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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译事回眸”是以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作为自己求学的起点的。其实中学阶段也是我人生中喜爱思考与读书、汲取知识最强的年龄；严格而良好的教育对自己今后确立人生坐标与追求、完善品性都是不可或缺的。如同进入西南联大是我平生幸事一样，我有幸在石室中学度过了高中。打开尘封的记忆，我好像回到了久远的过去……。
我10岁时，也就是1937年，父亲把我从四川大竹县老家送到成都大伯父家求学。大伯杨伯钦是著名教育家，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他1914年留学日本，巧的是与郭沫若、还有一位吴姓同学三个异国同乡同居一室，彼此关怀备至。郭沫若在经过艰苦的努力考上至关重要的官费时，伯父热烈为之祝贺，认为不到半年能取得官费入学资格，真是史无前例。伯父留学归国后任四川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继任职省教育厅，主管全省中小学教育，并创办了对全省很有影响的平民教育促进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那时处于大后方的成都一切都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伯父把我和他自己的儿子、比我只大一岁的三哥一起送到成都市最好的小学——成都市立第一小学读高小。这所小学座落在市中心最大的少城公园里，校舍是一座新建的三层楼房，教师都是很优秀的，对学生的教育十分严格。小学毕业时武汉失守，成都经常受到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市内学校纷纷疏散到郊区。伯父就把我兄弟俩送到成都东郊锦江之滨的私立成城初级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是伯父早年几位有志于教育事业的学生集资兴办的，新建了一座“U”字形大楼，所有教室和学生寝室均容纳于内。校区南端是一些供教职工住的平房。伯父把我们送到这里上学，也是由于学校给他准备了两间平房，作为有空袭警报时疏散之用。学校新办，要闯出个样子来。聘请的都是很有水平和经验的教师，管理极其严格，几乎可以说是军事化的。我们的训育主任样子很凶，又来自四川边远的古蔺县，大家暗地叫他为“杨蛮子”。学校规定熄灯后是不许讲话的，训育主任每晚都要巡查，如发现讲话者，不仅大声喝斥，还用鞭子往被子上一抽。学校的对岸是成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望江楼公园。望江楼建在锦江由东向南的转折地段上。登楼远眺，江天一色，十分壮丽。楼内经常有一位老者神情专注、旁若无人地在那里弹弄古筝，更加增添了这儿的诗情画意。离楼不远的绿荫下有一口周边砌得很精致的井，名叫“薛涛井”。据传唐代名妓薛涛在恶势力淫威下宁死不屈自尽其中。在那里还可以品尝到余味无穷的“薛涛干”。我们这些初中生常在课余闲暇时摆渡到望江楼欣赏古筝弹出的“平沙落雁”、“十面埋伏”等动人古曲，或到薛涛井边驻足恁吊。望江楼的美景是那么迷人难舍，记得当时我和一位余姓同学，常在一起绞尽脑汁，遣词调句，总想构思写出一篇描绘记述它的文言文章来，只不过始终未能如愿。
1942年秋，我从成城中学初中毕业考入了成都石室中学读高中。石室中学是成都地区一所著名的中学，历史悠久，达两千多年。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在毗邻供奉孔子的文庙的空地上，筑石室，办起了当时全国第一所官办地方学校，从此，薪火相传，弦歌不绝，直到近代转型为新制中学。最初这所学校由成都市所属十六个县联合出资兴办，校名为“成属联中”，是当时成都著名的四所中学（成属联中，成都县中，华阳中学和私立树德中学）之一。后改为省立学校，这才更名为石室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免遭日寇空袭，石室中学“疏散”到邻近的新繁县郊区的清凉寺，我就是在这里入校就读的。从成都到新繁有汽车往返，而从新繁到清凉寺就只有步行了，如有行李，那就只能坐单人推的独轮车，老百姓称之为“鸡公车”。清凉寺是一座早已荒废的寺院，寺内新盖的一排排以茅草为顶、泥糊篱笆为墙的平房就是石室中学的校舍。国难当头的日子里，这就很不错了，来到这里的师生，非但没有条件差、难以适应的感觉，反倒是觉得这儿的环境是那么的平和、自然、温馨和亲切。入校后，在和同学们的交往中，特别是高年级的同学总是以一种自豪自信的口气向我们赞美夸耀石室中学，说它是所名师荟萃、人才辈出的学校。