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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工学文，踏上清贫寂寞的历史学者之路     迟云飞：戴老师，我受《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的委托就有关学术问题向您请教。据我了解，您上大学先是学工科，中途又转学历史，这在历史学家单面是很独特的经历。     戴逸：是啊。说起来己经60年了，令人感慨，真是往事如烟啊。这要从我童年时代的成长环境说起。我生于江苏常熟,'常熟是个文化底蕴丰厚、名人荟萃的地方。晚清光绪皇帝的老师、状元翁同龢就是常熟人。清朝大学士蒋廷锡的府邸就在我家旁边。我小时候，家里的一条街上还有不少“进士第”。家乡的人以他们为骄傲，也使我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许，我喜欢历史的种子在那时候就己经种下。等到上了小学，能读书的时候，我喜欢上了连环画。那时候，我家乡有许多出租“小人书”谋生的人，他们挑着担子走街穿巷，担子中有各种各样的“小人书”。家里每每给我的几个铜板，都用在了租书上。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历史故事，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说唐》、《西游记》、《水浒传》等等。每本历史故事书，我总是津津有味地看了又看，爱不释乎。在这些租书人中，有一位既租书，又会“说书”，他能把历史故事说得神采飞扬，栩栩如生。     今天回想起来，小人书讲的故事有许多是不可信的，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历史知识，恐怕都是来自演义、戏曲和小人书之类的通俗作品，它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有人问我，你怎么喜欢上历史的，我将回答，最初是受了连环画的影响，它是我最早阅读的历史书，而那位租书人就是我的启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蒙">蒙ersonName>老师。尽管小人书里的历史知识并不准确，但唤起了我一种特殊的兴趣和爱好。若没有童年的这段经历，我对历史的兴趣也可能会长眠心底。     中学时代，语文和历史是我最喜爱的课程。学校的课本己不能满足我的读书欲，就去寻找课外读物。当然年纪稍长，己不会再去找连环画了，而是寻找各种古籍书。常熟文人荟萃，藏书楼很多，我家对面就是江南有名的藏书楼，即瞿家的铁琴铜剑楼。我读中学己是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经济萧条，藏书楼己风光不再，但是，街市上还保留了几家小小的古籍书店。书店里摆着各种线装书，书店的老板允许人们在那里随便看书。书店里书虽然不多，也没有什么很宝贵的版本，但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已是极丰富的宝库了。书店没有座位，只能站着读，我就这样贪婪地站着读各种经史子集、诗文词曲，尽管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但我感到新鲜有趣。有时候碰到特别喜欢的书，就想方设法买下，日积月累，到高中时，我居然也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书库。我虽不是有意去寻求知识，但书籍中展现的我国悠久古老的文化，我们祖先披荆斩棘创造生活的精神，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     我高中时代记忆最深的是教授中国文学史课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程的">程的ersonName>老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师杨毅庵">师杨毅庵ersonName>先生。杨家是常熟望族，族人杨崇伊是戊戌变法时奏劾康有为的保守派。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杨毅庵">杨毅庵ersonName>先生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的高才生，有家学渊源，对中国占代诗文极有造诣，他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课程非常精彩，指点文章，论说千古，把我这个16岁的孩子听得如痴如醉，十分入迷。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杨">杨ersonName>先生对我的用心学习似乎也很欣赏，要我在中国人名大辞典和其他书籍中查找古代文士诗人的小传，汇集成册，用钢板刻印后，发给同学们参考。不久我成了杨先生的义务“助教”，帮他查找资料，抄写作品。他也悉心教授我古文作业。每到寒暑假，我几乎每天上午都到他家中补习课程，他为我和其他学生讲授《左传》、《诗经》、《荀子》、《庄子》和《昭明文选》。他的讲授，清晰细微，一篇文章立意之新，用笔之妙，炼句之工，用字之切，讲得头头是道。他讲授时精神贯注，口若悬河，还能运用古人吟诗诵文的方法，琅琅吟诵。尤其是读词赋和读骄体文，平仄对仗，神妙之至，我们最喜欢听杨先生吟诗诵文，抑扬顿挫，声遏行云，真正是美的享受。     