海的史前文化--兼评区系观点》， 《考古》1993（7）。
[2]张光直，1968，《古代中国考古》（修改版和扩大版）， 新港：耶鲁大学出版社。
[3]1986，《古代中国考古》第4版，新港：耶鲁大学出版社。
[4]佛肯豪森·冯（Falkenhausen,L.Von）1993， 《关于中国考古的历史文献方向》，古物（Antiquity）。
[5]玛琳娜和瓦西塞克（Malina,J.&Vasicek）1990，《考古的今日与昨天：科学和人文学中的考古发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6]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 《考古学报》1965（1）。
[7]与殷玮璋合著：《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文物》1981（5）。
[8]1984，《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9]《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中重点和大课题》，《辽海文物学刊》1986（1）。
[10]《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辽宁画报》 1987（1）。
[11]1987，《变革的时代，变革的学科》，《考古学文化论集》（1）。
[12]1987，《向建立中国学派的目标攀登》，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十周年院内通讯特刊。
[13]《给青年人的话》，《文物天地》1987（4）。
[14]《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1988（5）。
[15]《文化与文明》，《辽海文物学刊》1990（1）。
[16]《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史学史研究》1991（3）。
[17]《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12）。
[18]1994，《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徐旭生，1985，《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中华书局。
[20]俞伟超和张忠培，1984，《编后记》，带英译文。
[21]赵辉：《关于考古学文化和对考古学的研究》，《考古》1993（7）。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1，《中国考古学中碳14年代数据集1965-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