成都地区的有名气的中学教师，什么不带教具能徒手在黑板上画出各种包括圆在内的几何图形的“高几何”呀，什么从不带教科书和讲稿，一堂课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道出写出各种化学元素及其分子式的“张化学”呀，……。他们还颇为得意地说，著名的进步诗人何其芳还曾在石室中学教过“国文”呢。石室的高中毕业生很多都考入了当时大后方各名牌大学，如昆明的西南联大，重庆的中央大学，乐山的武汉大学等等，在这些大学里都有“石室校友会”。他们骄傲地告诉我，鼎鼎大名的哲学家贺麟先生就是从石室中学（当时的成属联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然后赴美深造，游学德国的。这番话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原来我景仰的贺麟先生也是石室校友啊！我到北京大学后，凡有石室校友的活动，我都禀告并陪同先生去参加。记得大约是1950年，北大的石室校友在北海公园欢迎新来北大就读的同学，我就陪同先生一道去参加了。当年被北大地质地理系录取的新生，现定居加拿大回国探亲的陶世龙校友，通过网络看到有关我的一篇文章而联系上了，他不无感慨地提到这段难忘的往事，真是风雨故人来！
高年级同学还向我盛赞石室中学的同学大都热爱体育运动，特别擅长排球。石室中学的排球队在成都地区各校的联赛中总是连连夺冠。石室的排球高手后来也都是他们所就读的大学里的排球中坚，甚至如在西联大由石室校友组成的排球队还很拔尖呢。
然而，石室中学最突出最根本的特点还是在于它独树一帜的学习风气。我入学不久就发现，这里的同学对正在学习的各门文理功课虽然都比较重视，但不是平均用力，死劲地门门追求满分、高分；而是有的科目成绩平平应付过去了事。反之，他们对于自己喜爱的科目却肯下功夫，不限于只读规定的教本，而是博览有关的课外读物。不仅如此，他们往往随兴所之，读的看的也许是与正在学习的科目毫无关系的书籍。同时也爱就所爱所得相互交流切磋，有的甚至高谈阔论，争得耳赤面红。太累了，就停下来一起到操场上玩玩球，到附近的田梗上散散步，甚至到远一点的河里去游泳。在他们当中绝看不到“读死书、死读书”的影子。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石室中学这所有着浓厚而自由的学习空气的学校里，耳濡目染，我也深受薰陶，万般热爱读书。几年来逐渐接触和读了一些倾向各异的书藉。主要有王阳明的《近思录》，惠能的《六祖坛经》，林同济先生创办的“战国策”杂志上关于叔本华、尼采哲学的文章和陈铨先生的书《从叔本华到尼采》，还有尼采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有这些都与我在国难深重而又逼近胜利的日子里对社会对人生有时兴奋、有时消沉、时而浪漫幻想、时而趋向现实的幼稚思考有着不同程度的天然联系。尤其是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把世事万物都看作唯一意志的体现和由此而来的对世事和人生或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的推论，更是使我激动，令我陶醉，发我深思。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研究“一切是一，一是一切”的学问，那就是哲学。慢慢地我放弃了一直怀抱的步两位胞兄后尘学习当时最为热门的经济学的念头，而立志要学习哲学。
当我在清凉寺上完高一后，石室中学就迁回成都了。不过不是回到城内原址。因为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城内学校仍须“疏散”到郊区或乡下。石室中学就迁到成都南郊武侯祠对面名叫萧家河的地方，新盖的校舍仍然是和在清凉寺内一样的简陋平房。四周田野无际，阡陌纵横，清清流淌过的小河，宜人的景色，与清凉寺别无二致。我高中二年级就是在这里渡过的。小河岸边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在那里望着逝去的流水阵阵出神。人生不就像这流水一样在不停地逝去吗？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写了一篇近似散文诗的短文，抒发这时的感受，以“中冷”的笔名，寄给了报社，不料几天之后竟在报纸上刊登了出来 。我喜出望外地再与报社联系，可“泥牛入海”，再无消息，我不免大失所望。这件小小往事却沉淀在我心底，成为我回味高二学习生活的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按学校的安排，高三的教室在武侯祠内以篾席为外墙的宽阔走廊里。武侯祠始建于东晋，最近一次重修在清康熙年间。