在杨毅庵先生将近二年的指导下，我高中时代就接触到经史子集各部类的书籍。“人生难得一恩师”，杨毅庵先生是我故乡小城的普通文士，清贫一生，终身以教书为业。我从他那里学习所得最为丰厚。至今我每逢教师节总要想起杨先生对我的殷殷教海，他帮助我奠筑了历史研究的知识基础，是我在学术领域的第一个领路人。我总想写一篇纪念杨毅庵先生的文章，惭愧的是我只知道他的姓名，略知他的家世，关于他的事迹，当年竞不闻不问，一无所知，连他的岁数也不知道。前几年几次向往日同学们打听杨先生的事迹，也无人知晓，纪念他的文章一直未能动笔，令我深以为憾。     迟云飞：我注意您早年的作品还有散文。     戴逸：中学的时候，我尝试写散文随笔，在《常熟日报》等报刊发表过《春》、《谈扇》、《爱山篇》、《送毕业同学序》、《投考记》等文章。尽管我非常喜爱历史和文学，但我高中毕业时并没有报考文科。那时重理轻文的风气很重，学理工科比较容易找到一份养家糊日的职业。还有就是日本占领的上海，许多大学都迁到了内地，上海没有好的文科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我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可是，在上海交大学习期间，那些理工科课程我总是格格不入，我还是喜欢历史和文学，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感到很苦闷，内心十分矛盾。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说来真是碰巧，考场就在上海交大，而且就在我的宿舍楼下。一种强烈的冲动促使我去试一试，结果我被录取了。我在交通大学两年后就可毕业，现在却要上北京大学的一年级，从头开始要读四年，岂不是太亏了?我的同学、朋友、亲戚多数劝我不要去北大，我确实很犹豫。但是对文史专业的向慕，对北京大学的仰望，又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远走北京。经过反复的考虑，我决定放弃上海交大的学籍，到北京大学学习历史。我的人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那个时代，学工科毕业好找工作，收入也会比较高。但从童年时代起的兴趣和爱好，却使我走上了清贫寂寞的历史学者之路。可以说，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迟云飞：能说说您在北大学习的情况吗?     戴逸：在北大，我听过胡适、郑天挺、沈从文、贺麟、许德布、向达、邓广铭等著名学者的授课。辅仁大学的陈垣先生也曾到北大讲课，我也听了。这些老师们的专业不同，讲课风格各异。有的逻辑严密，立论精当；有的内容充实，援引繁富；有的学识渊博，口若悬河。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着重启发式教育，从不照本宣科。他们全都没有固定的讲义，在课堂上评古说今，议论风生，答难解疑，出口成章。讲授的问题，有时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有时则寻根问底，反复论证，穷究精义。他们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课堂上和课堂外，师生们可自由交流，各抒己见，相互问难。我在这样的氛围中，对历史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迟云飞：您的大学没有读完，就开始工作，也是有趣的事。     戴逸：那年发生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学生沈崇事件，我在北大参加了学生抗议运动，还是个带头的，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对我下了通缉令，我只好离开北大进入解放区。我在北大只读了两年。     1948年，我进入解放区华北大学(在河北i1：定)，经过儿个月的政治学习。分配工作时，上级让我们填写工作志愿。我虽然参加学生运动，但我并不想从政，我的兴趣还是学术研究，于是我填了“历史研究”四个字。我被分配到华北大学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在党史专家胡华先生的领导下工作，从此正式走上了历史学研究的道路。华北大学进入北京后，改为中国人民大学，我在这里工作至今。     研究踪迹：从近代史到整个清史     迟云飞：人们都知道您是清史专家，却不知道您的第一本著作写的是抗日战争。能给我们讲讲情况吗?     戴逸：我进入华北大学后，按照工作的需要，先是学习中国革命史。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尝试写作。日本侵华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当了八年亡国奴，其间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经历的屈辱、悲惨、痛苦和恐怖，真是诉说不尽。我的堂兄、表哥都在抗战中牺牲，我家也曾掩护过新四军战士。当时东北出版了一本通俗的解放战争史，我受到启发，就计划写一本抗日战争史的普及读物，把中国人民经历的苦难、日军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介绍给读者。经过断断续续两年多的努力，写成了《中国抗战史演义》，取笔名王金穆，1951年由新潮出版社出版。书用章回体，还是与我少时读很多演义类书籍的影响有关。这是我的第一本著作，那时我才25岁。这本书虽然幼稚，但却是我学术道路上的起跑点。这本书印行过好几版，行销很广，还曾在一些广播电台播放。     迟云飞：您的《中国近代史稿》我大学时代就读过，那也是我读到的第一本您的著作。我当时的印象是资料翔实，论述也比较平实，我的同学大都读过这本书。我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可见即使文革以后，这本书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您能说说这本书的情况吗?     戴逸：1952年，我被调到中国近代史组。1955年起，我给中国历史研究班上中国近代史课。当时上古代史课的是尚铺先生，尚先生当时己是成名学者，在中共党内的资格也很老，这使我感到很大压力，但也促使我格外努力，认真备课，日以继夜地阅读史料，思考问题，在近代史领域中摸索前进。1956年，我在讲义的基础上，一面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一面撰写《中国近代史稿》。当时可参考的著作和资料都不多，难度很大。两年时间，我居然写了近40万字，写到太平天国失败。1958年，《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代表作，那年我32岁。这部书的较大篇幅是写太平天国，写作过程中，我时时会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感到两次农民革命之问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和类似，但是其内容、特征和结局又很不同。我深深体会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相似性和多样性。我以前学习的革命史知识对我理解太平天国有很大帮助，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会互相促进，现实知道得更多，对历史会理解得更深。     迟云飞：当时我们都可惜这本书只写到太平天国失败，您为什么没有把它完成呢？     戴逸：我实际上写了三卷。《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出版后，我开始撰写第二卷，但进展很不顺利。原因是各种运动太多，大炼钢铁、大跃进、放卫星、批判彭德怀、拔白旗，数不清的花样，弄得人头晕脑涨，耗费了无数的时间。1964年，我们中国历史教研室干脆全部出动，到山西五台搞“四清”，长达一年之久，就这样一直闹到十年动乱爆发。在这种条件下，写作很慢。1964年基本完成第二卷，共40万字。当时左倾之风越来越盛，上海学者姜铎和黄逸峰因写洋务运动的文章而受批判，我这一卷主要的篇幅恰好是洋务运动，我担心第二卷如果出版，会有不可测的后果，因此只印了油印本，没有公开出版。接着又写第三卷，写到戊戌变法，然后文革就爆发了。文革以后，我的兴趣已转到清前期，近代史的研究也有了很大进展，我要再将史稿完成，势必花费很大的精力，因此没有再写。     迟云飞：后来您的研究就逐渐转到清前期了。     戴逸：是的。文革开始，我被打成黑帮，以后人民大学解散，我们教职员都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十校劳动。我当时40出头，精力充沛、思想成熟，是搞研究的黄金时代，我有八九年与书绝缘，太可惜了。1973年我们返回北京，因为人民大学没有复校，我们被分到北师大，在北师大内建了一个清史研究小组。当时正值中苏边境冲突的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苏联有历史学家带着档案来谈判，可我们没有。外交部就希望历史学界开展边界问题的研究，以为谈判时的参考。我选择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一课题。我用了四年时间，对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情况、条约文本和争议问题作了详细的研究，写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 ,197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代表作，这部书写于中苏边境冲突之后，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但我努力保持冷静客观的立场，力求从学术上研究中俄东段边境的沿革。当然，当时苏联己公布不少档案资料，充当翻译的两位外国传教士张诚和徐日升的日记也己翻译，我又从故宫查到满文中有关尼布楚谈判的奏折。因此，我得以详细地展示中俄谈判的具体情节。     迟云飞：我知道，人民大学是文革以后才复校，那以后您就全力研究清史了吧?     戴逸：是的。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当时社会上还没有一部系统和篇幅适中的清史著作，我向郭影秋副校长建议，先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这样就开始了《简明清史》的写作。书稿是集体写作的，我担任主编。我投入了很大的力量，阅读大量史料，研究、琢磨了很多问题，审稿时逐章逐节甚至逐句逐字修改。70多万字的书，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这是我的第二部代表作。     迟云飞：您是从研究晚清，转到研究清前期。     戴逸：我们那个时代和现在很不一样，要讲服从革命需要。