祠内古柏参天，芳草如茵，殿宇雄伟，亭阁秀丽，复有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宰相裴度撰、大书法家柳公权书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面对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武侯高大塑像，心中默诵着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篇——“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涙满襟。”前段时间在萧家河的那份伤感顿时洗涤殆尽，而代之以做一个诸葛武侯那样为自己的事业心力交瘁的人的情怀。可是，正在这时，我不得不因奔父丧而休学返回千里之外的大竹县老家。等我回到成都复学已不能在原来所在的班级——1945年夏季毕业的高十六班就读，而只能上晚一个学期毕业的高十七班，从而就会错过1945年度大学招生的机会。当时我只好去找原班主任诉说我内心极度的不安，他开导、鼓励我说，你完全可以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大学嘛。这样，我就鼓起勇气报考了华西大学哲学系和我梦寐以求的西南联大哲学系。我从内心感激爱护关怀我的班主任，是他使我有幸抓住了西南联大最后一次招生的机会，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就将撤销，临时联合办校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将迁回平津三校各自的原址。此刻我也感谢那时灵活的高考制度。
在西南联大发榜之前，我已进入了较早录取和开学的华西大学哲学系。它是美国各教会联合创办的一所高等学校，所以它的全名是“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大学与国立四川大学同为中国西部地区的两座最高学府。它的医学院，特别是口腔医学在全国一直拥有很高的声誉。华西大学的校舍独具风格，是一座座灰色的宫殿式的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广阔美丽的校园里，特别是毗邻牧场的钟楼一带，是大花园中又富有田园风光的地方，景色更是幽美，令人流连忘返。我的大伯父在卸去省教育厅职务后，立即被华西大学聘为校中文秘书长。他对我能就近在华西大学上学十分满意。但是，当西南联大录取的消息传来后，他见我欣喜若狂、执意要去的样子，虽然有些舍不得和不太放心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但作为开明的家长和高瞻远瞩的教育家，还是赞同和勉励我到西南联大去求学。于是，我就只身负笈，告别了我生活和学习达八年之久的锦官城，告别了美丽如画的华西大学，告别了养我教我的伯父母和在一起嬉戏学习成长的兄弟姐妹们，踏上征程，直指南疆，奔向祖国的春城昆明去了。此时，中国人民的八年浴血奋战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新的前景在召唤着青年一代。
当我跋山涉水、历经旅途磨难，到达西南联大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派完全异于华西大学的景象。学校座落在昆明市的近郊，由一条东西向的马路隔开为北区和南区。校舍是一排排由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设计的干打垒平房，校园内树木稀少，既无芳草如茵的绿地，更无争奇斗艳的花圃。北区是学校的主干区，大部分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大礼堂、行政机构、学生宿舍和食堂等等都在北区。南区的范围小多了，只有少许的教室，此外就是医务室，最主要的是有学生俱乐部，免费提供茶水，成为同学们三三两两放言高论，或低声议政，或休闲打桥牌的场所。
来到西南联大简朴、平实的校园，我没有任何陌生的感觉，反倒是感到倍加亲切。这里的景象与我高中时期在清凉寺和萧家河经历的何其相似乃尔。这也许是我在这里比在华西大学觉得更为自在、自然的原因吧。但是，对于我来说，最为根本的是，西南联大是学者云集、大师荟萃的最高学府。我以能赶上末班车来到这里，师从全国著名的哲学大师，目睹他们的风采，亲聆他们的教诲而无比庆幸和自豪。
我一个18岁的大学生，一到学校，就鼓起勇气去觐见我敬仰的学贯中西印的汤用彤先生。先生热心扶持后学，竟然应允了我的请求，把他的藏书、线装本的《高僧传》借给了我这个刚来校报到的新生，内心的感动和感激无法言表。可惜的是，贺麟先生正在重庆中央大学讲学，无缘及时拜见。与此同时，我又到处搜寻名教授们的著作，如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金岳霖先生的《论道》，贺麟先生的《近代唯心论浅释》，郑昕先生的《康德学述》，洪谦先生的《维也纳学派哲学》等等。那时，我作为大一学生还只是上一些基础课程，如政治课（三民主义）、大一国文、大一英文、普通生物学（也可选数学、物理、化学，只限一门）等等。唯一与哲学有关的就是金岳霖先生给文科学生开设的、可以说是哲学启蒙课程的“逻辑”（形式逻辑）。
金岳霖先生是把现代逻辑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先驱，是上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进行逻辑分析的最大代表，是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联大撤销，金先生复原到清华大学，我就没有机会聆听先生讲授《知识论》等经典课程了。1945年第一次听金先生讲逻辑课的情景至今不忘。金先生身材高大，面庞清瘦，经常带着一付墨镜和用深绿色透光胶片制的太阳罩，很有绅士风度。他习惯于坐着讲课，当他要学生回答问题时，总是照着名册，用温和而有力的声音叫“mister某”或“miss某”，让人亲切地感到先生对待学生的平等态度。先生讲课的语气一般比较缓慢，但讲到重要之处也会急促有力，先生在讲授中并不刻意追求趣味，但下面听课的学生总是聚精会神，兴味盎然。我与先生在课下有一段难忘的巧遇。联大北区西北角上有为师生服务的洗衣房，一次我送衣服去洗时恰遇先生取衣，他见我来了，把叠好的衣服随手放在长条凳上，然后就坐在上面兴高采烈地同我谈起话来。可当他要走时，却突然有点惊慌地叫起来，“我的衣服呢，我的衣服呢？”并四处张望搜寻。我忍不住笑起来说，“不就在您下面坐着的吗？”金先生起身一看，不禁哑然失笑。
七年之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金岳霖先生从清华到北京大学任哲学系系主任，而我当时正调入新成立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有一次他看见我时亲切地表示，希望我回到哲学系在他身边工作。但是当我多方争取1956年底真的回到哲学系时，先生又将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国社科院任哲学研究所所长了。先生一直单身，生活由一位能做一手中西好菜的厨师照顾．先生喜欢和中青年教师（多半是他过去的学生）交往，如汪子嵩、周礼全、吴允曾、朱伯崑等，有时邀请我们去他家饱餐一顿美味的“烧烤鸡”。1957年初我和肖静宁的婚礼在北大中关园工会俱乐部举行，由亲密无间的好友乐黛云、汤一介操办。参加婚礼的有肖静宁班上的同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和哲学系所有的教授讲师。金岳霖先生也来了，临行时他悄悄地塞给我一个红包，在我耳边轻言细语地说：“恭喜你们，我不会买东西，你俩挑着买点喜欢的东西吧！”当时我的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1959年，当我即将转赴武汉大学任教时，到东单绒线胡同中国社科院宿舍楼向先生辞行，他还是拉着我的手，由衷地叮嘱我“要珍爱自己的感情，不断加深自己的感情啰！”先生的话一直牢记在我的心底。先生用最高的理智驾驶自己的情感的故事我略有所知，那是一曲感人肺腑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千古绝唱。这一别又是十多个年头过去了，1974年我有机会到北京，曾到先生住处拜望。一进门就看见年近八旬的先生孤独一人坐在诺大的客厅的一张长沙发上沉思。他见我到来很是高兴，想用力站起来与我握手，我赶快上前挡住。这时我不免有些伤感，但我立即想到，这不就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探微穷理的哲人常有的孤寂的命运吗。在我眼前呈现的，不就是以其深邃思想影响了人类哲学发展进程的康德那样的哲人吗？正是康德，单身一人，惟老仆相伴，思索探究，直至80高龄。想到这里，伤感之情，一扫无余，而是更加肃然起敬，为先生的健康高寿深深祝福！
在西南联大，通过学习金岳霖先生讲授的“逻辑学”，我虽然懂得了正确思维所必须遵守的规律和形式，但我却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在中学时代就树立的对非理性哲学的信仰。在我的心目中，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仍然是我追求的最高的哲学。这种情况在以后的学习与思考中才发生根本的转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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