我从研究革命史、近代史，最后固定在清史，都是工作的需要，上级的安排。不过，这和我的兴趣基本是吻合的。     迟云飞：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己在湖南师范大学当教师，研究晚清最后十多年的历史，需要了解清前期的情况，主要是读您主编的《简明清史》。90年代以后，我又读到您的《乾隆帝及其时代》，这本书写作和出版的时候，您已经60多岁，我当时除了感到书扎实、有见解又语言通俗易懂外，最深的感触就是60多岁的人还写出这么扎实的著作，真有干劲。您的书有两个点，一个是作为对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乾隆，一个是他的时代，您有什么看法?     戴逸：乾隆帝承袭父祖遗业，他知识广博，才能卓越，勤理政事，能谋有断。他改变雍正帝的严刑峻法，宽严相济，一定程度缓和了社会矛盾。他又平定准噶尔、回部，加强与西藏的联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其文治武功，业绩卓著，迎来了清朝的全盛时期。但晚年的乾隆重用和珅，政治渐趋腐败，又实行闭关政策，中国渐渐落在了西欧的后面。     人物和时代具有密切的关系，时代创造人物，给人提供活动的舞台，而人的思想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人的思想具有时代性，他在时代的氛围中成长，反映时代的特色，执行时代的要求，解决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当然重要人物也参与、领导和塑造时代，给时代打上他个人的印记。乾隆应该说是这样的人物。乾隆一书是我的第四部代表作。     迟云飞：我到人民大学清史所读博的时候，您正主持《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课题，后来就出版了系列著作。我看到这部书有导言、政治、军事、边疆民族、农民、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九卷，《导言卷》是您自己撰写的，加起来可说是煌煌巨著了。我知道，这套丛书在学界很有影响。我也特别喜欢读您写的《导言》。您认为18世纪是怎样一个世纪，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18世纪意味着什么?     戴逸：18世纪对中国和世界都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开始走向工业文明，从此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8世纪中，以英国的产业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大革命为标志，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纪元。历史发展缓慢的节奏和停滞的外观突然发生了变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从1750年以来两个半世纪，全世界工业生产增长430倍，生产力像泉水一样突然地喷涌而出。人类的生活状态完全变了样。当时的中国虽还没有开始近代化，但18世纪i1，处在清朝的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另一方面，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加强，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一系列重大变化正在进行或即将开始。18世纪，中国和西方从占代相4.隔离的状态中走出来，开始迅速地接近，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碰撞、斗争。这个历史进程，人类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失去了认识世界、追赶世界、发展自己的好时机。     18世纪以后，西欧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由于外国侵略和内部动荡而一蹶不振，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所以，我们要研究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从比较中研究。希望更好地认识这段历史，也深入反思这段历史，把握今后的机遇，帮助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更好更快地前进。     “勤”“苦”“乐”“迷”：勤奋是成才之路     迟云飞：我是您一个不太成器的学生，现在带博士生、硕士生总感到自己学识不足，我就常举您以及其他老一辈史家为例，让他们向“师爷爷’，学习。如何成就学问，您能给这些年轻人一些建议吗?     戴逸：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勤奋。我相信做学问没有捷径，“勤’，字最为重要。从我治学的经历说，我觉得有四个境界：那就是“勤”、“苦”、“乐”、“迷”。这四个境界贯通串联，循环往复，筑起一条成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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